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纠纷岂能私了？人大代表发声，断医闹行业“暴利”！

来源：健康界UGC

作者：王秀华

正文共：1636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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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1月17日健康界读到转自其他媒体的一条消息：“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焦宏伟：建议出台禁止医患私了规定 让‘医闹’无利可图”。那位代表认为，“医闹问题之所以屡屡出现，除了一些客观存在的问题以外，还存在某些人企图通过医闹来敲诈医院。职业医闹的出现，就是因为医闹行业存在着颇多的‘暴利’。医闹之所以难以杜绝，也存在着某些医院妥协所造成的恶果。”

读罢此文心情大好，因为这位代表说出了我一直在呼吁的心里话。

早在五年之前，我就曾撰文，对有关部门制定的法规中依然将“医患协商”作为医疗纠纷民事处理的一条途径这一制度安排提出过异议。笔者下面这些观点虽属“冷饭”，但或许还有些许营养吧，于是就端出来重新炒上一番。

第一，医患纠纷“私了”，客观上极大地助长了“医闹”歪风。

从许多医疗事件的发展过程看，一旦形成事实上的医疗纠纷，自行协商解决最需要的互信基础就已经不存在。在“协商”过程中，医方常感叹“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而患方则怀疑医方利用技术、信息、实力等优势损害其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患者便将协商过程引向了通过过激手段来谋取经济利益的方向。这就为“医闹”的介入提供了运作空间。“医闹”之所以成为一种灰色职业，一些地方黑社会势力之所以介入医患纠纷，均与此紧密相关。

第二，医患纠纷“私了”，诱导了医疗机构花钱买平安的思想，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正是有关规定中有对医患纠纷双方“协商解决”的要求在，且未对“协商解决”的范围和方式做出具体规定，一些地方便相应出现了“大闹多得利，小闹少得利，不闹不得利”的怪现象。患方力图通过高压态势迫使医疗机构赔钱，而许多医疗机构不得已用“花钱买平安”来平息医疗纠纷。事实证明，这种姑息迁就的做法依然形成了“榜样”效应，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公立医院姓“公”，医院私自通过“协商”这一渠道将国有资产转移到患者手中，其法律依据何在？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力作为行为支撑吗？

第三，医患纠纷“私了”，为个别医疗机构用金钱掩盖责任提供了“合法”渠道。

许多地方的卫生主管部门考评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往往采用医疗事故一票否决的办法。这也使有的医疗机构担心自身的不足被定性为医疗事故，因而积极利用“协商解决”的途径，试图用金钱封住患方的嘴巴。作为医疗机构来说，既然“丑”被金钱遮住了，又谈何从医疗事件中吸取相应的教训？如果医疗机构利用“协商解决”封锁事实真相，逃避自身应负的责任，对医患双方乃至整个社会，都只是坏事而不是什么好事。

第四，医患纠纷“私了”，加剧了医疗纠纷处理失序状态。

因为“医患协商”被明确列在了相应的规定中，即使医疗纠纷的一方不赞同“私了”，在另一方的压力或诱导下也往往不得不违心同意。即使双方达成了协议，由于协议存在诸多难以得到法律保护的“硬伤”，因而往往难以彻底终结医疗纠纷的法律处理程序——只要患者反悔，便会前功尽弃。

总之，黑龙江省那位代表关于堵住私下协商解决医闹问题的阀门，将会起到“倒逼医院和患者只能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之作用的见解，可谓真知灼见！

正如上面提到的消息所说，早在2017年8月1日，原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就会同其它有关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新形势下医疗纠纷综合处置工作的意见 》。其中第四条明确规定：“医疗纠纷责任未认定前，医疗机构不得赔钱息事。严禁医疗机构未经调解组织、人民法院调解或审理等法律程序，擅自进行1万元以上的赔偿。”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将“院内调解”和大额经济补偿实行了“脱钩”，这看似限制了院方的权力，实则将化解矛盾的渠道引向了法律途径，从对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都是一种积极的保护。因此该《意见》出台之后，在医疗卫生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好评，且自2017年9月1日起实施之后，在为“医闹”行为起到釜底抽薪作用的同时，也大大促进了医患关系的改善。

窃以为，山东省这一成功经验，极具认真总结和推广的价值。更建议黑龙江省那位代表的建议，在舆论界和法律界得到积极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