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为界，王小波的人生可以分作两截来看。在1992年以前，他曾是插队知青、回城工人，后来考上大学、出国留学、回国任教，这是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都走过的人生轨迹；1992年以后，他辞职（但不是下海）专事写作，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度过生命的最后5年时间，这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所不曾有过的了。
贯穿他一生的是对自由、理性的追求。他的写作，以“有趣”“自由”“常识”为宗旨。他的生活更是体现了对枯燥的反抗。当他最终脱离体制成为自食其力的自由撰稿人的时候，他证明并维护了思想的价值与尊严。
4月11日是王小波的忌日。尽管已经逝去20多年了，依然有人在纪念他，笔者撺出的这篇文章便是明证。
去世时，他向往的时代还没有开始，他的价值也还没有被认识；今天，他的价值被充分认识了，但离他向往的时代，似乎更远了。
“黄金时代”
生逢不幸
1952年5月13日，王小波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王方名原籍四川省渠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逻辑学家。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不久赴延安，转战至山东。50年代初任教育部干部。母亲宋华原籍山东省牟平县，也是教育部干部。
王小波在全家五个孩子中排行老四，在男孩中排行老二。他的许多小说中主人公取名“王二”，或许与此有关。王小波的出生正值“三反”运动期间。在他出生前两个月，王方名被指为阶级异己分子，不仅开除党籍，还被赶到人大附中教书。这件事给全家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他的父母希望这只是一场小小的波折，因此给此时出生的孩子取名“小波”。可以说，王小波从尚未出世就被时代打上了烙印。后来家人在谈到他的早逝时，认为他在胎里的最后两个月时受到这样的刺激，使得他的体质不好。
荒唐年月
在他的成长的年代，发生了许多荒唐的事，都成为他后来反思的对象或写作的素材。与同龄人一样，王小波在饥饿状态中度过了他的儿童时代。他在自己的文章里写道，由于饥饿，小时候养成了吃铅笔的恶习。“我从后面吃起，先吃掉柔软可口的橡皮，再吃掉柔韧爽口的铁皮，吃到木头笔杆以后，软糟糟的没什么味道，……除了铅笔之外，课本、练习本，甚至课桌都可以吃。……饥饿可以把小孩子变成白蚁。”他认为是饥饿使得他有了怀疑的精神，不再相信亩产三十万斤粮等宣传。
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时，王小波是北京市二龙路中学一年级的学生。运动开始时，班上的同学突然开始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就开始欺负黑五类的同学。这使得他对“话语”产生巨大的怀疑：“话语教给我们很多，但善恶还是可以自明”。许多感受他都写进后来的著作中去了。《似水流年》中，他写道：“在当年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把全院的大字报看一遍”。实际上他自己也曾写过一篇《牛头·马面·判官·小鬼》的大字报。而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院里一位老先生的死，在《似水流年》中，王小波夸张地写道：“他脑袋撞在水泥地上，脑浆子洒了一世界。”
1968年王小波初中毕业，要上山下乡。本来他可以和母亲一起到安徽的教育部干校的（那里可以吃饱饭），但出于革命浪漫主义的想法，他坚决去了云南陇川插队。在这里，体质不佳的他很是吃了些苦头，还曾因为打架挨过批斗。当时负责放牛的王小波和负责赶牛车的当地青年因为用牛的事起了争执，王小波把人家眼睛给打得铁青。没过多久，北京有一个知青慰问团来考察，闲聊中就知道了这件事，王小波开始受批判。据和王小波一起遭批判另外一个知青回忆：“每天晚饭后，3个人就被叫到农场托儿所的宿舍里，蹲在不到1米长的婴儿床里，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揭发和批判，整整持续了一星期”。此后王小波受到惩罚，被分到打谷场去扛200斤重的麻袋。一时间队里把所有的坏事都加到王小波几个人头上，偷鸡摸狗、蒙混老乡、偷工偷懒、打架斗殴，成了名副其实的“坏分子”。
