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了，回家看看那些让你砍价的亲友｜大象公会
畸形的人情文化，不是中国传统，而是计划松动、资源稀缺的结果。
文｜牛春花
过年回乡最恐惧什么？
是人情。
是七大姑八大姨问你的收入问你的房子，催你何时结婚生娃。
是爹妈嘱托你提前为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准备金额不等的红包。
仅仅是应付令人窒息的人情，就足以让年轻人拼命离开家乡。
所谓的交情，都在暗中被标了价
谈到中国的人情，网上的抱怨都是负担实在太重了。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GSS），2015年人情支出占家庭总收入比例的平均值达到了36.3%；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也显示，2016年全国多省市家庭人情支出超5000元，其中重庆高达10612元。
家在农村，人情压力更大。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8年的一项研究，农户一年饮食平均花费6462.33元，人情花费5297.47元。
人情往来并不只是逢年过节的互相往来，老人大寿、子女升学、乔迁新居都少不了送礼，没有日常的润滑，等到有求于人时，临时登门「疏通疏通」很难开口。
人情送礼，地区不同压力不同。
各种版本的「全国压岁钱地图」中，福建孩子收到压岁钱红包最大，平均一个就有3500元。而「婚礼红包地图」，浙江、上海最高，平均单个1000元。
可惜，这些调查统计颗粒太粗。移民文化浓厚的大都市、地方文化浓厚的中小城市，党政文教卫机关，大型厂矿企业、传统宗族社会……不同的微观环境，人情负担明显不同。
珠三角是中国最早富起来的地方，但是，无论本地人还是新移民，人情支出却比任何地方都轻。在中国「压岁钱地图」中，广东平均水平仅为50元。
·广东红包
仔细留意民意，真正抱怨人情负担的其实是大都市的年轻人，实际上他们的负担并不多，而人情支出比例高的主流人群，或许认为人情负担不轻，却往往乐在其中。
年轻人讨厌的是送礼吗？
中国人情往来中，一部分是传统婚丧嫁娶的随份子，另一部分是关系疏通的送礼文化。
后一种，礼物轻重因人而异，而礼物轻重无关亲疏，只关乎受礼者可支配的资源大小。给一个人送礼多少，其实是按这个人在你心中能量大小来折算的。
是的，中国人情文化最根本的底色是：所谓的人情和友谊，其实都是用金钱暗中标了价。
年轻人真正厌弃的，其实是这种人情文化。
这不是传统的中国人情文化
日本、韩国与中国有文化亲缘关系，甚至被认为更接近中国传统。相对内地，港台的文化也更接近中国的传统面貌。
但在送礼文化上，日韩和港台，迥异于中国大陆。都是送礼频密，但前者更注重仪式而不在意实用性。
日本人韩国人远比中国人喜欢送礼。尤其让中国人诧异的是，像甲刀、挖耳勺这种拿不出手的东西，日本人却能仔细捆扎得花里胡哨，郑重鞠躬双手奉上。
有人介绍过韩国人的婚礼随份子数额。按其占收入比折算，如果是在中国，就相当于两口子月工资加起来一万出头的家庭，参加上司儿子婚礼时，红包是一百元。
香港的红包文化最令内地人惊诧之处在于吝啬。红包被香港人称为利是，一般都是10港币、20港币。一到过年就大肆派发，就为图个彩头。
粤港澳地区与内地红包文化最大的差别，不是红包金额，而是红包的流向。
内地的红包，在亲戚中，是地位、辈分高的人给年轻人，在外部流通时，红包则是变相的送礼，是权力低的人向权力高的人输出；在粤港澳，则是老板给员工派利是，是已婚成家者给单身同事派红包。
·腾讯员工排队等着向马化腾讨彩头
珠三角的这种红包文化，更接近中国传统的人情往来。
压岁钱原本是驱邪降福的象征，小孩最初收到的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礼币，本质其实是「护身符」，而不是在市面上流通的货币。
直到明清，压岁钱也多是用红绳串起的铜钱，象征意义远大于实用价值。清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录》中记载：「以彩线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
1949年之前，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底层居民，婚宴随礼大多都是喜烛、小家具等廉价日用品，礼金并不多见，如果有，数额也不会多。
· 民国上海的集体婚礼
在人情社会关系上，与中国最像的，也不是港台和日本、韩国这样的近邻。
