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历北大清华的日子

                      文/文之缘

  2007年初秋,我从深圳直上北京,为了寻找文化的氛围。现在回想起来,像是昨天的事情似的,可是十年忽攸过去了。

  我一出北京西站,直奔魂牵梦萦的地方——北大与清华。北京最美的季节是秋季,丹红的枫叶在京城西北的角落里飘着。到了清华西门的时候已是暮色四合,华灯初上。起初那种神圣的感觉,在走入清华校园后,没有了。我知道我要找的人他再也找不见了。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早起盥洗完毕,即至饭厅早餐,餐后至书房小坐。王国维到达办公室,准备给毕业研究生评定成绩,但是发觉试卷、文章未带来,命研究院的听差从家中取来。卷稿取来后,王国维很认真地进行了评定。随后,王国维和研究院办公处的侯厚培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相谈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侯给了五元钞票,王国维即出办公室。王国维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王国维吸完一根烟,跃身头朝下扎入水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当一个人的信仰坍塌时,一切都没有了意义!

  北大的海子也是如此放弃了这个世界。《春天,十个海子》里,诗人已经跨越了绝望,接受了自己的死亡,甚至还以复活后的视角,来嘲笑当前的“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诗人写下这首诗12天后,太阳陨落,大海干涸,麦子枯萎。

  清华值得怀念的只有梅贻奇四海揽才的佳话,国学院四大导师,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但他没有一纸文凭。一些学问全世界没几个人懂,但他懂。这此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他傲骨凛然,刚正不阿,为世人敬佩。

  北大就更值得说了,蔡元培先生不拘一格降人才,使学术繁荣,影响深远。

再说王国维写出了《人间词话》,这本著作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文学评论著作。这本书在当时新旧两代读者当中产生了重大的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人间词话》在理论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一些问题上颇有创见。它在书中提出了“境界”说,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王国维科学地分析了“景”与“情”的关系和产生的各种现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造境”与“写境”、“理想”与“写实”的问题。——百度百科。

  同样在清华,还有朱自清写出了堪称至美的散文——《荷塘月色》,他用美丽的景象,含蓄又萎婉地抒发了作者不满现实,渴望自由而又不能的复杂情感。汪曾祺先生曾经有一回忆文章,说朱自清在清华时教过学生宋诗。我也有幸读到过朱先生的文言文章,功力颇深,可见他不只是散文写得好,古诗文、文言散文也厉害。这是那代人共同的特点,他们承接中古,又博通当下,中西学贯,所以那时才会产生一批大师。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能长久留下来的恐怕只有文章,也就是思想其它的都已灰飞烟灭。

  相比清华,北大值得说的事情就更多了。站在蔡元培先生铜像前,我久久伫立,时人评价蔡先生是当世完人,无人有争议,可见一斑!同样在绍兴市的街头也有蔡元培先生的塑像,我在绍兴静静端详先生像,谦谦君子,儒雅中正,为教育事业力挽狂澜,成就了一批大师,也成就了北大。

  然而如今的北大与蔡先生时期的北大比起来,不可同日而语。北大研究鲁迅的钱理群教授说:“我们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们的教育体制,正在培养大批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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