在上次看完严歌苓的《白蛇》之后，我接着阅读了她的另一部作品，一部长篇小说：《寄居者》。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的话，这大概是个以二战为背景的充斥着纠结情感与人性欲望的女性故事。再通俗一点来说，这本书讲了二战时期一个中国女人周旋于两个犹太男人之间的故事。
故事开始得真烂。如果不是顶着严歌苓的名头，这本书我无论如何坚持不到五分钟。但我居然在耐着性子去读的过程中逐渐被它吸引，居然在看完整本书之后觉得难舍难分，居然觉得这本看似粗糙的书其实写得挺有意思。简言之，它值得一读。
那么，这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
它粗浅。
严歌苓的文章，几乎没有不接地气的。她是这种作者，写出来的东西绝不故作高深，不管什么年龄段的人去读，都能看懂一些东西，都能与文中的某一部分产生共鸣。她不爱说一些咬文嚼字的漂亮废话，她很踏实，很亲民。
《寄居者》更是如此。
“告诉你们的这个上海有个最大特征，就是气味。气味可不怎么样。成千上万辆马桶车走出纵横交错的里弄，走过大街小巷，在路面上留下一滴滴浓稠的黄色液体。马桶车向裴伦路的粪码头汇集，如同好东西一样给仔细装上船，顺着臭墨汁一样的苏州河走去。河边挤满乌篷船，所有没钱住陆地的人都在甲板上晃悠悠地吃、住、生、死，在水里晃悠悠地洗漱、饮用、排泄。”
这是《寄居者》里的上海场景，一幅寻常到无人在意的生活画面，与大众印象里那个歌舞升平风情万种的老上海洋场完全不一样。这个故事也就建立在这个肮脏的极度生活化的场景之上，所以它粗浅，并不精致。
它直接。
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中国女人“玫”的回忆录，第一人称，第一视角。玫的心情，玫的感受，玫的所思所想，一览无余。它们直白、坦诚地暴露于读者面前，会让人有些微微的不适感。仿佛你不是通过看书才了解她，而是这个人就直接坐在你对面将几十年前的那段秘闻娓娓道来。你会发觉虽然这女人容颜已经老去，但骨子里那种老上海女人的混沌与风情却丝毫未变。
“那天我一接到你的电话，我就知道他已经不在了。我听说他病了一年多，病中常常吃中国菜、听二胡曲、过犹太礼拜、念叨我的名字。其实我和他之间，并不是人们定义的那种关系。人嘛，总想在一个了不起的人身上找到七情六欲的事。好吧，随你们的便。把‘情妇’这个字眼用来做我的名分吧。我和他都老到发窘的地步。没有这名分已经够受。你的书我读过几本，所以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都不会照实出现在你的书里。干你们这行的，非得添枝加叶，对此你们没有办法。”
在《寄居者》这本书里，阅读本身作为一种旁观者行为被作者转换成另一种形式，它让你身临其境，让你成为书中主人公的倾诉对象，成为故事的目击者、当事人，让你不由自主融入这段隐秘的往事之中。
它纠结。
严歌苓曾提及这本书的创作背景：1993年，严歌苓与先生在柏林墙的一个展览馆里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在东柏林订了婚，小伙子先到了西柏林，两人被迫分开，但他深爱着他的未婚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欧洲见到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长得非常像他的未婚妻，于是他想了一个计划，勾引了这个女孩，把她带到东柏林，然后偷了她的护照，让未婚妻冒充这个欧洲女孩，成功地离开了西柏林。”
严歌苓后来把这个故事做了修改，把它搬到二战时期的中国上海，把主人公换成中国女孩玫，把另外两位主人公换成了二战时逃来上海躲避战乱的犹太男人。
这种把戏在中国早已不新鲜，狸猫换太子的调包计在宫斗戏里也是家常便饭。但《寄居者》这种形式的瞒天过海依然深深地吸引了我，人性在整个故事里自说自话，美好的东西可以一瞬颠覆，而肮脏居然也能酝酿出伟大。
我想，我对这本书的喜爱，或许与它奇特的故事架构有关，但归根结底让我从心里觉得它还不错的原因，是这个故事中欲说还休的人性。
爱情——
爱情是故事的主线，如果不是因为一段纠结缠绕的三角关系，这个故事也不会发生。
爱情在女主人公玫的身上是模棱两可的，她一方面觉得自己深爱着纯洁美好的彼得，一方面又不由自主沉浸在与杰克布的交欢之中。欲望与梦想，肉体和心灵，让她迷失在1942年的上海，无所适从。
“所以，你看，我那时把跟彼得的恋爱看得那么重。对于我们那个年纪的男女，可以没有面包但不能没有恋爱。我们对于荷马、莎士比亚、海涅、普希金、拜伦、雪莱，以及贝多芬、勃拉姆斯、门德尔松、舒伯特的解读其实始终留着一些乱码，要到一次真正的恋爱爆发，才能最后将它们解密。这就是二十岁的我。”
