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斗士1︱他是第一个被提名诺贝尔奖的华人！就住东堂子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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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曾于2019年11月25日至29日首播。面对现如今抗击冠状病毒肺炎的战斗，重读历史，希望可以让我们坚定战胜疫情的决心。

本节目组特别放弃休假，为大家重新整理并重发这一系列，欢迎转发阅读收听。

上世纪中国差点亡国灭种的大瘟疫，是谁救了中国人？又有什么波澜起伏惊心动魄的故事？对而今抗击冠状病毒肺炎的战斗有什么经验教训？不想看字，听徐德亮老师讲故事吧，一共五回。

鼠疫斗士1︱他是第一个被提名诺贝尔奖的华人！就住东堂子胡同！

鼠疫斗士2︱一个不该被岁月尘封的”防疫斗士“

鼠疫斗士3︱他是实施中国人体解剖的第一人！

鼠疫斗士4︱现在还在被广泛使用的“伍氏口罩”长什么样？︱60000条人命与不放弃的伍连德！

鼠疫斗士5︱奉旨焚尸第一人！

拍摄：杨征先生

名人故居是名人留下的历史足迹，是神州大地闪亮的人文景观，是先人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然而，很多为北京、为中国曾经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名人，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淡忘了。
比如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曾住在 北京东城区东堂子胡同现4 号，原55 号的伍连德。1910 年冬，他曾 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扑灭了震惊中外的东北鼠疫大流行，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授予他“鼠疫斗士”荣誉称号。

根据《北京晚报》所载 林冠珍的文章所述：在193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家候选人的名单中，伍连德（Lien-Teh Wu ）的名字赫然在列。值得一提的是，在伍连德的介绍资料中，“国家”一栏中，填写的是“CHINA ”。从这个意义上说，伍连德也是目前公开资料中首位被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人。只不过因为诺贝尔奖的保密原则，直到2007 年，这份名单才得以解密。

有一点需要指出，研究伍连德的学者都知道，伍连德是华侨，他并不是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但是根据晚清颁布的《大清国籍条例》及民国早期的“国籍法”，清政府和民国实行的是“父系血统主义”原则，即海外华侨只要父系有中国血统，就能世代拥有中国国籍。这也使得当时很多华侨在事实上拥有“双重国籍”，因此，不排除伍连德也有中国国籍，使得别人在提名他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时，“国家”一栏，填的是中国。

尽管现在少有人知道伍连德，但在100 多年前，他却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凭一己之力，在一场罕见的鼠疫中挽救了数万同胞的性命；他还是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
100多年前，梁启超曾写过这样一段话：“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有人不禁要问：这个“伍星联博士”是谁？竟能赢得梁任公先生如此赞誉？ 伍星联，就是伍连德。

伍连德，生于1879 年3 月10 日，1960 年1 月21 日去世，字星联，祖籍广东新宁，也就是现在的台山县。1903 年8 月，他被英国剑桥大学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907 年，被袁世凯聘任为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相对于现在的副校长职务。1910 年12 月，被清政府钦命为全权总医官负责东北防疫事宜。1911 年，代表中国政府出席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国际禁鸦片大会，代表中国政府在全球禁毒公约上签字。1935 年，他获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提名。

其实，伍连德与北京也极有渊源，北京城里留下了他的诸多痕迹：他创办的中央医院，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如今依然在发挥作用；他在东堂子胡同置办了产业，他和家人在这里度过了数十个春秋，如今他的旧居矗立在原地，虽然未经修缮，但依然风姿绰约。

2019 年 11 月中旬，北京五中英语教师杨征先生给本节目发来多幅照片，并告知，这是他刚刚探访过的东堂子胡同 4 号，当年伍连德居住过的西式小洋楼旧居。

东堂子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是东单北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六条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单北大街与朝阳门南小街，长700多米，胡同南侧与协和胡同相通。

