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争议背后：六位看门人如何守护600年宫殿博物院
图/视觉中国
编者按： 近日有人开车进故宫，引发公众批评，故宫方面亦出面致歉。 围绕着这个有六百年历史的世界最大皇家宫殿建筑群，各种争议历来不断。 而故宫作为博物院的近百年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学者和文物专家在背后付出的努力，经历的曲折，付出的代价，是外界无法想象的。 我们再次推荐《财经》记者此前的梳理文章，供大家参考。
《财经》记者 陈晶 | 文 宋玮 | 编辑
90多年前的一个冬季，紫禁城送走了她的最后一位帝王。国民军在清走宫廷内室时，皇后婉容甚至没来得及吃完手上剩下的半个苹果。不久后这里就对外开放，围观的民众挤满了城门。这座占地72万多平方米、建有9900余间宫殿房屋的庞大建筑群，第一次对民众消解了她的权威。
今天，曾经的皇城已经成了年均参观人数突破1700万的故宫博物院，成为“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建国前被皇城根下百姓称为“一堆破庙”的宫殿建筑，也将在2020年完成世纪大修，以崭新的面貌站在全世界面前。
这源于几代故宫人的接力建设。自1925年故宫博物院建立以来，前后经历了6任院长。“不过，每一任院长都没什么好下场，有今天没明天。”说出这句话的单霁翔在2019年4月宣布退休，也是故宫有史以来第一位退休地还算体面的院长。“从我第一天上任以来，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单霁翔说。
如果将今天的故宫看成是一家企业，那么它的结构相当庞杂：总共38个部门，职能包括学术研究、文物保护、工程建设和日常行政；它的地位也相当重要：既是文博行业的排头兵，也是对外展示中华文化的宣传阵地，更是研究、教育、传播传统文化的中心。作为这家庞大“企业”的管理者们，需要传承的不仅是专业经验，更是管理艺术。
对前后六任院长来说，他们承担着各自的历史使命。他们的命运也是成百上千位故宫人的缩影，他们或出身世家，或起于田野，经历了战乱、革命，最终在命运的延长线上与故宫相交，而后就与这里紧紧绑定。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境遇，但他们对故宫都有着深沉而复杂的感情。
我们希望通过回顾这些管理者们的生命历程，来理解不同时代背景下故宫的困境与机遇，以及这些人如何在时代中抓住机遇，或被时代的浪潮湮没。
上图：
1900年，八国联军从故宫午门进入紫禁城。
中图： 1950年10月，在故宫举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绩展览会。 图/FOTOE
下图： 2010年10月4日，故宫午门前游人如织。 图/视觉中国
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建院元老，却含冤离世
1924年11月8日，故宫神武门内东耳房内，一场激烈的争论在北平摄政内阁政府与清室遗老之间爆发。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为了尽快分清溥仪“私产”与政府“公产”，昭信于国人，摄政内阁筹备起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故宫文物进行系统点查，清室遗老却以“责重事繁”为由吵着要多安排几个人进入委员会。
最终，一位民国元老出面调停了这场争论，清室善后委员会得以在不到半月后成立，并集结起了一批包括蔡元培、于右任、易培基等在内的民国大家，这些人也是后来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的主干力量。而这位民国元老就是李煜瀛。
李煜瀛曾参与辛亥革命，是前清重臣李鸿藻之子。凭着当时的影响力，李煜瀛出任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易培基则任首席委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对宫内117余万文件进行了初步盘点。
据善后委员会议事录记载，在盘点中，善后会发现了溥仪与清宫遗老密谋复辟的来往信件。因此，善后会认为，“应迅速成立博物院，使清宫善后之事成为公开局面，才能杜绝清室方面的复辟妄想。”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挂牌成立。当时故宫实行理事会制度，李、易等人正准备大施拳脚时，时局很快发生了变化。段祺瑞控制北平成立北洋政府，自恃为清朝旧臣，对李、易二人进行通缉。故宫一时无人顾暇。
