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欠我一个道歉》: 当故事从我们身边的一场冲突开始

奥斯卡奖季结束后不久，一部入围最佳外语片的黎巴嫩电影在生活周边引起话题。《你只欠我一个道歉》（The Insult）入围威尼斯主竞赛，更让饰演叶瑟的演员擒下最佳男主角奖项。挟着外媒好评，一路烧回台湾院线，或许是片中纤细而敏感的政治神经触动了台湾观众不敢言明的一面。

《你只欠我一个道歉》从黎巴嫩内战的政治背景开启，从 1970 年代开始的内战是剧中角色绵长心结的起点，也是生于 1963 年的导演 Ziad Doueiri 之出生背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与黎巴嫩当地基督教民兵的长期内战过程，结合以巴冲突的中东情势，理应成为台湾观众理解电影的阻碍，但在精巧的剧本功底与角色刻划上头，这丝毫不是一个难以入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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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开场选在一个激情的政治场合，基督右派政党的忠实党员东尼在活动后返家，拥抱妻子、布置婴儿房，准备迎接新生命，观众亦可从两人的口角争执中见到被压抑在正向力量底下的不安定因素。《你只欠我一个道歉》的情境开启在如此的社会氛围中，角色们对生活充满期许，但埋藏于内的是尚未被发掘出的不安，夫妻之间的对话成为电影后段重新被挖掘的关键，也反映其关注角色内心的本意。

故事发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电影的冲突从一场街头口角开始。尽责的巴勒斯坦工头叶瑟协助修复街道上的老旧建筑，为了一根违法装设的排水管，东尼与叶瑟爆发口角。从一句骂言，到具有针对性的仇恨言论，东尼与叶瑟开启一场纠缠不清的官司大战，看似只是街角爆发的纷争，最后却演变成牵动全国动盪的族群对立。

叶瑟无法忍受东尼的羞辱，东尼则咬定叶瑟的巴勒斯坦难民身分让他在法庭、舆论中佔尽上风。化不开的冲突看似是两派势力的对抗，但《你只欠我一个道歉》却意在异中求同，观众不难看出，导演 Ziad Doueiri 的关注，与他在剧情里铺排的节奏，都是为了呈现两位主角彷若镜像地承受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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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场，我们认识两人的性格，一则刚烈一则固执。当事件越滚越大，双边开始面对外围势力的介入，他们在第一时间都反映出不安与退缩，两人都意识到自己在这场冲突中并没有站上绝对的道德高位，但是咽不下的一口气，还有务实的生活考量，个别让两人继续走回法庭战场。冲突的规模直线上升，两位主角都必须接受族群冲突的反蚀，叶瑟因为官司丢了工作、东尼则被激进左派攻击住家，剧本不断在各种细节暗示观众：两人其实比他们想像中更加相似，只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或是不得不选择往前走。

这里有一个玩笑是特别醒目的。我们在电影开头可以看见，东尼在修车厂告诉他的顾客，中国来的车厂零件不堪用，新货都没有比德国二手货实在；而当电影进入中段，法庭中一个不经意的盘问过程，证人回答问题时提到，叶瑟曾经因为对中国货的不信任，让公司增加支出（观众会注意到东尼听到这段话时的反应，但镜头没有给他特写）。类似如此埋在细节中的手笔，凸显导演意图让观众注意到：这两个人具有共同处，他们也理当互相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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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故事不断往后推进，解不开，也不可能被解开的政治问题让气氛愈加沉重。双边律师的攻防与家庭关系又为故事加入老生常谈（但十分管用）的新变数，在冲突的最高点，我们看见两位主角彼此向对方释出善意，这本是一场没必要打完的仗。而当主角的过往被揭露，历史的真相更只是如实反映双边各自的无奈，他们都是好人，只是想要有尊严地活着。那个对「尊严」的想像在一个族群撕裂的社会显得格外困难，当一边抬头挺胸阔步行走，另一边只觉更受侵害。电影借由主角的过往将这种零和的话语抢夺披露得更加明显，他们皆是弱势，而每个弱势都想被看见。

双边律师都在法庭战中不断强调，这里是一个充满冲突的地区。正义的想像于此就不再只是将两边的过错摊开、细究，而是能够让人知道那些尚未被说出来的故事，一场摊在镁光灯下的族群大战突然能够措手不及地和平落幕，或许也旨在反映电影以东尼为本位的效果：重点是那些尚未被看见的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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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Ziad Doueiri 是黎巴嫩的争议人物。在黎巴嫩官方反以色列的政策方向下，他因为前往以色列拍摄作品而受到「美化政敌」的政治质疑。他出生于贝鲁特，在传统穆斯林家庭出生，从小怀抱对基督教徒的怨怼，却在成年后认识了他往后的创作夥伴：一名黎巴嫩基督徒 Joelle Touma，两人共同育有一女，也开始一段长期的合作关系，共同创作《你只欠我一个道歉》的剧本。

从小在仇视彼此的环境成长，长大却意外结缘。在这个共通的创作背景下，观众能理解《你只欠我一个道歉》意图消弭双边冲突的努力。正如剧中的官司成为东尼一场重新审视自我的心灵之旅，故事将目光重新探向政治环境中难以解释的问题，如何让对立群众能够互相尊重彼此的差异，并且在同一个环境中保持彼此生活的尊严，也就显得其来有自。电影中的角色在开头咽不下的那口气，在结尾的对视中顿时显得无关轻重，即是他们都在故事堆叠情绪的过程中，找回了自己缺失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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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与尊重，东尼在在强调自己要的不是实质补偿，而是一个精神上的致歉。背后指向的是我们长期想像如何化解仇恨的方式：理解与尊重。当然，这样的处理，也让《你只欠我一个道歉》逃不过一部分「说教意味浓厚」的质疑，或是因为「双边各打五十大板」，而批判其过于乡愿，无意摆出具体苛责。但让我们回到电影中较显刻意，却也相当核心的一场戏：东尼注意到叶瑟的车无法发动，而选择回头解围。

我们看到甚么？我们看到这两位角色都是带有善意的好人，至少，他们很努力想要成为好人，而显然地，他们也在释出善意之后对自己感到满意。理解与尊重是不能停止的方向，但在这个故事下，关键的命题似乎又有另一个指向：在拥有任何标籤、任何身分之前，我们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好人。那就别忘了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