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了，大家都在总结，我也总结一下。
那就先从门罗的小说说起。刚刚完成一本小书，想休息一下，但是答应去一所高校讲座的时间又到了。我得准备一些东西，要去讲的是有关纪录片的叙述问题，我是立下了这样一个题目。
叙述问题说穿了是一个世界观问题，也就是你如何观察你面对的事物的角度问题。
以前看书是同时拿几本，来回倒着看，这样可以互换脑筋，但是看长篇的话，比较费时间。而去年就是生病的那两年，把帕慕克的《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一直拿着看，很长的一个长篇。断断续续才看完，期间又穿插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所以这两部是叠在一起看的。而我觉得它们就是一部书，文学史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一个作家一生其实是写一本书。
所以，这次就拿一个短篇来看，这样就想起爱丽丝·门罗。
门罗的故事，光简介就吸引了我：
一个聪明的、情欲旺盛的女孩在安大略省乡间长大，没什么钱，母亲非病即死，父亲是名中学教师，娶的第二任妻子很是难缠，女孩通过奖学金或某个决绝的利己行为，尽早逃离了穷乡僻壤。她早早地结婚，搬到英属哥伦比亚，生儿育女，之后婚姻破碎，而她远非无辜。她或许事业有成，是一名演员、作家或是电视名人；有过几段罗曼史。当她不可避免地回到安大略省，她发现青少年时期的那个世界，正以其老派的礼仪风俗，坐在审判席上，对她所做的现代选择进行着评断。仅仅是试着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人儿存活下去，就使她招致种种沉痛的失去和错位，使她造成伤害。（乔纳森·弗兰岑《逃离序》）
这是门罗小说人物的基本基调、背景，似乎稀松平常，那么又有什么神奇使她的小说屡屡占据畅销榜首、令读者割舍不下呢？她曾经被评为“北美最杰出小说家”的称号，不但获得英语世界的最高文学奖——布克奖，而且在2013年还一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与我们共鸣的地方恐怕在于这种还乡，但她写的是一种属于21世纪的小说。这是卡尔维诺的概念，一会再说。
《逃离》是她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包括《逃离》在内一共8个短篇。曾经我有一篇类似的构思，叫《摆脱》，好像只对夏放讲过，那时他还在《延河》做小说编辑。本来是写一种情绪，是“摆脱”一种平常的生活，但最终又无法摆脱，又返回平常。这篇小说只写了一章，好像写到女主在深山里遇到蛇伤昏迷，就不再往下写了，因为自己很厌烦，怎么就写到通俗的路子上去了？打住，从此也就扔下不管，夏放也去北大读博士了，现在成了一个诗人，我还是他的忠实读者。因之也对门罗这个构思念念不忘，现在终于有时间研究一番了。
在另一位朋友寇挥的书中，他这样评述门罗的《逃离》：“这类小说探讨男女之间爱与压迫的问题，应该说是十分古老的人类难题。造物主在创造男人与女人的开初，这个问题就存在了。亚当的一根勒骨变成了夏娃，这本身就是把女人放置到了被压迫的位置上了。但是逃离了男人的女人世界还会有生活吗？”（《我的世界文学地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315页）
这个问题问得好！寇挥这本书里，他提出了世界小说的一个重大课题：人类情感新结构，并且以之评判世界上近二三百部最优秀的小说。他的阅读量恐怕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无人能匹及的，他思考的是一个文学创作的终极问题，深度很深，令人叹服。他说：“凭着这篇小说的深度，布克奖和诺贝尔奖都选中了门罗是有其合理性的。这个集子中的其他7篇小说，远远差于这一篇，这说明一个小说家要在人类的永恒命题上走出一步的艰难程度，即使是小小的一步都是值得奖赏的。”（同上引）
我主要是去讲一些纪录片中如何引入叙事的问题，即“如何讲故事”。
那么，这需要设计，具体办法：首先要先找到一个叙述的视角，要知道叙述者和作者不是一个人，这对中文系的人是一个常识，无需多讲。
叙述是虚构一个生活和世界。叙述有一种特殊的“腔调”，表达的是一种“视点”，是叙述者的声音。
以陈忠实为例，看他怎么说：“我这次对语言检索的更侧重的一个课题，就是由描写语言到叙述语言的过渡。对叙述语言的喜爱和倾倒，也是由阅读中充分感受其魅力而发生的。最直观的一点，一句凝练的形象准确的叙述，如果换成白描语言把它展开描写，可能要用五到十倍乃至更多的篇幅才能完成，而其内在的纯粹的文字魅力却不存在了。”（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手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第95页）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开篇：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很熟悉吧，这是《百年孤独》的开头，可见这个小说在中国的影响。