三年后，北伐军赶走了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北平，并派易培基接管故宫博物院。著名报人刘北汜先生在《故宫沧桑》中这样形容故宫职工的态度：故宫博物院职工欢迎这条决定，希望早日结束北洋政府统治下那种混乱与飘摇状态，使院里各项工作早日走上正规。
局势不如人愿。1928年6月28日，国府委员经亨颐提出一项议案，认为故宫为逆产，要求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院内一切物品。6月29日，国民政府召开会议，讨论经亨颐的提案，竟通过了这一荒谬提案。
当时尚在南京的易培基听闻十分气愤。他作为当时中央政治会议成员，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力陈故宫博物院单独建院的必要性。从多方面指出经亨颐提案的不当。最终经亨颐提案被否决，一致决议维持有关故宫博物院原议决案。
这样直言果敢的性格在后来的故宫管理中频频体现，这与易培基早年经历不无关系。这位前清武官的儿子在16岁的时候就敢上书为父伸冤，青年时加入同盟会，参与了武昌起义。1916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国文，上课爱标新立异的他甚得青年学生喜爱，毛泽东就是他当年的学生。
1928年，易培基可谓风光无限。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同时，易培基还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农矿部部长。但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位老院长最终因故宫一职，落得晚景凄凉。
对于当时的易培基来说，故宫是他曾接手过也一直牵挂的地方。在故宫上任后他决心整顿院务，首先是架构调整，在原来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外,又增设秘书处和总务处，将故宫开始作为一个博物馆来管理。其次是文物保护。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提案拍卖故宫文物以购买飞机500架，经易培基多方努力，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才议决保护故宫办法，否决拍卖文物提案。
易培基在任上做的重要一事就是为年久失修的故宫争取修缮资金。一方面他发动党政军要员捐资,蒋介石、张学良等都积极响应,分别以私人名义捐献款项。另一方面他开始着手处理故宫非文物资料，为故宫筹措资金。但就是这一项举措，让易培基陷入了“监守自盗”的莫须有罪名中。
1932年，日军攻占了锦州，东北三省全面沦陷。易培基意识到了故宫危险，开始在内部组织打包文物，随时准备南迁。但院内外反对之声甚重，当时院长助理吴瀛认为“古物一出神武门，责任即重，问题多，闲话也多，意想不到的是非或将由此而起，最好不要轻易做这样的决定”。院外反对派则认为，应护国土，安民心，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不可南迁以防丢失。
原故宫职工梁匡忠在纪录片《故宫》中回忆，到了华北战事告急之时，故宫专门开了一次会 议，讨论南迁事宜。会上有人提到应牺牲部分重量过大的文物，被易培基否决，“国难中，虽然人人都具有什么都可以牺牲的决心，但是这种表扬国光，寄付着国家命脉、国家精神的文物，却是断不可牺牲的;要是这种东西都可以牺牲的话，试问我们牺牲了一切，所争者何物。”
1933年2月5日夜晚，板车拉进了宫，南迁开始了。吴瀛后来在《故宫尘梦录》中写到，易培基披着斗篷在太和殿前指挥。当晚，第一批南运古物2118箱装上火车，至1933年5月，故宫数十万件文物先后分四批被运出北平。
而正在第五批文物准备运出的时候，有人以故宫出售非文物资料为由控告易培基贪污，且对方越闹越大，以至舆论哗然，以为易培基监守自盗，大发国难财。易培基多次反诉不成，最终只能辞职。1937年10月，他在上海寓所辞世，身边仅有两人简单料理后事。
建国后，毛泽东对“易案”给予了特别关注，但当事人已或死或逃。在其关注下，故宫第二任院长马衡特别撰文证明易培基清白，吴瀛在《大公报》上也发表了《谈文物处理工作》一文，再次声明“故宫盗宝案”是一桩“凭空捏造”的冤案，此案才算在定性上落定。
第二任院长马衡：战火中坚守国宝，却在晚年蒙冤解职
易培基被诬告后，就官司缠身无法再顾及文物南迁事宜。1934年，原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古物馆副馆长马衡继任院长。据幼子马文冲对《三联生活周刊》的回忆，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级别很高，和五院（行政院、监察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的行政级别一样，算是国民政府的大官。
