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汤蹈火》：一个伟大时代的落幕

文/OreoOlymLee

西部电影之于美国人，就如同武侠电影之于中国人，代表的是一种“褪色的流行文化”。这类作品在特定的受众群心中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历久弥新、永不过时。就连起初的模式也非常相似——二元对立的正邪较量，与现在市场上众多主流的漫改超级英雄模式无限靠近。而正是这样的超级英雄影视作品，在本土冲淡了西部电影的魅力，在海外取代了传统的观影形式。

在西部片已经衰落的二十一世纪，满足美国人民个人英雄主义幻想的任务落在了超级英雄的肩膀上，西部风格的影视作品急需一场转型。此时的西部非彼时的西部，用暴力伸张正义貌似不再可取，用拳头捍卫利益也与时代格格不入——此时的西部，是一个处于现代文明大框架下的边缘地区。一边被现代所带来的一切事物深刻的影响，一边保留了不少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特色——那是在先进地区找不到的特色。

在《赴汤蹈火》中，就充满了新旧世界的交替和辨证。兄弟两和跑车男的冲突，牛仔在当代社会仍要为火烧草场而操心的无奈，不少农民在生活中拮据却仍要去赌场的“闲适”... 在社会的边缘地带，文明人用文明规则制约野蛮人，野蛮人却还在用野蛮方式生活。既要接受文明世界的条条框框，又跳不出自己落后的生存方式，这是本片一切事件发生的基本动机。

《赴汤蹈火》的两位主人公就是在大环境下艰苦求生的社会边缘人。哥哥是一名恶事做尽的罪犯，弟弟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但两个人有着相同的特点，那就是穷。仅守着的一块土地，好不容易发现了石油，却要被文明世界万恶的银行收掉。弟弟就算是安分守己，也不能活活被银行逼死。就这样，在弟弟的提议下，两兄弟铤而走险，决定抢劫。而且只抢剥削自己的银行。

当一个坏人知法犯法的时候，那可能是他自己的问题；但当一个好人决定触犯法律的时候，这可能就有社会的问题了——怎么会把好人也逼上了犯罪的道路呢？在电影中，虽然是两个警察和两兄弟的追捕和逃窜的关系，但真正的反派是银行。说到银行，连来自文明世界的律师也忍不住破口大骂；在警官询问目击证人的时候，那几个牛仔更是不屑的说“我足以目睹一个压迫我三十年的银行被抢劫”。两兄弟的铤而走险，反而成了底层人民为争取权益而呐喊并付出行动的力量，犯罪反而让人觉得底气十足。这种荒诞的感受正表达了其精准的政治控诉，确立了其“反抗”的主题。

但这好歹不是近百年前的西部地区，现实的美国不至于沦落到一定要用拳头说话的地步，于是就有了相对应的两位警官追捕的情节设定，这也是本片另一个主题“原则”。警官代表着原则，而兄弟二人中的弟弟也代表着原则，但二者有所不同——弟弟的原则是抢劫时不杀人、不抢不为难自己的银行，而警官的原则是维持文明世界现有的秩序。随着情节的推进，兄弟两的越线行为不断发生：哥哥先是抢了计划之外的银行，又在特殊情况下杀了人，这是所谓自身原则的破灭。

然而两位警官的人设也让人对这两个“原则的守护者”充满怀疑：一个是即将退休、时常把种族言论挂在嘴边的老警探，一个是印第安裔警官，可见在他们之间会发生多少调侃和争吵。他们的不是人们心中想的完美警官，而两位罪犯也并非十恶不赦。影片中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只有底层的反抗和警官对道义和原则的守护。

《赴汤蹈火》不满足于只展现西部电影的传统魅力，却也毫不吝惜地表现西部电影热血的本质。将翻译成“赴汤蹈火”无疑是出彩的，哥哥为争夺正常生活权利的弟弟赴汤蹈火，只为他弟弟的家庭能够完整并平安；白人警长为印第安裔警官赴汤蹈火，是一种民族间的妥协和融合的表现。哥哥对弟弟的那句“我爱你”，白人警长年近古稀却为好友怒而提枪的勇气，都是对男性传统情谊的回归。这种来自于原始情感上的热血，正是突破观众情感防线的利器。

《赴汤蹈火》的热血，体现在人物关系和性格上，而不是情节的跌宕起伏上。相反，电影在弱化戏剧冲突的同时，就是为了凸显其扎实的剧作、绝佳的摄影、精湛的表演和复古的音乐。以节奏之慢塑造情节张力，用观感之静突出人物情感。这种慢条斯理的叙事方式注定无法讨好所有人，却满足了特定的受众群体，这本身也许就是一种成功——更别说本片被全世界的媒体交口称赞。

《边境杀手》编剧泰勒·谢尔丹为《赴汤蹈火》撰写的剧本有意把格局控制在一定程度内，突出了这个现代文明大背景下尚存的“蛮荒”，把三个男人为自己的人生在德州原野中奋力拼搏的身影湮没在滚滚黄沙中。向来挑剔的媒体人们在赞扬什么？他们赞扬《赴汤蹈火》的一切。当一首首经典乡村名曲在电影中播放的时候，谁又会拒绝这种已经褪色的迷人过往呢？当一切尘埃落定，弟弟托比为自己离散的家庭找到了最终的归宿，避免了自己的子孙后辈和他们走上相同的道路，斩断了“贫穷”这个萦绕在家族历代的传染病根源。一桶桶昂贵的石油从农场地底钻探而涌出地表的时候，被经济压力逼迫的牛仔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拥抱现代文明。

无论选择接受或为之感伤，这是一个时代的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