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记忆-2017年大兴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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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北京冬天并不算很冷,但是一场大火让很多人心里结了冰。

11月18日18时许,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新康东路8号聚福缘公寓发生火灾,19人死亡,8人受伤,起火原因是埋在聚氨酯保温材料内的电气线路故障所致。
19人的死亡名单如下:


为了忘却的记忆-2017年大兴火灾_第1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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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我没有孩子的时候,对孩童在各种事故中收到伤害并没有太多的感受,现在有了两个孩子,再看到名单中2名1岁、1名2岁、2名3岁、1名四岁、1名6岁,心中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心疼,只感觉颈部的血管在不断跳动,这些姓名、年龄并不单是一张列表上的代号,而是他们鲜活的面孔,让我无法正视。

大兴地区如此严重的火灾并非第一次,2011年4月25日,大兴区旧宫镇南小街三村一栋四层楼房发生火灾,18人死亡,24人受伤。火灾中死伤人员全为外地人,起火原因是现场存放的电动三轮车电气故障引起。可能是年代久远,也可能自己水平不足,并没有在网上找到死亡人员的具体信息,只知道全部是外地人。当然,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是不用再次面对那些幼稚的面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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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重大事故的后续处理通常是遵循一定套路的。这点从百度百科上关于大兴火灾的描述就可以充分体会了。

事故原因调查,各种违规违章是必须的。

大兴火灾的违规违章包括几项:

1.自2002年至2006年,未经相关部门审批先后分三次建成地下一层、地上二层、局部三层楼房,建筑面积共计约20000平方米,并陆续用于出租、经营。

2.2016年3月,为出租和经营目的,在未经相关部门审批情况下,组织人员在地下一层修建隔断墙,准备建设冷库。

3.2017年2月、3月,分别与相关公司签订制冷设备购销合同和防水保温工程施工合同,开始冷库建设施工,在自建房及地下冷库内铺设接连电线,相关作业人员均无专业资质。

领导重视、关怀、高瞻远瞩的指示。

火灾发生后,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北京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吉宁立即赶赴现场指挥抢救处置。蔡奇要求,全力做好现场搜救和伤者救治,做好善后工作,由市里牵头成立调查组,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究责任。要举一反三,立即在全市进行大排查,一村一村、一院一院地毯式摸排,不放过任何安全隐患。要进一步关闭村镇工业大院,清除违法经营。每个区每个单位都要负起主体责任,确保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

追责。

这次事故被追责的和其他事故一样,包括两类:

1.房主、作业人员等18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刑事拘留。

2.从最低的直接管理人向上到某一层的副职领导,各自领走自己的责任。这次被追责的最低是村安全员,最高是主管安全的大兴区副区长。

负直接责任的西红门镇安全科科长李建华、西红门镇安全科检查三队队长马庆立,分管安全工作的西红门镇党委委员杨学叡、镇社保所所长刘庆楠、镇长助理马连义以及新建二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郑淑芝,原党支部书记杨占林,党支部副书记孙志远,村委委员兼村安全员郑宝良,村委委员马全新10人被立案查处。

大兴区西红门镇党委书记郑亚君负责领导镇党委全面工作,对该事故负有领导责任;镇长司文韬主持镇政府全面工作,作为全镇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抓安全生产履职不到位,对该事故负有领导责任。大兴区纪委、区监委决定,对郑亚君予以立案调查,暂停其镇党委书记职务;对司文韬予以立案调查,暂停其镇长职务。

大兴区政府副区长杜志勇作为全区分管安全工作的主管领导,对安全生产日常检查把关不严,督查整改不力,对该事故负有领导责任。北京市纪委、市监委对杜志勇进行立案调查,暂停其副区长职务。

举一反三,杜绝隐患。

站在面对未来的的高度上,吸取教训、总结得失、落实责任、加强统筹、形成合力、立即行动、专项整治,“把威胁城市安全的“灰犀牛”关进笼子”。

作为一个消息闭塞者,之前只提说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突然又有了灰犀牛,百科了一番,又增加了一番知识:

“灰犀牛”是与“黑天鹅”相互补足的概念,出自古根海姆学者奖获得者米歇尔·渥克撰写的《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黑天鹅”比喻小概率而影响巨大的事件,“灰犀牛”则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灰犀牛在国内火起来是源于2017年7月17日的一篇人民日报头版评论员文章《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文中提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增强忧患意识。……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

首都北京发生了这么大的是,国务院也很关注。

12月8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发了通知要求北京市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抓紧进行事故调查,研究提出处理意见。事故调查报告(初稿)经你市安委会审查同意、以市安委会文件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审核同意后,由你市负责批复结案,并向社会公布。"

今天是2018年1月3号,离大兴火灾、离19条生命离开人世已经过去了46天,离大兴副区长被暂停工作过去了35天,离国务院通知过去了26天,我却未能找到“事故调查报告(初稿)”,或许是我技术太差找不到,或许是北京市太忙顾不上,也或许是其他什么原因。想到2011年的旧宫火灾已经过了快8年的时间,我也没有能力找到一份死亡人员名单,便自觉的不再思考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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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之后,就开始专项整治,于是,一场被认为“低端人口清理”的运动就来临了。

低端人口这个词语很形象,想来很多人、包括低端人口自身,一听到这个词就能够在脑海里浮现出一副低端人口的合集,也就是那些在早市上卖早点的、菜场里卖菜的、工地里搬砖的、满大街送快递外卖的、走家串户打扫卫生的,等等等等,干的要命活、挣得吃药钱。

低端人口的叫法挺早就有了,并且当时还被广大正义的新闻工作者批判了一番。8月1号,中国新闻网发表了一篇文章,北上广常住人口增速放缓 专家:政策清理低端人口不可持续,8月2号,新华网就对这边文章做了一番深入的反斥,误读“低端人口论”背后的焦虑和期待。但是低端人口真正火起来,还是在大兴的大火之后,北京市对网上传言的反驳引起的。

11月26日,新华网报道北京市安委接受记者采访。

问:网上有人传言,这次专项行动是在驱赶“低端人口”,您怎么看?

答:说专项行动是在驱赶“低端人口”,这是不负责任、毫无根据的,没有“低端人口”一说。这次专项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生命的安全。我们针对的,是存在安全隐患的违法建设和违法经营,针对的是一些经营者只顾私利无视安全法规、无视员工和租户安全的违法行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外来人口选择了在这些场所工作和居住,但他们并不了解身处的危险。
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为了不让悲剧重演,政府有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违法经营,消除严重安全隐患。我们的原则是生命至上,在这个问题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那些无视安全的非法经营,才是对生命的漠视。

当然,政府官员是比较有水平、有高度的、说话也很有技巧,有些对低端人口的反驳就很激烈了,例如说:驱赶“低端人口”之说是邪恶之火

究竟什么算是低端人口,是否他们就应该被清理,似乎这些也不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但显而易见的是:大兴火灾后的异乡人:“这个地方也呆不住了”。

北京,曾经是很多人的梦想,现在变成了一些人的地狱;曾经,北京欢迎你,如今,北京不需要你。

2018年1月3日23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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