陈忠实写道：“当我在稿纸上写下‘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的开篇语句时，我的心境更沉静了，一种进入近一个世纪前的原上社会特有的沉静。我开篇叙述的感觉是空前的自在，对于叙述语言的把握也是空前的自信。我后来才意识到，此前几个短篇小说的练习叙述的功夫没有白做，更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在于对那个历史时段原上人物的理解和体验的程度。”（同上引，第99页）
这与其说是一种语言的训练，句子的训练，毋宁说是一种思维的训练，思想的训练。陈忠实想要表现一个民族的秘史，一种阔大而恢弘的历史感，像古老的关中平原一样。坐火车去北京都知道，关中平原，和华北大平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不一样如何用语言来表现呢？
陈忠实终于找到了这样的叙述语言，这个过程，就是他说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现在回到艾丽丝·门罗的小说中来。
门罗，加拿大女作家，出身平常，是一个小老百姓，你只要把她理解成一个家庭妇女就行了。她居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好比咱们陕西山西那样的地方，差不多。
她的小说大多取材于她居住的小镇，小说中常常出现一个叫Horon县的地方，其实就是真实的安大略省Huron县。就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沈从文的湘西、贾平凹的商州等等一样。
门罗从小喜欢写作。她有篇访谈，题目就是“我没有一天停止写作，就像每天坚持散步”。20岁时，还在大学上学就放弃学业，原因是要结婚了，可以跟自己的丈夫詹姆斯·门罗（第一任）到西海岸去，于是门罗就去了英属哥伦比亚、来到温哥华。
你看这个选择还是比较冲动的，但又是真实的。这就是要写21世纪小说的门罗。
这种感受是真实的，她把它写进了小说，她的短篇小说集《逃离》中都会透露这种冲动下的选择，8个小说，基本都是这种“逃离”。也就是，并没有一件什么大事发生，可是，我们的女主人公就是要“离开”惯常的生活，她把它叫Runaway，“逃离”。你看，这本书的封面，很素雅，没有什么大的色彩构成，几只淡蓝的蝴蝶，飞来飞去。
我的朋友寇挥说：一个妻子忽然觉得忍受不了丈夫，决定逃走。便给不远处的邻居——一个女权主义的退休老教授打了电话，这个教授就安排她如何逃走。实际在小说中教授是一位植物学家，女权主义是寇挥的说法。
《逃离》就是这样一个情节，卡拉乘坐长途客车要去多伦多，可是车走了一阵后，她突然要求下车，然后返回家里。小说转到她的丈夫丈夫克拉克出场，讲述他们的情史，克拉克是一个粗野壮实的人，没有固定工作，跟人争吵从不吃亏。他知道她跑了，但他什么也没有表示。只是把妻子卡拉十分喜爱的一只小羊杀了，扔到荒野去。注意，这个小说不凡之处就在于写这只羊，小说也是最先写到这只小羊的失踪，而且气氛渲染得很神秘。小羊被找到那个段落，简直就是一段神奇的情节剧写法。
门罗一开始，用了卡拉的视角导入，她看到的西尔维娅，就是那个女权教授，这是我们从小说的叙事中判断的。注意，女权和女性主义是一个词，Feminism，翻译成汉语，仿佛更政治一些，实际上在西方，女性主义就是一种政治。
这种女性视角的铺排，在我的阅读过程中，就想到王安忆，如果是中国作家在写这样的故事，会怎么写？一定是不一样的。起码中国作家会注重环境对心理的暗示，然后揭示社会关系等等，但门罗不是这样，她转换几次视角，分别以卡拉、克拉克和西尔维娅（贾米森太太）三人的视角，描述了这两个家庭最稀松平常的交往的几件事，甚至都不是完整的事件，仅仅是日常的交集而已。最后，当卡拉下车又回到家中时，卡拉的视角就隐藏起来，代之的是她的丈夫、邻居的视角。直到小说结尾才重新回来，很值得玩味。好像小说的开头，也可以作结尾，门罗就是这样吧生活切开一段，不是时间的发展，而是一个断面的剖析。
另外，西尔维娅的丈夫，利昂·贾米森，一个比她大20多岁的诗人，这个形象好多分析者都没有给予关注，我觉得很值得注意，后面我会说。
门罗的小说和她的真实生活有时真分不清。
在另一篇《激情》中，一个做女招待的大学生，忽然跟随他男朋友的哥哥出逃了一个下午，其实就是一种临时起意，一种凭着感情冲动而做的一种非理性行为，但又是那么真实可信。