在这种环境下，王小波的浪漫主义情怀也逐渐消退。当时有别的热血知青邀他一起去参加缅共，他抽了一整条烟，最后决定不去，说人家（缅共）没有邀请他。在这时候，他开始尝试写作。他在写给李银河的信中回忆到，他十六岁的时候，晚上“用钢笔在月光下的一面镜子上写诗，写了趁墨水不干又涂了。然后又写，直到涂得镜子全变蓝了”。这段生活成为《黄金时代》的写作背景，自己经历的许多场景都在小说里得到重现。
在云南呆了一年多，他就患了急性肝炎，不得不回京。在北京他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成为一个“黑人”。母亲怕他愁出病来，设法让他到山东牟平去插队，后来又当了民办教师。1972年，他回到北京，在北京牛街教学仪器厂做工人，后又调到北京西城区半导体厂做工人。工人生活是《革命时期的爱情》等小说的写作背景。这样，他一直做到1978年。那一年，他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贸易经济系，从此他的人生道路有了根本性的转机。
“革命时期的爱情”
《绿毛水怪》见证爱情
文革期间，王小波曾经写过一篇叫做《绿毛水怪》的小说。这是一篇很忧伤的爱情小说。文笔幼稚，但颇有才气，在当时以手抄本形式在朋友圈子里流传一时。李银河认为，他们的姻缘正是这个小说促成的。李银河在她一个朋友那里读到了这个手抄本，这个朋友也是王小波的朋友。李银河说：“虽然它还相当幼稚，但是其中有什么东西却深深拨动了我的心弦。”特别是王小波在这本书里写到了对于陀思托也夫司基的小说《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的看法，李银河认为“这是一个和我心灵相通的人”，因此想结识作者。
他们在1977年初认识了。当时李银河从大学毕业，在《光明日报》社做编辑。有一次王小波去见她，聊了没多久，王小波问：“你有朋友没有？”李银河回答没有。王小波单刀直入地问：“你看我怎么样？”他的率性和直爽打动了李银河，接下来两个人开始了通信和交往。
恋爱中的王小波最有创意的事是把信写在五线谱上。他这样说：“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把信写在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里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如此的诗情，其魅力岂可阻挡。今天，享受着便捷发达的通讯技术的人们恐怕很难再享受写信的乐趣。但在八十年代，通信不仅是一种实用的工具，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发挥艺术灵感的天地。在信纸上，王小波写下许多精妙的文字，他说：“我和你就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这些文字，在王小波逝后被编成《爱你就像爱自己》一书出版。
最动人的爱情故事
1980年元月21日，王小波和李银河结婚了。因为当时王小波还在大学读书，不允许结婚，所以结婚仪式是秘密举行的。据说李银河因为王小波长得丑，还有点心理不平衡，王小波说：“不行就到爬行馆里比一比么。”还指出李银河也不漂亮，算是扯平了。这自然是笑话。
实际上，王小波和李银河的婚姻是我们时代最为动人的婚姻之一。王小波夫妇颇具特立独行的精神。他们在结婚前，就决定不要孩子。他们认为两人世界已经很充实了，根本不需要孩子。这在那个时代还是需要些勇气的。因为传统观念和社会氛围的影响，许多人虽然想不要孩子，但对于真正做到这一点，却连试一下的勇气都没有。李银河后来说，他们赶上第一拨丁克家庭了。
1982年，李银河到美国匹兹堡大学读书。王小波做了两年的留守丈夫后，也到了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作研究生，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在美国留学期间是他们最为艰苦日子。在美国读书期间，王小波因为英文不好，一直没能获得奖学金资助。没有收入，两个人的生活全靠李银河的奖学金维持（两个人在学历、收入方面，始终是阴盛阳衰）。但李银河不肯让王小波出去打工。她坦言自己崇拜小波，“他有那么一个智慧的头脑，我舍不得他去做粗活。”但这期间也是他们最为潇洒的日子。两个人利用微薄的奖学金，驱车万里游遍美国，还利用一个暑假到欧洲各国旅游。
1988年，王小波夫妇面临回国与否的抉择。李银河后来在文章中说:“这个抉择并不容易，我们反复讨论，权衡利弊，以便做出理性的选择，免得后悔。”双方对物质生活的要求都不是很高，李银河的社会学研究和王小波的写作都不能离开中国社会，夫妻俩选择了回国。王小波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后来又在人民大学会计学系任讲师。直到1992年，他主动辞去教职，专事写作。
“思维的乐趣”
地道的小说，艰辛的成名