不过在马文冲眼中，父亲一直觉得做学问比做官重要。一开始接到委任时屡屡推辞，最终还是蒋介石发了话：“我看大家一致推举，马先生就不必过谦了吧。”平时一直寡言的父亲回家后把这句话学给孩子们听，“我觉得父亲心里也是觉得骄傲的吧。”马文冲说。
当时马衡已经是金石研究大家，此前在北大任考古研究室主任，带北大国学门开展了第一次野外考古。后来马衡又升任史学系教授，并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
18岁就考上秀才的马衡上任前在上海的生活算得上豪华。马家在宁波鄞县是世家，马衡娶的是上海早期的工商巨子叶澄衷的女儿。结婚后马衡光是在岳父的公司里挂名每个月也有6000块大洋的工资。但在马文冲的记忆里，父亲钟爱金石，“在（书房）里面看书，看碑拓，有时整天不出来。”
精通文物又曾参与过故宫管理，马衡在故宫上任后即进行了文物管理改革。在1934年6月呈行政院及本院理事会的报告中马衡提到，“院中最困难问题，厥惟文物之整理与保管。盖十年以来，半在风雨飘摇之中，点查则本甚粗疏，整理亦仅及局部，保管更责任难专。”为此他牵头制定了与文物保管有关的“出组规则”，针对各馆处科组制定分门别类的规章制度，成立“文物分类整理委员会”，对各个文物种类都设立了专门委员会。
说起马衡在任期间最重要的贡献，还是成功护送文物南迁北返。1932年，日本铁蹄踏入上海，在沪文物不再安全。马衡开始组织将上海的文物运至南京朝天宫。当时马衡等人组成了“保存库建筑工程委员会”，将南京朝天宫建成了一个装有控制气温、湿度和防盗等先进设备的现代化库房，并建立了南京分院。
然而，文物刚迁到南京没多久，抗战就全面爆发，南京也不再安全。马文冲被调往淞沪战场，父亲鼓励他“不要贪生怕死”。其实当时马衡的肩头的担子丝毫不比上战场轻，文物不得不向西迁移，而具体迁移的地点，在上路之前故宫人员并不清楚，都是一路走一路探。
“其实就是逃难啊，当时大家的思想就是不能扔给日本人，就得赶紧运走。”原故宫职员牛德明之子牛晨在纪录片《故宫》中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当时故宫西迁分三路，马衡带领部分人员走中路，有9331箱文物，基本走水路，分19批经4个月运往宜昌，然后转运重庆。后又因安全问题转运乐山。
一路上马衡亲临现场选址，他谨慎的性格也让文物多次躲过劫难。运送到湖南大学地下室的一批重要文物经他审查后，他觉得地点很不安全，要求加快运输。文物运走后不到一周存文物的图书馆就被炸平了。后来马衡在1947年的北平广播电台中说，“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其实，福命背后，是尽人事。
颠沛流离15年，文物重返故宫后13427箱文物无一丢失，几乎无损毁。而就在山河破碎之 时，马衡一路上还举办各种展览，携藏品赴英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赴苏联参加 莫斯科“中国艺术展览会”等，向世界表明中国“文脉不断、决不放弃”的态度。
1948年，国民党颓势渐露。南京国府行政院电令马衡将故宫珍品装箱运往南京，后将运往台湾。马衡称执行命令，但文物装箱较慢，安全第一。辽沈战役结束后，故宫文物一箱也没运出去。
据时任故宫专门委员朱家溍对《三联生活周刊》回忆，当时马衡的学生庄尚严受命欲将一批 文物由南京押运至台湾。马衡知晓后致函庄尚严说，如果他护送文物去台湾，就与其断绝师 生情谊。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故宫免遭战火。新中国建立后，马衡依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在马衡的组织下，故宫清运自清末就留下来已经堆成小山的垃圾和渣土，用这些垃圾可以从北京到天津修一条 6 米宽、路基 35 厘米的路，可见当时之破败。
1952年，渣土还没清完，“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开始清理“问题分子”。包括马衡在内的一大批故宫老专家被撤职审查，审问者在问到马衡是否有污时，马文冲还记得司机的话：“马院长来上班下班，从来空手来去，连包都不拿，而且他上下车全部在大厅广众下进行，怎么会贪污？”
然而，最终马衡还是被撤了职，调任北京文物委员会任主任委员。就在离任前后他将自己收藏的大量甲骨、碑帖等文物都捐给了故宫博物院。1955年3月26日，马衡病逝，就在那天，马文冲被当作台湾特务逮捕入狱，办案人员告诉他不能让他回京，害怕他就此潜逃，此后被关押了20年。
第三任院长吴仲超：能屈能伸，在特殊时期保全故宫
马衡被撤职两年后，故宫一直都没有院长。当时选定一个合适的又愿意担任此职位的人很不容易。
新中国刚刚建立，故宫这一特殊位置上的一把手，得有革命经验，能认清文化导向；还得有文物实践积理论素养，不然难以服众；最重要的是，还要能做好带头作用，百废待兴的中国，彼时文博事业的样板全看故宫。