明代，这条胡同称为“堂子胡同”，原因是旧时苏沪方言称妓院为“堂子”；大家知道，离此向北不远，还有一条胡同，明代时叫勾栏胡同，就是现在的内务部街，勾栏在当年也是妓院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一片，在明代都是风月场所。到了清代，堂子胡同因与“金鱼胡同”北面的“堂子胡同”重名，所以就将这条“堂子胡同”改称“东堂子胡同”，金鱼胡同北面的“堂子胡同”改称“西堂子胡同”。

东堂子胡同4号，旧时的门牌是东堂子胡同55号，在胡同东口南侧，占地一亩五分九厘，约为1049平方米，有房屋67间，主体建筑为一栋三层西洋式楼房。楼房为砖混结构，红砖砌成的墙体与红色瓦楞铁屋面构成楼房的主色调；具有典型法国建筑风格的“孟萨屋顶”，既浪漫又典雅。那所谓孟萨屋顶，又称“折面屋顶”、“折腰屋顶”，有两个不同排水坡度，外形多折，且将部分屋面做成陡坡当做墙面，用老虎窗或开山墙窗解决顶层采光，为法国建筑师孟萨所创。

拍摄：杨征先生

据说，楼房南面原有一个漂亮的花园，楼房与花园都出自清末留法建筑设计师华南圭的手笔，而且是华南圭的代表作品。

1912年，中国现代医学奠基人之一伍连德博士购买了东堂子胡同55号，也就是现在的东堂子胡同4号；1960年，伍连德辞世后，根据他的遗愿将东堂子胡同55号捐献给中华医学会。

现在，这栋楼房还原样保存着，只是年久失修而已。礼露先生在《朝霞映照着伍连德故居》一文中颇为动情地写道：“21世纪的朝霞辉映着百年老屋——在这散发着浓重古都气息的土地上，一如刚刚过去的风雨岁月，她依然沉静安详，依然美丽端庄，宠辱不惊，不卑不亢，在都市的喧嚣中兀自默默伫立着，透着高贵与孤傲……”

应该说，东堂子胡同4号以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无论是从名人故居的方面考虑，还是从建筑风格的角度观察，绝对具有文化传承的作用，绝对具有文物保留的价值。

1910 年 10 月至 1911 年 3 月，清王朝最后一个冬季，异常寒冷。就在这个冬天， 6 万条生命被一场数百年不遇的大鼠疫吞噬了。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疫，大厦将倾的清政府，既无主张，也无能力应对。然而清廷的无能，却给了中国最早一批接触现代科学的知识分子一片天空。他们用自己的果敢和才干支撑危局，挽救了亿万同胞的生命，也使世界为之一震。近百年后，当我们重新翻开这段尘封的历史时，以伍连德博士为首的医务人员，面对大疫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仍令人动容……

一

奇怪的客人

1 910 年 10 月 21 日，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二道街张姓木铺。两名伐木工，风尘仆仆而来。木铺做的是木材生意，经常接待往来于中俄边境的木材商人和伐木工。但这二人却有些不同，他们面无血色、神色慌张，似乎在躲避着什么。店老板旁敲侧击地盘问了几句才知道，原来他们俩是从 130 里外的俄国大乌拉尔站来的。

半个月前，大乌拉尔的工棚里，7 名中国伐木工人暴毙。他们来自不同地区，年龄不一。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死亡，传闻说他们是集体服毒，又有人说是逛了不干净的窑子。俄国人大惊失色，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不但焚烧了工棚和工人们的衣服行李，还把其余的工人都赶回了中国境内。但这一切都没有通报给中国政府。这一极不负责任的行为，直接引发了20 世纪中国境内最为严重的瘟疫。

店主把二人安顿下来。可6 天后，他们却在店内暴亡。同一天，同院房客金老耀、郭连印也相继死亡，他们生前曾和这两个木工住在同一张火炕上。一天之内，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店里，四个人不明不白地死了，且症状相同，发烧、咳嗽、吐血，很快死亡，死后全身发紫。

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边陲小城死了几个人，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持续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吞噬了6 万多条生命的大鼠疫将要成为人们的恶梦。