“你还年轻，肯定记得自己犯过这种毛病：某人的缺席反而使他在你心里完美无缺。尤其对二十岁的年轻女人，缺席的恋人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俊气，离那种搭帮过日子的未来越来越远。彼得在现实中缺席，所以在我印象里就无懈可击的美好。”
这些感悟都是玫在几十年之后的自述里披露出来的，陷在恋爱中的青年男女，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真正明智。当玫在1939年的上海偶遇彼得的那一刻，便注定了一场轰轰烈烈却有始无终的爱情。于是这个二十岁的深陷热恋的中国女人，为了协助自己的爱人逃离战争的残酷，引诱了另一个面容相仿的男人杰克布，开始一场心灵与欲望的博弈。
“我到现在也不真正理解那两年我的感情是怎么回事。背叛和热恋，我在之间疲于奔命。那就是那个时代的我。当然，我是谁，对于世界和你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在一九四一年，有个中国女子把杰克布•艾得勒带到了上海，此后他的自我发现，自我成全，似乎是这次来上海的偶然结果。但任何偶然都不会偶然得那么纯粹，都包含着必然。”
这些反思充满哲理意味，但它们都不是玫在恋爱时期就了悟透彻的道理，它们花掉她此后大半生的回味和思考，才让这些珍贵的瞬间从无数个混沌不清是非不分的观念里跳脱出来。然后她恍然大悟。
年轻人的爱情大多肤浅幼稚苍白无力，犹如破裂前的泡沫，看起来五彩缤纷，实质却完全经不起推敲，但身在其中的男男女女以为遇见人生信仰，愿意拿青春做一场豪赌。
《寄居者》里纠缠不清的三个人最终各自分离，当初那么奋不顾身，几十年过后全都云淡风轻。谁也没和谁在一起，故事的结局不过是：各不相干。
亲情——
《寄居者》里讲亲情，用语很少，情意很深。经常是偶然出现的几个段落里，渗进去一些浓浓的亲情。
印象深刻的有三点。玫和父亲，玫和继母，温世海和他的母亲。
《寄居者》里让人动容的亲情，通通呈现出一种“讨债鬼”的姿态：子女是父母上辈子造的孽，需要父母用这辈子来还债。
玫十二岁时母亲逝世，父亲后来找了一个上海本地女人凯瑟琳，凯瑟琳只比玫大六岁，玫打心眼里瞧不上小家子气爱慕虚荣的继母，此为前提。
我为玫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动容，说到底是为二人相对无言却心照不宣的温暖与信赖所动容。
玫与父亲的感情是同患难之后的那份惺惺相惜，没有第三人在场的时候，他们双方都是自在的、真实的、彼此无所顾忌且全盘接受。
“我们父女都有别人不认识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只有父女面对时才活过来。一旦我和父亲以我们血缘中特有的面目出现，一切都尽在不言中。没有比那种理解、原谅、接受更彻底了。冒犯还没出现，就已经被原谅了，不管我一生还有多少歧路要走，我爸爸这个时候看着我，全部提前接受。”
你可以说玫的任性自私是父亲惯出来的，是家庭的温床培育出了二十岁时骄傲放纵的女主人公。但凡事皆有因缘，在支离破碎家国危亡的那个年代，玫对于人生的选择其实只是无数人中的一个代表，她和她的家庭以及她的遭遇，是蛮荒年代的微茫缩影。
相比于玫和父亲，玫和继母凯瑟琳之间的感情更复杂动人。如果说玫与父亲是患难之交，那么玫与继母则是亦敌亦友。
在饥寒交迫的困窘中，玫与凯瑟琳有过这样一番谈话：
“本来嘛，侬的事情我不想多闲话的。凯瑟琳长辈面孔出来了。我马上看她一眼。这一眼比拿英文叫她闭嘴还厉害。
她又开口时，先长长地叹了口气。她说女人不是都能够走运，嫁给自己欢喜的男人的。绝大多数女人嫁汉，都不是因为她欢喜那个男人。她说她看得出来，我在彼得和艾先生中间摇摆不定。
我随她去说，要是我告诉她我对彼得从来没摇摆过，并且一生都不会摇摆，她一定会拿出过来人的笑容，更不肯‘shut up’。
她请我别怪她多嘴。她忍不住得多这一分嘴，因为她觉得艾先生对我更合适。
我挑衅地转过脸。现在我正视她了。我问她为什么？她的手从肚子上放下来，拿了一件拆了又织的毛衣，一针进一针出地织起来。她在干这类女人活路的时候，还是有魅力的。
她要我相信她的能力，她看人不会错。艾先生对我更合适。这年头漂亮些的，有点洋教育的女孩子脚踩两条船也不是大事情，但踩久了，自己摇晃晕了，倒会落到不合适的人手里。再说，总不能长期两面瞒，两头坑人，两个人总会对账的，一对账就是女孩子里外不是人。
我突然问她和父亲是怎么回事，当时有没有另外一条船，让她两头踩。
她闷了一刻，然后说：有的。
这种坦白和诚恳，打了我一个冷不防。凯瑟琳彻底逗起了我的兴趣。
我听了我姆妈的话，嫁给了你父亲。凯瑟琳说。
那你不欢喜我父亲。
谈不上的，婚姻又不是白相，要过日子的。