最终这一任务落到了吴仲超身上，当时吴仲超主动放弃了到中央办公厅升迁的机会，出于对文物的热爱主动要求来到故宫。
从参加革命期间吴仲超就留心保护文物。自1931年起吴仲超就在上海、江苏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解放战争期间曾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当时他还专门开过一家为国家征集文物的古玩店“博古堂”，收集文物的同时也探听消息。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陶喻之在《文汇报》上撰文，从1948年到1951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博古堂收集了200多箱各类文物，其中一部分藏品后来转交山东省博物馆保管，另一部分则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建国以后，吴仲超担任中共华东局副秘书长。1954年冬，中共华东局撤消，吴仲超到故宫博物院主持院务工作，后又一度担任文化部部长助理一职。而这时候迎接吴仲超的故宫凋敝沧桑，古建筑常年失修，懂技术的老专家们都已经被“三反运动”清走。
吴仲超一上任就开始了对文物“摸家底”。有人估算，按照故宫当时的人员规模，清查多则100年，少则50年。吴仲超则组建起了100人的专业小组，在经过6年紧张工作后就对馆藏文物进行了品类划分和遴选登记。
当时要找到懂文物的专业人士并不容易。在吴仲超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曾担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魏文藻回忆，1954年，自己复员来故宫的时候，“从事业务与管理的干部不足400人，其中有300多人是从部队转业复员的官兵”，对这批文化水平较低的职工，吴仲超专门成立教育科，办夜校，不少人甚至从中学读到了大学。“这是吴院长了不起的地方，他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魏文藻说。
此外，吴仲超还花大力气召回“三反运动”打倒的老专家们，文物专家朱家溍的女儿朱传荣在《父亲的声音》中写到，后来十年动荡期看到批吴仲超的大字报才明白，当年吴仲超招父亲这批曾“有过问题”的老专家回故宫有着怎样的魄力和担当。
吴仲超曾说“保护专家要像保护稀有动物熊猫一样”，后来证明，这批老专家以及他们培养的年轻人成了故宫文物修复鉴定的中流砥柱。
吴仲超还凭借自己的政治智慧在动荡时期保护了故宫未受到大冲击。1958年9月，北京市委提出要“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与风格”，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包括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一律拆掉等。当时故宫内激进派也跟着提交了一份“革命性改造报告”，中心意思是，要“坚决克服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
朱传荣在书中写到，故宫50年代曾经在东西华门两侧沿道路向北安装了路灯，闭馆时间一直到晚上8点钟，在文华殿、武英殿周边树下还有不少石凳，直到90年代之后才陆续收入铭刻库房。这才听保管的人说，都是清代晚期的石碑，当初把有字的一面翻过去就是石凳了。现在猜想，这都是吴仲超当时为了适应当时环境做出的一些改变。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据《周恩来年谱（1949-1976）》记载，当晚周恩来得知红卫兵准备第二天冲进故宫“破四旧”，当即作出了关闭故宫的决定。
吴仲超在这一时期已被批倒，只能做一些勤杂事务，但周恩来总理一直牵挂着这位老同志。在故宫“革委会”向周恩来请示如何接待外宾参观时，周恩来特别提到“讲解人员要高水平的，也让吴仲超参加。”“革委会”又问如何介绍吴仲超，周恩来干脆地回答了两个字“院长”。
1967年5月26日起，北京卫戍区一营进驻故宫，实行军事保护，因此故宫宫殿及文物在“文革”中没有受到直接破坏。1971年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此前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的吴仲超于次年恢复院长职务。
1984年10月，吴仲超因病逝世。在纪念吴仲超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原国家文物局机关党委书记陈浩然还记得，老院长逝世后只剩了不到3000元。在病榻上吴老仍在关心故宫的工作，去世后，老人将自己的收藏均捐给了故宫博物院。