前苏联有着比今天中国更久远的沉重的人情往来负担历史。由于物资和福利普遍匮乏，稀缺资源往往不通过市场配置，于是，稀缺资源的分配权便以特殊方式被市场化。
今天我们熟悉的沉重的人情负担，是八十年代初逐渐形成的。它其实严格的计划松动后，在稀缺资源的分配上，人际资源变得越来越重要的结果。
从调工资、请假、评先进、提拔，到升职、分房、调动、入托、入学，再到考驾照、买火车票、高档消费品到住院……无一不需要请托熟人办事，人情往来变成了隐蔽的行贿。
俄语中的блат（blat），与中国人情中带有灰色性质的送礼，指的就是一个意思。这种人际交往链条，既是正常的救济系统，又是带有腐蚀权力性质的利益输送链条。
并不止是苏联，前东欧国家因为同样的体制皆形成了一套发达复杂的人情送礼文化。今天的朝鲜、古巴皆如此。
不是落后传统，是温暖的城市之光
即使送礼文化没有这种被扭曲的成分，年轻人也会嫌累。
以前中国熟人邻居间互相串门拜访时，礼物会偏实用性，哪怕是一根葱或者一条鱼；现代西方和日韩的礼物往来，多偏仪式性或象征性，比如无用的小礼物，或献上一束小花。
· 日本发达的御守文化
本质上，送礼其实是一个风险分担的救济系统的组成部分，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日常礼物流转交换形成的圈层，其实是一个抵御灾难的庇护系统。
只是，对于今天在外打拼的年轻人来说，只要还是单身，又居住在大城市，他们就离真正的社会人角色还有相当距离，人际关系构成的救济网络，对他们暂时还没什么用。
就像人在最年轻力壮时最不需要保险一样。
国外心理学界研究发现，在经济高增长，年轻人机会特别多的年代，社会观念偏进步主义，崇尚叛逆、个性解放、个人实现，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基本上是被批判和否定的对象。
而中国的人情送礼文化，在年青一代眼里，差不多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当中最落后最愚昧的部分。
从去年秋天开始到现在，拼多多有个影响很大的活动：好友助力领现金。只要你点进我的链接，就可以为我助力，赢得100块到200块钱的红包。为凑够助力，很多人都在微信上扩散自己的链接。
这种扩散引来很多反感。有人扬言要拉黑所有让他点拼多多链接的兄弟，因为「我不和用拼多多的人做朋友」；也有人半开玩笑地宣称，「我给你一笔钱不行吗？别让我帮你领现金了。」
它，被等同于家乡的人情送礼关系网从线下扩散到了线上，躲都躲不掉。
其实，我们应当知道这样一个事实：送礼并非需要革除的陋习。事实上，适当的礼物交换习惯甚至是人类向着文明进化的重要推手。
农业诞生前，一个部落如果猎获了猛犸之类的巨兽，就会邀请邻居来分享。这种对待邻居的友善，会促进人群规模的不断聚合，形成更加深度的分工。于是，通过文明的扩展，人类变得更加凝聚和团结。
而拼多多这种助力，更像是互相走动时，从送一条腊肉转向送一束花，从注重实用性，逐渐变成抽象的仪式。
更何况，大部分被送礼的一方真真切切领到了现金，受到了实惠。
如今，年轻人的「人情世故」更多是在线上进行。除了拼多多的领现金之外，无论是拼单、外卖红包、火车票加速、还是各种种草、偷能量等行为，都可以看做是年轻人的「人情往来」。
即使对这样的行为看法不一，但这样的往来的确在无意间以更小的代价助长了朋友间的关系。
拼多多的数据显示，因为注重人际分享，20到30岁的年轻人已成为拼多多最大水果消费群体，订单量接近52%，有24%以上的人在拼多多上买了自己以前从没消费过的东西。而其中一大部分都是来自朋友的拼单链接。
人类天性是社会动物。虽然程度不同，但不管是社交，还是维持社会关系，都是我们先天的本能。一个缺乏社交的人，就算再怎么独立，也难免觉得孤单。而互相祝贺或是安慰，互送礼物，是我们建立社会链接、抵御孤单的重要手段。
我们正在告别经济高增长和年轻人机会爆炸的时代。当鼓励叛逆、个人价值实现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关于温暖、关切、责任、信任与友善，会成为能抚慰人心的东西。
在机会增长的年代，庸俗的关切、帮助和信任可能成为身后的负累；但当面临的机会增长放缓时，它们就变成了安全感和踏实感的源泉。
就像1931年卓别林的《城市之光》，底层百姓之间的善良、关心和温存，成为大萧条时代最能赢得美国大众共鸣的东西。
回家去看看那些在拼多多上让你砍价的亲朋好友，毕竟我们天天吐槽的年味，其实，就是那份虽然远隔千里，但仍然有人记得你的人情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