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锋诗歌的“百年孤独”

​中国先锋诗歌的“百年孤独”

“先锋诗歌”指代着那些饱含超前意识和实验色彩的诗歌统称，它“至少具备反叛性、实验性和边缘性三点特征”。若从这一标准出发去巡视百年新诗，人们将会惊奇地发现，自沈尹默现代味儿十足的《月夜》问世起，中经部分新月派诗歌，和象征诗派、现代诗派、九叶诗派、台湾现代诗、朦胧诗派、第三代诗歌、个人化写作、下半身写作、垃圾派诗歌、低诗歌以及跨越近三十年时空的女性主义诗歌，由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创作构成的中国先锋诗歌，在新诗历史的每一个重要转捩点上，都不乏深度的影响和介入，它虽未在诗坛掀动过洪波巨澜，引发出强烈的轰动效应，却也始终不绝如缕，越到后来生命力越是顽韧，越成为新诗艺术魅力和成就的辐射源。

1.1

中国先锋诗歌的发展

如果诚像一位批评家所说，“中国当代诗歌，其实也就是当代先锋诗歌”，“占据新时期以来诗坛主流位置的并不是其他流派的诗歌，而是先锋诗歌”;按照这一逻辑推衍，中国先锋诗歌就理应庆幸，因为从异端的、非主流的“地下”生长状态，上升为覆盖诗坛主体的主流存在，说明它的栖息氛围得到了彻底改观，和W·J·F·詹纳尔公开断言“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坛根本就没出现过现代主义”的80年代的文化语境相比，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当下诗歌的发展生态就愈加证明中国先锋诗歌进入了最佳时期。

事实果真如此乐观吗?我以为说新时期诗歌的主流是先锋诗歌道出了先锋诗歌繁荣的正值一面，是有别于一般性认识的真知灼见，只是它并未更多言及先锋诗歌的局限与潜在危机。W·J·F·詹纳尔的论调固然无需辩驳，不足为信;但是中国先锋诗歌一直命运多舛，先天的孱弱与后天的“水土不服”遇合，注定了它从没进入过引领风潮的新诗中心或主流的位置，甚至无法和常动不息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诗潮分庭抗礼。

而由于种种原因沦为被“割裂的缪斯”，百年孤独，则也是不争的客观存在:20世纪20年代，象征诗派将象征主义引入中国令人耳目一新，可它多停浮于对法国象征主义的复制，其“现代”的艺术土壤很快被大革命失败后的现实风潮淹没;30年代现代诗派在中西诗歌的交汇点上创造，标志先锋诗歌进入了清朗的创造阶段，但由于抗战烽火的烧灼旋即衰颓;40年代九叶诗派进入了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境地，只因社会动荡和自身规模太小，苦力挣扎的结果是无奈地成为先锋诗歌在现代时段的“回光返照”;50年代台湾现代派诗歌曾经席卷岛内，风光一时，惜乎过度西化，失去了持续发展的根基;待朦胧诗出，声势浩荡，成就空前，遗憾的是有些文本错入难以诠释的朦胧晦涩深潭，曲高和寡;第三代诗全方位地释放生命信息，语言意识高度自觉，另一方面反叛和破坏情结也导致了无建树性的恶果;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既保证诗人的风格绚烂，又难找到读者间彼此能够通约的焦点和中心;21世纪众多群落的肉体、艺术与网络的狂欢热闹异常，人气兴旺，唯平庸与无秩序让人失望。也就是说，回暖、升温只是繁荣的表象，诗坛热闹喧腾背后是一种空前的寂寞，中国先锋诗歌迄今尚未真正走出边缘的处境，而且经典焦虑与稀少“老问题”的困扰，圈里之热和圈外之冷的强烈反差，使它在百年后的今天，仍一直没有摆脱掉骨子深处那股内在的悲凉。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则调查数据是颇具说服力的，那就是赵晋华在2001年12月26日出版的《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中国当代诗人生存和写作现状》一文，其中提到“1995年，某市曾针对18所大学的近万名学生做过一次问卷调查，调查的结果是，经常阅读诗歌的仅占被调查总人数的4．6%，偶尔读点诗歌的只有31．7%，从不接触诗歌或者对诗歌根本不感兴趣的超过半数。而在阅读诗歌的人中间，仅有不到40%的人表示对当代诗歌有兴趣”。其中先锋诗歌所占的感兴趣的比重就更小得可怜了，并且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本质性的改变。

1.2

中国先锋诗歌的坎坷

中国先锋诗歌遭遇的百年孤独，暗合着古今中外一切先锋都往往落寞寡和的内在本质。而因为“影响的焦虑”，历史证明它每一次在诗坛崛起都难以维持较长的时间，都无一例外地很快就被下一种流派或潮流所反叛、所替代，其内部流动序列中充满着严重的“弑父”情结;尤其是它举步维艰，一路上不断在被时间链条上的后继者颠覆的同时，还要左冲右突，绕开、化解各种对立势力的“围追堵截”，在孤独之外忍受质疑、批评、诘难、攻击乃至谩骂，这就颇耐人寻味了。本欲将中西“两家所有，试为沟通”的象征诗派，为诗坛带来了“新的颤栗”，结果被判定为“堕落的文学风气”，“使得新诗走上一条窘迫的路上去”，当事者穆木天也把当初沉醉于象征主义视为“不要脸地在那里高蹈”。现代诗派隽永典雅的纯诗创造，技巧稔熟，也没走出毁过于誉的怪圈，被贬低为“特多早年的美丽的酸的回忆，并且不时出现一些避世的虚无的隐土的山林的思想”。就是被誉为现代主义高峰的九叶诗派那种将现实、象征和玄学综合的经验书写，仍被批评存在着“传统文学风格的单纯与倩巧”的缺憾。

台湾现代诗基本完成了领导新诗再革命、推进新诗现代化的使命，同样遭到了苏雪林、言曦、寒爵、关杰明和唐文标等人连续性的大面积围攻，被指认逃避现实，空洞无物。恢复了诗歌情感哲学生命的朦胧诗，在否定者那里居然成了“读不懂”的畸形的怪胎，“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以至于逼得柔弱的女诗人舒婷为他人的“读不懂”而空自嗟叹。第三代诗开释了诗歌的另外一种写作可能，但因其反叛的激进姿态也被严厉批评为绝对反传统必意蕴肤浅，片面技术竞新必让群体期待落空。个人化写作时期，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之间过于情绪化的相互诋毁，即是对双方诗歌探索价值的最大消解。70后诗歌在不少批评家看来，在以肉体和语言的狂欢为诗歌赢得自由，但也被视为嬉皮状与痞子相太重，最大的缺陷“在于诗歌的象征、隐喻、暗示功能的萎缩”。

可见，中国先锋诗歌起步虽晚，但在百年行旅中就把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走过的路重新走了一遍，只是它不像在西方那样顺畅，而是一路“红灯”，频频受阻，它历经无数次拼杀突围才成就的骄人业绩来之不易，其间的酸辛坎坷可想而知，来自各方面的论争、打压和先锋诗人的应对，也远难仅仅以文人相轻之故做出合理的解释。孤独路上重重障碍的设置与突破，可视为多元差异性文学观念的“对话”，彰显出中国先锋诗歌饱具着顽韧的生命强力，也在某些侧面隐含了先锋诗歌无法在中国“根深叶茂”的根由。

作者：罗振亚

文章来源：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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