第四任院长：张忠培：耿直敢言，改革触及制度根本
吴仲超卸任以后，故宫事务一时无人主事。文化部党组决定任命一位学术界巨擘来主持故宫工作，此人就是考古大家张忠培。
张忠培后来回忆，说1986年接到通知的时候并不想去，因为舍不得自己的专业，但“苏秉琦先生劝我来故宫，于是我决定来这里当‘后勤部长’为大家服务。”当时，张忠培还在吉林大学任教，他一手创办了吉大考古系，让吉大和北大一起，成为两个全国性的重点考古教研基地。
“脾气大、说话直，对的就是对的，不对就是不对，有些学生的文章，张老师看了就骂，几十岁的人被骂哭的都有。”张忠培的弟子、中山大学教授许永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道。这种耿直敢言的性格让他在故宫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忠培成长于动荡的战争年代，小时候想当军阀，带兵打仗。和平时期到来后，他的理想就成了“好好做学问”“从历史中找寻指向中国未来的理论”。他在北大考古系读博时，带本科生在陕西华县、渭南进行的拉网式大规模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堪称中国聚落考古学实践的典范之作。
尽管只在故宫主事三年，但张忠培为故宫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他在任期间，实行院长负责制；他还尝试解决体制单位员工积极性问题，施行“一院多治”，鼓励业务部门以学术影响作为评价关键，而服务部门则需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他还进行了试点改革，实行生产效益挂钩的承包制，自负盈亏，独立核算。
不过，将人权、财权都集中到院长身上，意味着体制必须承担人的不确定性。张忠培后来也承认，这样的权责划分“在官本位体制下，监督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的，而寄希望于领导个人的廉洁奉公也很难持续。”这也为后来郑欣淼任上故宫“十重门”悄悄埋下了隐患。
上任伊始，张忠培就遭遇了一场小偷偷盗事件和一场雷电火灾。他只能笑称自己“流年不利”。为此，他提出“安全才是一切工作的前提”，四处奔波，努力将紫禁城内除了博物院之外的其他14家单位请出去，以减少不安全因素。这项“得罪人”的工作持续了三任院长的任期，最终在单霁翔那一任完成。
张忠培在任时，还解决了对故宫的定性问题。十年动荡时期，为了减少政治因素的影响，吴仲超院长将故宫的性质定为“集历代艺术、古建、宫廷三大体系于一体的综合型古代艺术博物馆”，而张忠培则将故宫定性为“以明清宫廷历史、宫殿建筑和古代艺术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博物院”，并且故宫博物院是中外闻名的国家级博物院，不是休息娱乐的场所。这也为后来故宫保护与利用的关系确定了方向。
结束了在故宫的任期后，张忠培继续做考古研究，并出版了多部著作。他也并没有完全放下故宫，对于其后的郑欣淼、单霁翔院长他都曾通过电话、信件等方式来关心故宫工作。
第五任院长：郑欣淼：十年低调行事，却在质疑中卸任
张忠培离任后，故宫长达11年没有再设立院长，主事的副院长倒是换了几轮。相较于此前任职考虑学术地位，张忠培之后的两位皆来自于文化部组织内部。郑欣淼继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兼任文化部副部长。
1966年底，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19岁的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时故宫仍未开放，他只能登上景山眺望故宫。
后来，郑欣淼在陕西省省委工作了十五个念头后，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政策学》，正是这本书让他被调入研究室担任文化组组长。当时身边不少人都劝郑欣淼，40多就别去北京折腾了，郑欣淼咬咬牙还是抓住了这次机遇。
再从北京被调到青海担任副省长后，因身体原因他又被调回了北京，任国家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2002年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对于故宫和他个人来说，都是一次大机遇。
此前11年无人主事，故宫建筑亟待修缮。上任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曾对他说，到故宫后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主持故宫大修。从这年开始，国家也加大了对故宫的重视，故宫被划转文化部管理，成为文化部直属正局级事业单位。此前，故宫曾被下放到北京市文化局领导。
