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未定（杂感）

      意国的诗人作诗论，大半是愤于民昧，是提倡诗人写诗不必顾及民众的。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诗，倘要，也希望诗人把诗写得象牛奶、面包和《宪法》一样。

      我是没有去过意国（意大利）的，但由此可见，在那里，《宪法》于他们，是之于牛奶、面包一样有用。这情形，恐怕并非是“易地皆然”的。中国诗人多如牛毛，自鸣清高、超人者也不乏其人，但作诗论，却没有一个这样写的。细究起来，恐怕不独是中国文人刻意追求“独特感受”的缘故罢。

      前年，江苏某市文联的友人写信时谈到：“在现实生活中，《宪法》是靠不住的。因为敢于将它当抹布，揩擦酒席宴上脏污的人太多了！”由于早已身历了许多的世事，于这文字，也并非怎样地吃惊。比如《宪法》是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大抵也确乎有罢。但这恐怕也限于几个人在屋里说说话而已，倘是在几百人或几千人的场合，你要站在突出的高处给大众说，未必能够允许；要再印成文字，让更多更远的人听见，倘不是甘冒了“非法”之罪名，恐怕也是不成的罢！

      自然，也有特别的在。他们的“言论”那怕是随便说几句什么，也立刻会有许多的人们忙着给他题目用出号大黑体字印在报章上，一经连迭地推了下去。于国制的古片上，我是见过这样的场景的：皇帝站在高高的台阶上，脚下数万臣民一声“吾皇万岁万万岁！”都俯伏于地，单见屁股炮车样地撅起来。我想，他们当此时，也会轻舒双臂，有皇爷一样置万人之上的感觉罢；然而，那“言论”，最先是忙于印成文字的人是不认真看的；到在乡村，自然更无谁来看——邮差刚从邮包里掏出，即被村姑和农妇接过去，回家做糊鞋底儿或包东西之用了；在机关或单位，我则是常于侧所里遇见它们的。

      这并非是中国人的不注重“言论” 。《作家报》上，曾有一位先生撰文指责青年们发了一点文字便到处乱寄的浅薄，大抵是“浅薄”罢；然而，这正是对自己言论的看重，因为他们究竟不是“高深伟大”者流，并非时时都有酒足饭饱之后打着饱噎胡诌几句便可印行的机会。言论的不被看重，便正是牺牲了众多言论的代价所唤取的。这是数千年“灿烂文化”的极境，这是对人道轻蔑的丰碑！中国倘有希望，便首先在于等待诗人也写出那样的诗论之日，尽管这与诗人对人生的“高度的看法”还相去甚远。

      停笔时，浑身战栗，我疑心这文字也不会逃脱“鞋底儿”和“厕所”之命运的。幸好并不预备成文，因为连题目也没有。

                              199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