从王小波学习的专业上，是看不出他与小说有什么关系的。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工商管理，在匹兹堡大学只是随社会历史学者许倬云作些无关痛痒的研究。回国后，先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又到人民大学会计系任教。
但他坚定地认为自己的长处是写小说，他后来和朋友谈话时说道，“小说我是能把它做地道的”。在文革期间他写下了《绿毛水怪》这本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的小说。在匹兹堡大学期间，王小波开始写作根据唐人传奇改编的仿古小说，就历史传记与许倬云探讨过，许倬云对于他的尝试非常支持。在许倬云看来，这是条应该走下去的路。他不明白为什么王小波最后选择的却是小说创作。他看了小波的小说后，告诉他要“炼字”，这对王小波启发非常大。
《唐人密传故事》在美国写好后，王小波把书稿寄给李银河的母亲，希望能在国内出版，但找不到出版社。后来，王小波做生意的二姐夫在山东找了家出版社自费出版，但卖得很不好。
许倬云是王小波的文学事业上的伯乐。1991年，王小波写了十年的小说《黄金时代》获台湾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小说在《联合报》副刊连载，并在台湾出版发行。这次得奖就是由许倬云推荐的。许倬云后来回忆说，“我与《联合报》比较熟，知道每年他们都有征求小说大奖，平常都是由小说家推荐，我看了小波的《黄金时代》后就对他们说，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觉得这个小说不错，我以读者身份推荐行不行？他们说行，就把小说拿过去了。后来，果然得了大奖。”许倬云对王小波作品的评价是:“很真情，不虚伪。用他的笔写出了一代人想说却说不出的想法，反映了他这一代人共同的经历。即使批评，也是厚道的，不尖酸刻薄，不是谩骂，而是带着怜悯和同情写他所处的时代。”
这次得奖坚定了王小波写小说的决心。王小波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将来就想吃这碗饭，现在年尚富，力尚强，挣了钱，将来养老不成问题罢。”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尽管《黄金时代》得的是纯文学奖项，但在香港是作为色情文学出版的。书名为《王二的风流记》，封面上是一片青翠山林中，一个陈清扬躺在地上，一个王二站着，两人都是裸体。
《黄金时代》在大陆出版的经历更是尴尬。王小波夫妇找过好几家出版社，都没有下文。1994年初，书稿到了华夏出版社赵洁平的手里。赵洁平从第一眼印象中就知道这书不好出，但她认为，“好东西应该出来”。果然，《黄金时代》正式出版以后，却进不了正规发行渠道，“订货会不能参加，不能打广告，书店不卖”。
那时王小波和赵洁平推着自行车，后座绑两捆书，到各小书摊、图书批发市场去推销。后来为推销这本书开一个研讨会，李银河请了些评论界名家，赵洁平说:“王小波听着大家的高度评价，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尽管1995年王小波再一次获得《联合报》奖，但小圈子里的赞美始终没有拉动市场销量，定价12.80元的《黄金时代》直到作者去世前都没卖完。《青铜时代》、《白银时代》在赵洁平手里攥了两年无法问世，1996年冬天，王小波终于找到花城出版社同意出版发行《时代三部曲》。或许自己也对纯文学的写作遭遇有些沮丧。1996年他考取了大货车的驾照，对朋友说:“有一天实在混不下去了，就靠这个吧。”
杂文：无心插柳
王小波认为自己的主业是写小说，“有时也写些杂文，来表明自己对世事的态度。”但就在他的小说遭遇坎坷之际，他无心插柳的杂文却以独树一帜的风格先于小说受到了广泛的认可。
王小波写作杂文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995-1997年。《三联生活周刊》、《东方》、《南方周末》这些报刊是王小波的主要阵地。他的杂文先后两次结集出版：先是《思维的乐趣》，后来又出版了《我的精神家园》。1997年，他最后一次编选自己的杂文集时，命名为《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的杂文的魅力首先是有趣。他不遗余力地反对无趣和低智。“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当然我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但我认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他认为以前的知识分子总是拿道德作文章，却不会体会思维的乐趣，结果把思想作成了一件非常苦的事情。“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他提倡智慧，反对虚伪。他认为“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同时以一种旁观者的清晰思维，能一眼揭穿煞有介事的虚伪。“我反对愚蠢，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这种人只是极少数，而且这种人渴望变的聪明。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的人都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