第六任院长单霁翔曾评价，郑欣淼在任的十年是故宫做事最多的十年。但郑欣淼当时一定没想到的是，公众对于故宫形象的认知将会在自己任上急转直下。郑欣淼曾在公开演讲中表示，任上唯一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做的事就是文物清理，可见体制之内掣肘之处甚多。
文物清理的确是郑欣淼任期重要成绩之一。郑欣淼牵头花费了7年的时间对故宫文物进行了清理，并于2011年公布了1807558件这一精确到个位的数字，为几十年来文物清理最全面彻底的一次。
这也有赖于郑欣淼看文物的不同视角。在一次清理调研中，郑欣淼发现一个皇帝马鞍上有个窟窿，一问才发现是工作人员专门将马鞍上的钟表抠下来送去钟表馆展示。皇帝马鞍、帝后字画这样的文物以前都被归为历史资料，但在郑欣淼看来要完整地看宫廷遗存，也应认识到这些文物的历史价值。
故宫大修则是郑欣淼任上另一要务。自2005年开始，故宫大修计划开始实施，总耗资达20亿，将于明年结束。在保留故宫整体布局基础上，郑欣淼对故宫中轴线及周围120多座单体宫殿都进行了修缮。
后来郑欣淼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中，提到自己任期上最棘手的事，是大修时宫殿仍对游客开放，而工作人员也在不停搬运东西。“我一直很担心施工工人、游客之间的协调问题。”2010年，故宫当年接待游客已经超过1300万人次，郑的担心终于在2011年5月8日这一天爆雷。
那天凌晨，一名盗贼撬开了故宫诚肃殿内的展柜，偷走了7件香港私人博物馆与故宫联合展出的展品。尽管案发58小时以后盗贼就被北京警方抓获，但是这一事件还是将故宫推上了风口浪尖。
故宫的麻烦并未就此结束。故宫后来送给北京警方的感谢锦旗上赫然出现错字，一开始还不愿承认，在网民一番冷嘲热讽之后才发布道歉信。此后，文物损坏瞒报、故宫内设高级会所、文物流失拍卖等“十重门”负面事件先后在这一年爆出，以至于郑欣淼不得不亲自回应，仍被部分民众指责“打官腔、推卸责任”。
郑欣淼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当时的故宫管理问题主要出现在人身上。一方面不少部门人员不足，管理力量不足；另一方面人员的职业素养有待提高。这背后反映当时是故宫资金不足与人员内部招聘不专业。
故宫作为差额拨款单位，国家仅提供54%财政拨款，剩余部分靠博物馆内部营收，当时博物馆作为公益单位商业化收益有限；而在人员招聘上，内部招聘是故宫的传统，不少安保人员都是“关系户”。
2012年1月10日，65岁的郑欣淼在故宫博物院的中层会议上落泪了。会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被宣布接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从国家文物局这一机关单位调任故宫博物院这一事业单位，行政级别仍为副部级，算不上升职。因此不少媒体将此解读为“临危受命”。
第六任院长：单霁翔：在体制内愿意做，也做成了事
设想，如果现在由你掌控一家年均服务客户超过1500万的公司，你需要争取母公司预算支撑你做好固定资产维护、产品生产研发、人员开支，还需要自己创收以投入社区服务与公益教育，老一辈核心技术人员已经退休，公司品牌又刚经历重创，你会怎么做？
单霁翔在上任伊始就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体制内解决这些问题面临的处境会更加复杂。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现在事业单位内的行政级别“非常可笑”。背后深意在于，事业单位由于靠着政府部门的预算运转，自主性不高，因此公共服务的主体意识就淡薄，难以适应公众需求。
不过他遇上了事业单位简政放权的大趋势。2013年他牵头设立故宫研究院，不再设副局级、处级，也不再提60岁以上不能担任领导，研究院几个所的带头人都是由业界专家级人员担任，“以学术影响力为本”。
单霁翔善于抓住时代给与他的机遇。少年时期遇上山下乡，15岁就在南方的水田里赤脚拔草，然后钻进腿里的蚂蟥一条条拍出来。后来他在厨房中蒸过馒头，在车间当过工人，而在这期间他也没忘了学习，很快就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机会。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大学，后来还在清华读研读博。
在国家文物局任职期间，他更是努力抓住所有能保住文物的机会。汶川地震后，单霁翔马上赶到了当地调查羌族碉楼情况，尽管当时仍有可能余震，单还是亲自进入了存在坍塌危险的碉楼中察看。