我看着她不到三十岁已经焦黄的脸。为了让我接受她的苦口婆心，她不惜出卖她的秘密。这个做给人看、那个做给人看的凯瑟琳，原来也能豁出去，拿出了真相，只要是为我好。”
生活安定富足时，凯瑟琳与玫几乎是水火不容的存在；而在一场席卷全中国的灾难开始侵入这个岌岌可危的家庭之后，她们团结起来，共同面对困境。贫穷和落寞使人卸掉伪装，变得柔和。
而温如海与他母亲之间的情感则是中国最常见却也最动人的一种亲情。
孩子在成长，逐渐拥有一套日臻成熟的世界观，慢慢从原生家庭里分离出来，走向自己心中的道路。这条道路也许和长辈的期待相契合，也许不仅没有契合，反而与他们的意愿背道而驰。《寄居者》里，温世海从事的革命工作显然与家庭的期待完全背离，在家人眼中，他放着好好的阔少年不做，却跑去做一个随时都有性命之忧并且没有前途的游击分子，既可笑又可悲。
所以温世海逃离了原生家庭的桎梏，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得精神百倍勇气可嘉。当玫为他的母亲带去他尚在人世平安健康的消息时，温世海的母亲说道“这个讨债鬼（她又哭哭啼啼起来），养小人一点意思都没有。就是前世里欠他们，今世来还债的。他要到抗战胜利再回来？抗战不胜利就勿要爷娘了？侬去告诉伊：用不着回来了，抗战胜利啥辰光？阿拉早老死了！”话虽这么说，可是听了玫对温世海长成小男子汉的夸赞，还是照样掩不住心疼和骄傲，“以后回来，倒能要他去跑跑南洋了。”一边眼眶泛红，偷偷抹眼泪。
做母亲的大概都是这样，一边骂着孩子不懂事净知道惹祸，一边心疼地为孩子做打算，归根结底，只图孩子平安健康，如此便一切都好了。当时多大的仇与恨，一声平安就全都消解了。
寄居者——
刨除掉感情的显性因素，《寄居者》文如其题，内核里真正要说的是“寄居者”这个群体。
什么是寄居者呢？
小说开宗明义这样写道：
“首先告诉你的这个上海，就是一船一船的犹太难民卸货一样倾泻在码头上……一船接一船的犹太佬靠上了上海的岸……有时候，在上海靠岸的远洋轮哗啦一下打开底舱，里面装成紧紧实实：一个巨大的人饼。那就是从集中营直接上的‘货’……告诉你的这个上海，有百分之八是白种人。这个上海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勉强把有英国国籍的塞法迪犹太阔佬看做人，犹太阔佬又把俄国流亡的犹太人勉强当人看，而所有这些人再把有钱的中国人勉强当人看，把没钱的中国人完全不当人。再来看看中国人。中国人在这里指上海人。上海人把江北佬、安徽佬，所有外地佬勉强当人看，而把巡捕房的锡克人当‘红头阿三’，把欧洲来的犹太难民当‘犹太瘪三’。假如中国有个说法是‘三教九流’，那么上海是‘九教二十七流’。”
自己的国家不成其国家，自己的领土不成其领土，一样的血脉却一个是“人”，一个不是“人”。
连番不断的战争与颠沛流离的生活，让所有人都笼罩在一种浓厚的忧患意识中。这种意识中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人永远不能确定何处为家，也永远不能获得强烈的归属感。
玫在美国出生并成长到十二岁归国，回到祖辈生活的上海。在美国时，居住于华人聚居地唐人街，永远被当地白人另眼相待，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的社会氛围中；归国之后，以为回到故乡会更亲近，却发现这里依然是欧洲强国的游乐场。若说之前在国外遭受打压还情有可原，可在自己的国土被人欺凌，连“二等公民”都算不上。祖辈在美国吃的苦流的汗原以为会在家乡的故土变换成财富和地位，但到头来才知道，在那样一个环境之下，钱永远都是不够的，地位更是妄想。
这种对生活的灰心丧气和信念的逐渐崩塌，促成了许许多多像玫一样不知所措的青年，在我看来，以玫为代表的这个群体，或许可以被称为“迷茫的一代”：对生活茫然无措，对感情过分依恋，对未来自暴自弃。
故事直到尾声，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解决之道。玫和彼得登上离别上海的船只的那一刻，整个上海正往更深重的灾难里前进，有人在自救，有人在堕落，更多的人则在身不由己的命运里浮沉漂泊。如果玫没有从即将驶离码头的船只上临时变更主意留在上海，那么这个故事将彻头彻尾都是一场昏暗冷血但最终成功了的预谋，缺乏人物的内省和升华。
我很高兴严歌苓把玫的个人形象在文章的最后进行了提炼深化，这让玫作为一个可悲的角色在个性上更加鲜明生动。严歌苓也许不愿意故事太过残忍冷漠，也许是希望二战时期的上海能够有人不断清醒，也许是希望人之为人总还有不可逾越的底线……总之，结尾的转折给了心灰意冷的我一丝若明若暗的希望。尽管微茫，但足够以此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