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一个月，就是我大学时年级辅导员去世两周年的日子。不过那时候我这个系列就要停了，今天得空，就写写他吧。
我念书是在南方的大学。在90年代的时候大学里的北方人不算多，辅导员却是其中一个。他说着标准的普通话，声音洪亮，浓眉大眼，身材不高但很结实。后来他自我介绍说他曾经在黑龙江插过队，成了“老三届”，考上了我的那所大学体育专业，毕业留校后一直从事行政工作。当到我的辅导员时，他还是我那个系的党总支副书记，级别上来说是副处。
说起来对当时怎么见他的第一面没有什么印象了。他变成一片片记忆的碎片留在脑袋里。第一片碎片就是元旦的晚上他逐个宿舍地问“新年好”。轮到我们宿舍的时候，我们大门紧闭，正在集体追打一只倒霉的老鼠，对他敲门的反应就是“等一下我们马上好”。结果他等不住了，在门外说了一声“新年好”就要到下一家去。无奈之下我们开门，老鼠吱溜一下窜出来，被他一脚踩死了。
这让我想到了他出身体育专业，虽然个大底盘低但反应机敏。辅导员可以用左右手打乒乓球，学校里绝大多数人都打不过他的左手，遑论右手。有一次在球场上训话，远处高速飞来一排球，女生们惊呼起来，他想都没想把手握拳一伸，把球挡回去了，嘴里说的话还是没停下来，照样流利清晰。前阵子看张继科躲乒乓球的那个潇洒的甩头动作，我忽然莫名其妙地想起了辅导员这一幕。
说到辅导员讲话，需要专门提一下他极好、但没什么用的口才。跟很多党政官员一样，他一张嘴能够滔滔不绝地说上两三个小时，大谈人生哲理和听党的话，总之正确得不能再正确，熟练得不能再熟练，就是不知道啥时候停下来。有一次中午下课，他为了一件什么事情把整个年级留下来说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话，所有人饿得受不了了，体育委员高声喊出“食堂关门了”这样的话。他的反应也让人瞠目结舌：“怎么？坐不住了？这样吧，我们一起唱首歌提提精神！”然后看见下面一片哗然，这才明白怎么回事，赶快给我们放羊。
辅导员对我还是挺关照的，扶持我进了学生会当了学生干部，然后第一批选拔我去党校学习。还给每年提名发给我社会工作奖学金（就是专门给学生干部的奖学金）。可惜我自己胸无大志，后面他也就不怎么看重我了。这个我也理解。我总觉得他有那么一股子老三届身上的特点，就是在辨识人才的时候以此人未来能够在官阶上走多远作为是否选拔的特征。说实在我挺让他失望的。但是他选拔的学生干部大约有那么三分之一左右后来表现尚可，现在在高校里当院长或者书记的，在中学里当校长的都有，在地级市某个局里当处长的也有，还有一部分出国念书留下来的活得也还挺滋润。不过要说行政级别很高的呢，可真就少见了。
他选择的人才当中有一个是出乎我们意料的，那就是我的舍友阿赖。这一位缺勤逃课打牌喝酒，在学校里唯一的正经事儿就是踢足球，一个学期三门功课同时开红灯再正常不过了。就这样阿赖还被辅导员选去上党校，那人家怎么可能规规矩矩地坐在那儿听课！后来阿赖在党校考试中作弊被逮住了，也不知道辅导员怎么去圆这个尴尬的场面。可是现在阿赖成了某全国著名媒体的老总了，还是某985大学新闻学院的特聘专家。想到这里，我还真服了辅导员当年的那个眼光。
辅导员刚开始带我们的头两年，一切表现都挺伟光正。到了三年级之后利益分配的纠葛渐深，他再也不能充分照顾每个人的利益，加上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会引发一些意见。例如，他会悄没声儿让某个学习好的学生帮他辅导一下他的儿子，然后以提供奖学金作为回报。各种勤工俭学的机会也并不一定真的给最需要的同学。
后来我也当了年级辅导员，了解了处理各种纠纷的不易。学生当中各种事情都有，打架算是轻的。单说毕业时留校保研就足够半个年级的人炒开锅了，平时这些奖学金分配，助学贷款、勤工俭学和综合评分，都得讲究平衡的艺术，实在是很费脑筋。
辅导员可能有一点私心，不过手上的权限也就那么一丁点，我们就算知道了也没有特别在意。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把整个年级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二年级暑假的时候年级里出了一件事儿：某个同学（姑且称为A）有精神问题，考试没有过关，到了被勒令退学的地步。辅导员想尽办法帮她瞒下来了。但后来A的几个舍友因为跟她有矛盾，就越级把事情捅到教务处去，导致A最终被勒令退学。辅导员可能在教务处那里吃了一些亏，实在气不过就在年级大会上说了几句重话，当然是不点名的，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再后来四年级有一位同学（姑且称为B）也出现精神问题（我们那儿破事挺多的），这次就没人找茬了。从老师到学生虽然都清楚这个事儿，最后瞒下来，给B毕业了，发了学位证。现在B过得还好。
有时候学校的规章制度也会逼着他当恶人。每年毕业生必须要有去支边的名额。当年支边没有现在这么多物质鼓励，去了就落户在那里了，再迁出来就难了。没有人天生是高尚的。辅导员也没有公开让党员们表态。吃柿子专找软的捏，他找了一个很平常的女生和我们宿舍的谈胖子去，必须服从。后来谈胖子记恨他直到他去世。
我后来毕业后出国，回来以后在外地工作，就很少见到辅导员。2014年暑假因为要办理一些手续问题回到母校，在行政楼遇上他。此时他已经调到后勤工作，样子要比从前苍老了，而且消瘦得很厉害，我跟他一起聊了一阵，因为急着要赶火车，就匆匆道别。过了几个月，得到了他患上肝癌的消息。
2015年的夏天，我上医院去看辅导员。走进他的病房时，看见床上躺着两个不认识的病人，我想可能走错房间了，正准备走出去时看见里面的病床上举起一只手，原来就是他。这是辅导员最后的时光，已经消瘦到没有人形，脸上的光彩已然消散变成灰黄。因为他身体太弱，没有怎么多聊。最后我走的时候送了几句话，大意是要继续努力工作，好好生活，不要辜负时光。至于他自己，多年来生活得坦坦荡荡，没有遗憾。跟他从前很多次类似的讲话一样，我基本上没有记住他所说的这些煌煌大言。临走的时候，我默默地向他鞠了一个躬，心里知道这是和他见到的最后一面。
几天后我到国外采访，穿着防弹衣，戴着钢盔，四周是嗖嗖的子弹声，心里惶惶不安。好不容易夜里连上了网，才得知在这期间辅导员去世了。
再过一年，2016年的夏天，大学同学毕业N周年聚会，我们都谈起了辅导员。在毕业前，他给我们每人都送了一张自己的照片，背后亲笔写着那个时代的人所笃信的人生箴言。有人回想起了这张照片和箴言。我想起他总是对我们说着各种各样的道理，各种正确，各种拔高，各种那个时代的口号。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总是把自己这一面展现在学生面前，直到去世。在实际上，他可能很平常，做着一些踏踏实实的事情，有一点点小私心和小权力，并且在擢升无望后满足于享受自己的这点小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种高尚的口号已经融入了他的形象，使他变得不真实，但最终大部分人会认为他是好人，并且记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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