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达芬奇密码》对于宗教与神的“挑战”在西方国家会掀起一些大浪，这些疑问直接冲击到了神与人的关系，也就是宗教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对立，抑或者是统一？但在现金的东方社会应该不会有什么波澜。
《达芬奇密码》在网上牵引出一个问题：“法国现在还有多少天主教徒？”一个答案是：“自称的还不少。” 对神的颠覆、徘徊、质疑虽是现当代的现象，但只是信仰变迁中的一环。信仰与宗教历史以来的变迁中，充斥着复杂的、黑暗的阴谋，或是潇洒的、伟大的出走，缓慢无声的没落……让历来的人都看不清楚“神”究竟往何处走。
在成都文殊院，我看见香港来的居士团，穿着者不知名头的服装，在寺院的地上跪拜、进行千奇百怪的仪式，譬如向地上投一个“法器”，算出什么东西，嘴里念念有词，手上做着奇怪的手势，怎样个滑稽地一伸一缩——不知他们在向佛菩萨祈求写什么。
佛寺固然该是清净之地，香火应是萦绕扑鼻，不该熏得无法呼吸；我也曾听说寺院早晚课诵经，龙应台形容诵经声“好像从灵魂深处幽幽升起”。
我固然不解眼前这仪式，这景象令我皱眉，我们真的有必要这样哀声下气地在佛前“谄媚”？我们究竟在求佛什么，这样卑微？这样卑微，佛又要听些什么？
据说吴哥窟的大佛是闭着眼睛的，对于“他能看得见吗？”这样的质问，他大可置于不顾——疾苦、磨难、无数乞讨人的哀声，对于那个印度刹帝利种姓的王子，早就烂熟于心，刻上痕迹。
觉悟者本该四大皆空，但他打破“不可说“的真意，广布佛法，普度众生。他是出走者；释迦摩尼向世人讲经说法，宣扬脱离印度种姓宗教的“不平等”，众生平等——这是对宗教的革命，对神的革命。
但有人却说：他的“信徒”建造了最多的、最大的偶像雕塑。的确，各座山前，他巨大的塑像“蜂拥而至”，矗立于此，或在地平线上拔地而起；佛像越建越高，遮蔽了朝拜者头顶的阳光。
并且，他的“信徒”们生怕他听不见索求，“双手合十”上下摆动，嘴里默默的振振有词诉说着不断翻新的、源源不断的渴求——一个深邃却平和的动作成了乞讨的手势——乞丐在行乞，不过并不能直接得到施舍；捐出功德钱，来年再续香，挂在幢顶下的红色布条上写着：“佛菩萨保佑，全家安康”。信徒是自己上门，跪求“神”的施舍。
世尊终于成了神，有许多人被他的庇佑诱惑，甚至不惜“烧身献佛”。信徒诵经，脑海里不再清净，而是佛像金光闪闪危耸。
于是，佛教又有了两位出走者。
仓央嘉措从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里离开，“禁欲”的清规被他视如蛆虫，他逆反地把情缘当上师，可冥想的深处，又回到了一朵朵莲花开过的痕迹。他并没有革命成功，他遁世于青海湖畔，连背影都没有留下。
后人那一句“佛教之罪人”的评断，实在合理——若说“佛教”是“布达拉宫”；倘若不是，这话却令我感到不堪入目。
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弘忍听见慧能的这句“出走誓言”，将达摩创建的禅宗传于他，这俨然已经是一个帮派争锋的禅宗。慧能带佛法南传，“遇梅则止”，成了新一派禅宗——南宗。
达摩和慧能是两位出走者，但却为同一件事出走。禅宗妙在微言大义——即语言的出走，今天日本禅宗的“吃茶去”，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禅宗是另一场革命，对模式化的佛教的革命。
蒋勋说，他看见韶天南华寺里，许多人一入寺就便行五体投地跪拜大礼，拜的是慧能的金身。他说：“慧能应该不想要这些吧。”
而当我看到嵩山山顶达摩祖师臃肿硕大的汉白玉雕像时，我想：“达摩应该不想要这些吧。”
“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祥林嫂这样问。神佛成了畏惧的寄托体，她去寺庙捐了条门槛，任“信徒”踩踏。
“迦叶拈花，世尊微笑”，世尊的笑容僵硬在供台之上，让信徒“拜拜”禅宗妙意。
“一个伟大的哲理，变成了荒谬的教条。”蒋勋这样形容儒哲成“礼教”；佛陀的觉悟，到头来却也成了教条，极乐世界早已是吸引入教的诱饵工具。
所谓信仰、宗教，所谓神、佛，在变迁之中，究竟丢失了些什么？
历史上诸位出走者，都是神了——耶稣是神还是人，《达芬奇密码》的核心问题在于此；如来是人还是神，东方人在是是非非中不明所以。
我们在历史和神话中彷徨着，丢失了东西被找回来又丢掉。历史我们不敢直视，神、佛又成了迷信，成了恐怖的面具。
大概神话是我们未知的历史？“神”也有走过来的路，也许便是信仰的滥觞。
信徒若一天终于明白了《金刚经》里的“不可思议”，明白了《心经》的“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明白了“涅槃”；或是明白了救世主的博爱（虽说这些我还一概不明白），我想知道，信徒还会不会执迷不悟于神本身，沉溺于祈求冠以”救赎“的好处、并五体投地，甚至残酷与凌虐在所不惜？
既然总有几位伟大的先知的存世，令文明，使我们在信念上离开了原始自然的美学；信仰也许正在于明晰，神的美之力量方才揭开荫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