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极了》是刘健执导的一部中国动画电影，入选第67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这是首部入围欧洲三大国际影展主竞赛单元的中国动画长片，也是继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之后，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第二部亚洲动画电影。获得第54届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并改名为《大世界》。
动画是《大世界》导演刘健所表达的媒介。
而尼尔波茨曼认为，媒介即隐喻。
看完电影后，来谈谈自己对这部片子中一些隐喻的理解。
（一）“大世界”即隐喻
故事发生在当下再普通不过的小城，这里有着千篇一律的房子，毫无特色的苍蝇馆子、网吧、街边小卖部、旅馆，有着都市废土气息浓厚的工地，甚至旅馆房间的“足疗保健按摩”广告都是如此写实，一种粗粝的写实。观影时，我不止一次地想起日本的天才动画导演今敏。《大世界》的叙事风格、活在你我身边的真实人物、朦胧的梦境、对现实世界的冷酷嘲讽，都与今敏的风格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可以说，片子的外观有多粗粝，它对现实的指向就有多残酷。
在熙熙攘攘的大世界里，只有两个人。
一个疯子，一个傻子。
用巨款主人刘富贵“刘叔”的话来说就是——勇往直前，得名得利的疯子，和安于现状，知足常乐的傻子。电影里，前者是抢夺巨款以及为了夺回巨款的一众当事人；后者是喝着小酒高谈阔论“自由”的大叔，是无所事事却又对“创业和赚钱差得很远”有清晰认识的大学生为代表的局外人。
残酷世界里的众生相，没有任何人是主角，用刘健自己的话，“钱才是真正的主角”。
工地保安李二与朋友吃宵夜时问：上帝和佛祖谁的法力大？
对方则借机灌输起了“三重自由理论”，“第一层自由是——菜市场自由，想吃啥吃啥；第二层自由是——超市自由，想拿什么拿什么；第三层自由是——网购自由，想买什么买什么。”
在一些人眼里，再高级的自由，也离不开钱，离不开消费。
刘健说这段对话源自他一次在医院时听到的两个中年人的对话，觉得很有意思，就用在了电影里。
波茨曼还说过：不论是释迦牟尼、摩西、耶稣还是穆罕默德，路德，从来没有哪个伟大的宗教领袖会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给的是人们应该具备的东西。
扪心自问，多少人是为了想要的东西驱使——“大富大贵”、“早生贵子”、“家人平安”或者甚至像片中的大妈那样，找和尚开光准考证来“考试必过”而求助于佛祖？
无论是上帝还是佛祖，如果真的存在，也只会给我们去争取这些东西所必须具备的品质。
（二）导演本身即隐喻
刘健以一己之力完成（其中的95%的工作）的这部作品，向我们证明了，什么才是我们必备的品质。
那就是——
看清自己内心真正的渴望，以及为此排除万难的勇气，再加上坚韧不拔的毅力。
来看看刘健在这部动画电影中担当的职务吧——
编剧、导演、制片人、人物设定、场景设计、原画、动画、上色、口型、美术、背景描绘、色彩设定、描线、数字合成、校色、特效、剪辑、部分角色配音、海报设计、主题曲作词。
在散场灯光亮起，片尾字幕划过，刘健的名字在各种职务名单中一再出现，很多职务都只有他一人，所感受到的，除了震撼，还有醒悟，原来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力量，可以强大至斯！
2007年，十年前，刘健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动画长片《刺痛我》时，为了筹集创作的资金，他卖掉了一套上海的房子，又向父母借了些钱，换得了70万的制作费用。
创作《大世界》，3年，每天绘画8-10小时，累计10000小时的工作量，独立绘制800多个镜头，44000张动画，有人将刘健誉为——“一个人的动画开宗立派的人”，实至名归。
豆瓣用户“拖X”这样写道：“我不会忘记第一次去刘健导演工作室的情形。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有一把椅子，一个桌子，一台电脑，和一块电子绘图板。我仔细看了这块绘图板，上面布满了密密的划痕，都是时间的印记。”
制作人杨城近距离观察过刘健的工作，“创作期间基本没有社交，也不会去做其他可以带来收入的工作，保持绝对的专注和投入，在每天漫长的工作中，只会偶尔听听音乐、去院子里拍拍篮球，活动筋骨，听起来像苦行僧的生活。”
多少“伪理想主义者”只是想想，只是思想上的巨人和行动上的矮子，而刘健用一部又一部令人惊艳的作品，告诉我们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该有的风范。
（三）“时代”即隐喻
无论是“刘叔”在抓住通奸的哥们“阿德”时絮絮叨叨的关于二十多年前的回忆，还是片尾曲《我的八十年代》，都将深层的隐喻导向了动画表面所呈现的2010年代之前的八九十年代。
这首略微“过火癫狂”的片尾曲，由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电音女王张蔷演唱，网易云音乐里张蔷的歌手简介里是这么说的：
中国内地流行乐代表人物，传奇性天才巨星；20世纪八十年代流行文化符号性标志。她的歌声风靡大街小巷，被誉为“迪斯科女皇”、“无敌电嗓”，以性感、率真、阳光的演唱方法与演唱风格，开创了流行乐艺术的新范式。张蔷16岁出道，长期遭受中国主流体制与媒体莫名的全面封杀，但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女歌手”，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歌星，是两千余万张专辑销售记录的保持者。
刘健（1969年生）与张蔷（1967年生）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二十来岁青春时代的起点，差不多正是八十年代末年春夏之交的那场事件。之后，迅速的，我们进入了余华所说的“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
《我的八十年代》歌里这样唱道——
多年以后我们还是相聚在这里
回忆我们那曾经热烈的爱情
我们的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
我们的心是约翰克里斯多夫
还有一首诗
一首朦胧的诗
还有一首歌
一首迪斯科
啦...
啦...
《约翰·克里斯多夫》讲的是音乐家对虚伪轻浮的社会的反抗。刘健开始创作《刺痛我》一年后的08年1月中旬，央视《见证》栏目播出了《风起张蔷》专题，称她的专辑销量远远高于邓丽君——官方第一次肯定了她在中国流行乐举足轻重的地位。2010年，《刺痛我》完成一年后，那位不可描述的人物，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同年，刘健最敬仰的导演今敏病逝，留给世人的，是《未麻的部屋》、《红辣椒》、《东京教父》等神作。
抱歉，扯远了，这一部分就当我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我同意刘健接受采访时说的——“在很多场的交流活动上，我都强调我不讲政治。从艺术层面上讲，一部电影或是一个艺术作品仅仅说政治肯定不是一部好的作品。”
《约翰·克里斯多夫》的结尾，克里斯朵夫渡过河，问肩上的孩子：你是谁，你为什么这样沉重？孩子回答：我是未来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