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一个对于当代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并非耳熟能详的名字，在世纪末回眸之际，却留下了无尽的话题：关于传统文化、关于人文精神、关于学人风骨......，还有那可歌可泣的传奇人生。”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
陈寅恪,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亦是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四大国学导师之一。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活字典”，尽管有那么多赞誉，但他一生却仅以一名“教书匠”自居。
正如开头陆键东先生所说的那样，我对于陈寅恪的确并非耳熟能详，如果说我知道哪些有名的国学大师，我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王国维。直到高中时期我看到了一篇讲述陈寅恪的文章。从此，我知道了原来这世上曾经有这样一位大师来过，而他的到来，无疑是中国近代文学历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陈寅恪的一生是极其传奇又坎坷的，他出生于1890年，父亲为清末四公子之一，祖父更是堂堂湖南的巡抚，家学渊源的陈寅恪从幼年时就受到祖父和父亲开明而又严格的文化训练。其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非常重视学问的独立精神，优良的家学传统造就了陈寅恪放眼看世界的眼光。然而，好景不长，戊戌变法失败后，其祖父被赐死，父亲被革职并永不叙职。突如其来的变故使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走上了与传统仕宦截然不同的道路，而这种变局也促使陈寅恪走上了一生著书立说而不问政治的教书育人之路。
1902年，陈寅恪第一次走出国门，东渡日本留学，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又就读于复旦公学并在此取得了他人生中唯一一张文凭。之后陈寅恪又先后到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等国家几经辗转留学学习。陈寅恪在国外留学时既不修学分也不考取文凭，对此，他解释道：考博士不难，但两三年之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所束缚就没有时间学习其他知识了。陈寅恪这种求学方式更像是一种古老的游学方式。正式由于他这种自由的求学方式，喜欢就去学，他逐渐地形成了百科全书式的学术体系。
1925年3月，从国外求学回来后，陈寅恪应吴宓之邀，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任国学研究院导师。担任导师期间，陈寅恪在学术上有了新观点，他认为中国文化在世界学术中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政治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因此他明确主张中国的学术应该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观点即陈寅恪文化观点的核心——中国文化本位。受早年在德国柏林留学时其严谨学术传统的熏陶，陈寅恪也坚持同样严谨的学风，每当讲述佛经和禅宗时，必要用黄色布匹包裹着书本走进教室，而当讲述其他方面知识时，必用蓝色布匹包裹着书本走入教室。教学中他非常注重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不乏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在十年动荡时期，当时正在病榻的陈寅恪也难逃被批斗的命运，然而后来却逃过此劫，原因竟是其所教过的学生刘节自愿代其被批斗，刘节自豪说作为学生能代替老师受批斗是一件荣幸的事。而学生蒋天枢更是用半生去完成了老师的遗愿——将其手稿整理出版成集，此时蒋天枢已经80岁了，而其自己的手稿却从未整理。将老师陈寅恪的文集整理出版之后，出版社给了蒋天枢1000块钱的费用，相当于那时的他3个月的工资，但他却分文未取，他说，学生为老师整理文稿本就是应该的事。陈寅恪一生随战火流离辗转于岭南、燕京、中山大学，无论在哪里，他始终以“教书匠”自居。他说，自己就是个老师，教书就是自己始终的事业，可以说，桃李满天下是对陈寅恪一生教育事业的最好诠释了。
陈寅恪一生治学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郭沫若函请其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然此事无疾而终。
1958年，郭沫若发表《答北大师生的公开信》号召史学革命，陈寅恪成为首要的革命对象。在这次革命中，全国高校的历史系，人人揭批陈寅恪。但这一场狂澜不久就成了政治的学术的泡沫，而陈寅恪唯有专心著述，他浸润在他构筑的与生命容在一起的学术世界中。陈寅恪用10年时间写了《柳如是别传》，在学界常人看来，柳如是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位风尘女子，根本不值得耗费这么多精力去为之著书立传。然而在陈寅恪看来，柳如是虽是一个依门卖笑的弱女子，但在明清易代之际却比众多五尺男儿更加看重国家大义。陈寅恪通过一个小小的人物就将明末清初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了出来，更是通过此书表达了我们民族的独立之精神跟自由之思想，寄寓了自己对于家国身世的感慨。在洋洋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再次赞赏精神独立、节气高超的女子柳如是：“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陈寅恪的风骨由此可见，他始终坚持做人的原则，敢做敢言，绝不媚上，更不向权力屈服。在时代的大动荡中，他之所以未随风倒，既在于他学术上的强烈自信，更因为他始终一贯地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我通过查阅资料大致了解了大师陈寅恪的一生，也大概明白了为什么当提到国学大师时，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王国维而忽略了陈寅恪。直到上世纪90年代，当中国知识界因思想启蒙运动遭遇挫折、渐趋功利化或犬儒化时，已在地下沉寂20多年的陈寅恪才重新被人提起，进而被一些智识者当作中国知识分子的高标。时至今日，当中国的教育进退失据、学术精神渐趋泯灭，社会道德和价值观一派浑沌之时，重提陈寅恪，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但是遗憾的是，当我们终于告别了那个泯灭文化的时代而开始尊重大师时，却突然发现，在眼下的文化土壤上，再也没有站立着的大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