在北京任规划局副局长期间，正值老城区改造开发阶段。一位曾经的文物局同事表示，为了保护一处文物，单霁翔“可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与见到的所有人去谈、去沟通。”
调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对他而言是明升暗降，他却在故宫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上任后，单霁翔先抓住了安全隐患这一最大的痛点下手，但遭遇过不小的阻力。
木质结构为主的紫禁城内，火灾一直是最大威胁。前任院长们也曾想全院禁烟但屡次失败，2012年故宫近1500名员工中就有400名都是老烟民。为了彻底禁烟，单霁翔规定一旦发现有人在院内吸烟，取消全部门防火安全奖金。
就这样自己人禁了烟，也给观众起了示范作用。故宫于2013年5月18日宣布禁火，当天就收了一百多万个打火机。
解决安全隐患之外，完成故宫大修计划和进行文物修复则是单的另一要务。2014年5月，单霁翔在一次巡查中发现，刚修好屋顶的太和殿又在返工。一问工程师才明白背后无奈：工程招标的队伍少有懂传统修缮技艺的，懂传统技艺的老工人又因为没有干部身份，退休后无法返聘，他们培养的年轻学徒们大多也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进不来体制单位。
“如果用这种方法修，修一栋会坏一栋。我们没法负这个历史责任。”单霁翔在那之后叫停了修缮计划，直到2015年才恢复工程。期间，他在全国政协召开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哭诉”了以上问题，并写报告呈交给全国政协领导，得到批示“故宫的事要特事特办。”
在文物修复和故宫修缮的基础上，故宫的开放面积从2014年的52%到2019年的80%，展览藏品从占总藏品的不到1%到目前的8%。
官场经验让单霁翔懂得如何用体制内的方式做成事。
吴邦国委员长在故宫视察时，单霁翔特地将故宫最大的印搬出给吴看，并提到因保存藏品的地库条件有限，这方印外壳已经出现裂纹。吴懂了意思，于是追问“改造地库要多少钱？”单霁翔一口要了4个亿，吴沉默片刻，就要求单霁翔马上打报告审批，后来吴在批示上写到：上对祖先，下对子孙，我们这代人要负责，要把这件事在当代做了。
这一点也体现在单霁翔对公众和媒体的态度上。郑欣淼任上爆发了“十重门”事件后，有故宫内部人员批评“故宫的问题不仅在管理上，还在它对媒体的态度上，更在于它高高在上的姿态。”
到了单霁翔这一任，每周故宫都会举办2-3次发布会。单本人更是亲力亲为，只要故宫因负面事件上热搜他都会马上回应，他本人更是登上《国家宝藏》《朗读者》等节目，以接地气的方式讲述故宫故事。
相较于历届管理者对故宫经营讳莫如深，单霁翔在故宫营销上则选择“亲自带货”。单上任后即通过举办故宫文化创意比赛来丰富故宫文创产品，并很快打造出了“朝珠耳机”“故宫行李牌”等多款爆品，在多常演讲中，都可以听到他对文创产品的推荐。去年年底，他表示故宫文创2019年营收已经超过了15个亿。
2019年4月，这位总是充满活力的老人退休了。退休前一晚，他还在带着新一任院长王旭东夜巡故宫安保系统。单霁翔曾说，“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岗位，每一任院长都没什么好下场，有今天没明天。”而就在他退休后，人民网发表时评：单霁翔值得时代给他一个美好的“下场”。
回顾过往，故宫院长们结局不同，在各个时代的核心任务也截然不同。
在军阀混战和抗战、解放战争年代，易培基、马衡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文物安全和故宫完整，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发动力量找资金支持故宫运转，但均因经济问题被诬告；新中国成立后，复杂的政治环境让吴仲超这一任不得不调整故宫定位，以避免政治因素影响，而他个人在动荡期却未躲过影响；动荡期结束后，张忠培的到来为故宫发展打下了制度基础，但未解决根本问题；而到了郑欣淼这一任，才真正开始大规模的古建修缮和古物修复，但多年留下来的管理疏漏让他陷入舆论风暴中。
故宫博物院走到今天，面临的环境已和90多年前完全不同。在中国文物报社全媒体传播中心负责人王超看来，现在的博物馆馆长，首先需要得到所在领域专业人员的认同，熟悉专业规律确保博物馆在专业的道路上发展；其次还要有能力获得管理层面即官僚机构的认同，要熟悉政治规则从政府争取最多的发展资源；最后，还要熟悉博物馆这样一个公共文化单位的管理规则，要有能与公众沟通的能力与魅力。
要真正把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新一代故宫院长还需要在新环境下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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