门罗在温哥华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和丈夫搬到了西海岸小城维多利亚，她还是喜欢这种小镇。她在那里开了一家书店，叫做“门罗书店”。自从她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这家书店就成了全世界文学朝圣者前来拜访参观的旅游胜地。门罗一边经营这家小书店，一边从事写作。直到1968年，37岁的门罗才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当年就获得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但门罗是个非常低调的女作家。她写小说并不是为了成名，也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为了自己的信念，她发自内心喜欢写作，喜欢把自己的经验表达出来。
有一次，一份在北美地区很有影响力的报纸采访她。门罗说，她写作的信念来自苏格兰人那种对读书和写作的天然执着：“在日后的回忆中，门罗表示，作为苏格兰后裔，家族几乎每一代都出过作家，所以她得出结论，‘苏格兰人无论多贫困，最无法放弃的就是阅读本身’”。
后来门罗离婚，回乡受聘于母校，门罗认识了第二任丈夫，一位地理学教授杰拉德·弗雷林。1976年二人结婚，门罗随后便搬到弗雷林的老家克林顿镇居住。在这里，门罗继续在农场里从事写作。1981年，门罗还随加拿大作家访问团来中国，当年是丁玲接待的，不过那时谁也不会注意她。
门罗真正的写作，是从50岁之后，开始渐为世界所知。1980年，她的短篇小说集《你以为你是谁》获得布克奖，2013年，她以“当代短篇小说大师”的称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此，门罗成为真正的世界级作家。
门罗的写作经验是什么？其实就是为了展示独一无二的人生经验、心理体验，虽然有时细节或情节被别人写过。
开始读门罗小说，似乎无感，但当你读进去之后，便会发觉门罗的小说有一种醇厚的生活质感，有一种迥异于常人的观察、极其细腻的表达，所以，我才说叙述其实是一种世界观，而门罗描述的那些感情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不但令人惊奇，甚至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这样评价门罗小说：“来自内心的呼唤，始终贯穿在她的作品之中，这种呼唤使其作品具有回首往事和自传的特点。”
所以，门罗给我们的启发，至少有以下三条：
一，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要有自己的写作根据地或自留地。这一点，可谓广为人知了，如福克纳的美国南方约克纳帕塔法县、中国作家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路遥的陕北、贾平凹的商州等等，虽然都是虚构的地方，但是这里却是作品发生发展、反复书写的富矿，是作家标识性的创作根据地，也是文学经验的发源地。
门罗的写作根据地就是霍伦县的一些小镇。
这些地方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小镇，散居着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职业习惯的家庭。这种小镇不同于中国的行政建制的镇或乡，政治力量的控制比较薄弱。小镇文化是早年的拓荒者、移民群体自由客居传统的一种延续。事实上，加拿大这种小镇星罗棋布，体现了这个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不多、资源丰富、崇尚自由散居的居住文化形态。
读了下面这一段，我们大概知道门罗笔下的小镇是怎样的面貌了：
客车停下处的那个镇子并不是经过规划而建成的城镇。有几处是凑在一起的若干座同样规格的房子——显然是公司统一盖的，但是绝大多数多数房屋都跟树林里的那种一样，每一所都有自己单独的宽阔而凌乱的场院，仿佛仅仅是出于偶然，才盖在彼此遥可望及的距离之内的。街上路面都是不铺设的——除非是刚好穿过小镇的公路，也没有人行道。没有坚实的大房子可以容纳邮局或是市政办公室，没有惹人注目的精致店铺。没有战争纪念碑、饮水喷泉和花团锦簇的小公园。有时能见到一家旅馆，不过看上去仅仅像是一家小酒店。有时会出现一所现代化的学校或是医院——干净倒还算干净，只是低矮、简陋的像一排棚屋。（李文俊译：《逃离》第53页）
李文俊是大翻译家，可是对他在《逃离》中的翻译我也颇有微词。如开场第一段最后一句：“贾米森太太就住在这条路上她和克拉克的家再进去半英里的地方”，第8页有句“她迫不及待地也要给自己的住房添上这些改良性的设备”等等。
二，即便写出常人所见的生活和细节，但是也要要展示自己独一无二的体验和情绪。