二

从天而降的噩梦

就这样，疫情迅速扩散开来，来势之凶猛，令所有人始料未及：

这一天是1910 年10 月25 日 。后来经考证，其实早在1910 年春夏之交，俄国西伯利亚就已经发生了疫情，但那里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再加上俄国方面控制严密，疫情没有扩大。出于对自身的保护，俄国把大量疑似染病的中国劳工驱逐回国。

1910 年11 月8 日 疫情传至哈尔滨。就在十几年前，哈尔滨还只是一个小渔村。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工，大批关内劳工涌入。此时，哈尔滨北部傅家甸已形成一个拥有24000 人口的居住区。这里民房低矮，街道肮脏，是个不折不扣的贫民窟。疫情就在这里爆发了。

1910 年11 月14 日 ，《盛京时报》在角落里登着一条短讯：“十三日满洲里站共有病者二十一人。是日又病华人二十一名，死二十四人，尚余十八人，哈尔滨有似病瘟者十四人，自瘟疫发现之日起至今，满洲站共病一百八十四人。华人死一百六十六名，俄人四名……”哈尔滨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会同俄国官员视察了傅家甸，下令租用一些房屋作为养病院，并责成当地巡警局，一旦发现染疫者一律送入养病院，以防传染。

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近乎于零。尽管在大疫之初，官府也做了一些防疫工作，但设备落后、缺乏科学知识，使得这些努力在汹涌的疫情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一时“疫气蔓延，人心危惧”，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龙江、长春、呼兰，甚至河北、山东……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长。正如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的那样，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根据1911年奉天全省防疫总局发布的《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中的数据，哈尔滨的灾情最为严重，死亡人数超过人口的三分之一；长春府死亡人数5827人、双城府4609人、阿城府1795人……奉天府的死亡人数比黑龙江略好，但流行一百零七日，平均每日死亡人数高达66人，死亡之惨烈，不忍目睹。

也就是说，不到4 个月的时间，死亡人数达６万之多。疫情报告书上一言以蔽之：地无完土，人死如麻。
人们终于意识到，是鼠疫！

三

临危受命的是他！

1910 年 12 月初，清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国等帝国的照会，他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早年曾赴美留学的施肇基深谙国际外交，他知道答应外国独立主持东北防疫的要求，无异于把东三省的主权拱手送出。

施肇基

伍连德

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从奉天找来 2 名中国西医和 1 名日本医生，但防疫工作毫无起色不说，之后再无医生愿意前往疫区。哈尔滨本地虽有 10 多名俄国医生，但地方官员们担忧若聘用他们可能会“别生枝节”，有碍主权。无奈之下，主持哈尔滨防疫的滨江关兼吉林西北路道于驷兴和东三省总督锡良相继致电京、沪、津等地，请求延聘出洋医士来哈协助。

疫情势不可挡，列强狼子野心。本就摇摇欲坠的大清国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力下，犹如将倾的大厦。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强之口，而且主持东北防疫的绝不能是外国人。但中国人中，谁有这么大本事呢？施肇基暗自发愁。这时，他想起5 年前随清政府宪政考察团到各国考察途中遇到的一个人。此人名叫伍连德，是剑桥大学医学博士。自幼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虽然英文比中文还要熟练，但却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此时，伍连德已从南洋归国两年了，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帮办。请他来做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伍连德会答应吗？ 外交家施肇基 作为第一个从剑桥毕业的中国医学博士，鼠疫的凶险伍连德比施肇基更清楚。对于这种恶疾，没有任何特效药，而且病死率奇高，可以说染之必死。但他更明白如果没有科学的防疫措施，任由疫情发展，中国将变成第二个中世纪的欧洲。况且，外国势力虎视眈眈，随时欲以防疫为名夺取东北主权。控制疫情不但关乎亿万生灵，而且关系国家危亡。面对施肇基的邀请，伍连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905年伍连德结婚。前右四为林文庆，前右五为新郞伍连德，前右六为新娘黄淑琼。上为黄乃裳

未完待续

伍连德会怎样制止鼠疫蔓延，拯救生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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