王小波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小波式的幽默。王小波的文字极有特色，“就像帕瓦罗蒂一张嘴，不用报名，你就知道这是帕瓦罗蒂，胡里奥一唱你就知道是胡里奥一样，小波的文字也是这样，你一看就知道出自他的手笔。”
王小波特别崇尚宽容、理性和人的良知，反对一切霸道的、不讲理的、教条主义的东西。读过他文章的人可能会发现，他特别爱引证罗素，尤其是罗素提倡的“人的幸福乃在于参差多样”。这使得他的文章总是给人一种意外惊喜的感觉。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满耳听的不是些陈词滥调，就是些蠢话傻话，而小波的思路却总是那么清新，这也是一个他最让人感到神秘的地方。
有人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只出理论家、权威理论的阐释者和意识形态专家，不出思想家。但王小波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位自由思想家。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贯穿在他的整个人格和思想之中。他通过他的杂文告诉人们，公平的法律和良好的秩序正是一个自由人的本能而自然的追求，而且它们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只能依靠自由的思想和权利来完成。没有自由作为前提，秩序无从谈起。如果有，那也只是专制者的秩序。失去自由的人，也就失去了秩序。因此在辞职后的几年内，王小波的杂文在国内的思想界已经颇有名气。据评论家指出，“他比学者可读性强，比作家学理深，加上文体别致，可以称得上杂文家里的一线”。
应该说，杂文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给王小波带来了信心。在他给友人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正在出一本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这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文章的抱负。
魅力何在？
1997年4月11日深夜，有人听到独自在家的王小波大叫两声。第二天，人们打开他家的门，发现他已经去世了。法医鉴定是心脏病导致的猝死。
正像许多优秀作品，因为它们过于超前，以至于人们往往要在作者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才发现它的价值。王小波引以为骄傲的小说在他生前没有得到大陆人的认可，但他死后的哀荣却铺天盖地而来。我们可以看到多家出版社不断再版他的文集，每年他的忌日都会有人组织纪念活动。甚至有一群青年人成立一个团体，号称“王小波门下走狗”，模仿他的文风进行创作……
王小波的魅力何在？作为一个英年早逝的作家，王小波的小说、杂文尚未来得及达到他的顶峰。但王小波的人格与个性、追求却是全新的、独树一帜的。王小波拥有高学历，曾经留洋欧美，回国后在北大、人大等著名学府教学。但为了自己的生活理念，他坚决辞去一切体制内的职业，作一个自由撰稿人、自由思想者。他总结几十年的中国文人命运，发现多数中国文人几十年来难保人格士格学者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都乞食在一个国营单位里。而人，一端人碗，就受人管，只要你有一个单位，不论你有多豪放多大胆，那么就无论如何也要受一点"所有制"的制约。为了彻底地独立思想，只有离开一切公职和单位，做一个纯粹的自由撰稿人，才可能名符其实地成为一个真正的思想者。二三十年代的大学者大作家大思想家，如鲁迅等人，其最根本的不就是一个自由撰稿者吗？
这就使人想起他的一篇杂文里写过的，有一只神奇的猪。它依靠自己的彪悍，躲开了人们对它的设计生活在野外，特立独行的。十年间，王小波被反复讲述为一个“自由主义者”，那只种猪的特立独行，成为自由主义青年的行为手册。
【无戒90天训练营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