没有比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更保险、更便捷、更容易成功的写作路径了。门罗的小说写的内容基本都是自己熟悉的题材，小镇风情、家庭风波、中年危机和老年人的情感生活等等，无不是她熟悉的生活。
三，短篇小说要写出长篇小说的规模和复杂，怎么做到？就是人物的生活史。
《逃离》即是如此，似乎也没有一个什么主线，而是每个人的生活史的展现。你把他们连贯起来，就是一个长篇的架构。这也就是译者李文俊先生为什么会说，门罗的每一个短篇，四、五十页，如果让别的作家来写，可能敷陈成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
门罗的短篇小说一般都挺长，大约三、四万字的样子，按照中国文学的划分，这些小说应该归于中篇。寇兄也讲过，国外没有“中篇小说”的概念，他们所谓中篇小说是划入短篇小说类型里的。门罗的短篇小说结构不复杂，只是人物史比较复杂、曲折，人物也不多，《逃离》只有三个，《机缘》两三个，《激情》多一些。门罗小说的情节设置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就源于人物的生活史。这样理解，门罗的小说就很好读了。
门罗小说的好看，在于情节的铺陈，不是突转，而是一步步融化在生活背后的人生际遇里面。这一点，《机缘》比较充分，比如跟女主朱丽叶乘坐火车时坐在对面的男人，只是想和朱丽叶“聊聊”，朱丽叶没有答应，但她也万不会想到这个男人会卧轨去死，就像她跑出去去见同一列火车上遇到的另外一个男人一样，她也不会料到这个男人长期照顾的植物人妻子就在她到达的那天会去世一样，一切似乎都是戏剧性，但是门罗写的平淡而温热，就像生活本身一样。这样就打破20世纪以前小说的惯常写法。
之前的小说家对情节的重视多是寄托在让故事更加传奇、更加曲折、更加吸引人上面，不然金庸为什么会如此流行。门罗小说中的情节也有传奇性、也有吸引人的力量，但更多的功能不止于此，而是放在情节背后的人物思想的变化、情绪的波动、独特感悟的激发上面。这就是大小说家和一般小说家的区别。门罗小说设置情节更多为的是发现生活内面更幽深的思想感情，更曲折复杂的人性面向。
因此我们说，门罗小说具有一种后结构主义的倾向，这也就是门罗小说最有意味的地方。要说到后结构主义，不得不说里面被人忽视的人物，即贾米森太太的丈夫，诗人利昂·贾米森。这个人物一出场就死了，他是个诗人，当地的报纸还报道过他的死讯，曾获过当地的一个诗歌奖，有一笔不菲的奖金。所以，这个人物不应被忽视。他与卡拉有过“勾连”，当然是比较畸形的那种。小说很隐晦，没有点明，因为门罗把这件事当做一种日常处理了，就像惯常的一日三餐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
按结构人类学的看法，语言描述不是反映一个之前存在的世界，而是语言带来了世界的存在。语言和行为（do）是一体的，或者说，语言描述和独立现实具有可比性。再进一步说，认知也并不是对事实进行描述，它只是形成了特定的事实生成逻辑，并成为经验继续推进事实的再生产。组成认知所需要的概念、问题意识、价值标尺和推导逻辑，是在特定的权力、资本中被不断强化为常识的，并不是自然生成、中性的。因此我说小说中利昂·贾米森诗人的身份在这里就是一种权力，反过来看，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贾米森太太即西尔维娅，为什么她会支持卡拉出走。而卡拉丈夫克拉克就很反对，这个粗鲁的男人还想用法律手段去维权，当然，他只是想索要一笔钱而已！
因之，可以说，《逃离》是一部21世纪的小说。惟其如此，这样的小说才可能获得认可和共鸣。用老眼光，或老套理论无法解读它的妙处。正如卡尔维诺所说，21世纪小说要卸去包袱，轻装上阵。为什么门罗不是契诃夫，因为这正是新千年文学的一份备忘录。门罗卸去了情节的“传奇性”功能，直抵人物内心。或者说，传奇就是人心。
不知不觉罗嗦这么多，转入下一个话题：年终总结。
这一年：上半，看了一回张伯驹捐献文物展。踩着初春的寒意，到故宫去看了李白《上阳台贴》、展子虔《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等等，印象深刻；作为一个影视从业人员，为谁谁TV写了一篇稿子，作了一回策划；年中，和大熊猫相处一段时间，从此更加热爱秦岭、热爱大自然；暑热中还到了凉爽的山西上党作了回报告，顺路考察了上党戏曲遗存，认识了几位重要的朋友；后半，还为本部门一部年度大片提了些意见，提笔做了些修改，这是本职工作，没什么可炫耀的；还有，终于完成《秦腔与丝路文化》一书，这里面事情就多了，另有一篇后记追述，此处不赘。
最后，最重要的是本年度，终于做到了坚持锻炼，每天有氧运动3000米，迄今走了105.47公里（手机app咕咚有记录），相当于万里长征第一步，只是年底空气恶劣才暂停一段，待明年天气回转，重新开始走、转、改。
哈哈，戊戌年历来在历史上都重要，这个戊戌自不例外。但愿更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