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和周边环境、经济收入和古迹保护，是一对饱含悖论的系统工程，如何理顺这对范畴，对于发展中的中国，不啻为一道漫长难解的课题——
平遥旅游业发展的瓶颈
据平遥旅游局办公室主任刘建昌向记者介绍，自1997年平遥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至今，旅游经济效益连年大幅度递增，全县自1997年接待游客从5万人次，猛增到2004年的67．2余万人，增幅在12倍以上；门票收入从125万元到目前的4760万元，增长了近37倍。旅游业综合收入也从1250万增加到了4．32亿元，增加33倍之多；旅游收入占全县GDP的比重从0．96%增至今天的16．7%。
这不是一组枯燥的数字罗列，它蕴含着耐人寻味的内涵与矛盾。
譬如，昔日一个宁静的小城，因申遗成功而每日迎来送往成千上万的游客，密度超过繁华的闹市。即便不算游客，在这仅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4万余居民，据说人口密度也超过了北京和上海。从以上数据可以想见，这种游人如织的现象将会变本加厉地继续下去。
“迎外必先安内”，记者在平遥旅游局了解到，为了减少古城的居住人口，近年来古城在逐渐实施搬迁工作，“虽然搬迁工作一直在进行中，但仍是步履艰难，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县旅游局综合科科长雷俊说。“建设新城，腾迁古城是保护古城进一步发展旅游业的现实选择”。
目前，平遥县以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带头搬迁出城，拉动了人口的外迁。在古城导游图上，记者按标识寻找县旅游局的位置，但被告知已经搬迁到城外的顺城路上了。据当地县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相关领导讲，目前要完成古城内棉织厂、针织厂、柴油机厂等8家企事业单位和2万居民的大规模搬迁，所需数亿元的资金缺口以及许多搬迁安置面临的现实矛盾都呈现了出来，这些问题和矛盾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了得。
迅猛增加的游人与机制的转变
虽然在当地政府的不懈努力下，平遥古城几年来先后完成了大小8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整体搬迁，12000余人外迁新区，但蜂拥而至的游人却使这一保护型外迁措施变得杯水车薪，大量的游客涌入给古城带来的危害远远超过原住民。记者在古城内的许多地方看到，一些不文明的游客在由古民居改造而成的宾馆砖体上刀刻笔琢“到此一游”等墨宝，城墙的墙体上也钉满了许多招贴画。
虽然古城内设置了步行街，早8时至晚7时禁止机动车辆通行，城中的东西南北四条主要干道上设有禁止通行的铁栅栏，但记者所在的三天里就有两天形同虚设，栅栏门无人看管，车辆在城内的石板路上来往穿梭，无情地碾压着新铺的路面。据当地居民讲，曾经有辆汽车闯入居民家中，老屋几乎垮塌。在方圆2平方公里的袖珍小城内，特别是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保护性小城，为何还允许这种现代化交通工具的肆意蹂躏，答案是为了方便远道而来的游客能够直接入住城里的老宅宾馆，提高古城内的旅游收入。这无疑是一种短视的利益行为。
当地官方人士坦言：“平遥古城由于先天的不足，人口密度大，社区特征非常突出，这不仅影响了对古迹的保护，而且直接影响了旅游产业的发展。尽管在体制创新与人员素质、以及设施配套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综合治理，环境秩序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与保护古城、旅游城的标准要求相比，差距甚远，我们的管理工作也才是刚刚起步”。
记者在相关部门了解到，经过长时间的摸索与实践，平遥古城现在实现了旅游由政府事业性管理，向企业化运作的转变，现已组建成立了山西省旅游行业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平遥古城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为古城的保护和旅游开发构建一个融资平台，加快古城由社区向景区的转化进程，但据说这一切进展的并不顺利。
“古城的硬件环境改造已经进行了5年，” 旅游局综合科雷科长说，“60多条中小街道的硬化改造基本完成，但仍有130多条土路尚未硬化。全城至今没有一座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排水系统也不配套，这些滞后的硬件环境直接影响着古城未来的发展”。
滞后的软环境
我们知道，平遥古城是以Ancient city(古城)载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相比丽江古城则是以old town(老城)入主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这是两个绝然不同的概念。平遥古城在古迹遗址等硬件上的保护应优胜于丽江，这是人类历史文化赋予它的使命，单纯地追求旅游产业收入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愚蠢的行为。
在平遥采访时记者看到，其官方将平遥古城与丽江古城进行对比的一组数据：2004年度，丽江古城旅游产业收入达20亿元，人均旅游消费680元；平遥古城旅游产业收入4亿元，人均消费仅200元。
这种对比是经济指标和经济利益上的单纯比较，而非实质性的基于对文化遗产保护上的比较。出于这种功利目的的考虑，撇开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谈，平遥古城普遍存在亟待提高的软环境建设。比如记者在古城内各景区看到，验票员没有一个是规范化站着迎接游人的，更谈不上微笑礼貌服务了，三五成群扎堆坐在门里聊笑，一副皇帝女儿不愁嫁的神态，因为120元的景点通票进不进由你。
与大多数国内旅游景区一样，平遥古城也是主要靠昂贵的门票收入为主，赝品文物以及千篇一律廉价的旅游纪念品充斥着景区的街道两旁，呈现一种乱哄哄的景象。高价低质的饮食给人宰你一次是一次的感觉。出租车管理无序，从火车站到最近的古城西门，仅1公里的路程要价10元，电瓶车从城门送游人到步行街口不足半公里路要价3元，许多游客大呼上当，返回的车辆大多放空。
在古城偶遇两位摄影界的朋友，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下午就走，来了三天了，太郁闷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外地游客，普遍感到平遥古城与其世界文化遗产的名衔有些不符，这种不符听得出不是指古迹遗址上的不符，而是针对周边环境和软环境建设而言的。一位来自成都的赖姓游客说：我们慕名而来，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还是遇到了许多不快的事……
古城保护是道难题
“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为平遥下的评语，这一评语有如《清明上河图》中的历史画卷，缺了人就如同一座死城。
的确，没有人气的城市是一座死城，但人满为患的古城很难轻谈保护。虽然平遥古城近年来一直在外迁人口上下功夫，降低人口密度，“但迁出的人口与进入的人口不差上下，好像政府的努力都白费了。”一位当地文物局官员对记者说，按照政府的规划，古城内仅保留2万左右的常住人口，但目前一边外迁一边有人进入，进入者大多是生意人，开旅店者、摆卖旅游纪念品者、蹬三轮车者。“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没权没钱的被动员外迁，有钱有权的入主经商”。这一进一出，怎一个尴尬说的清楚。
据相关人士保留得一分早期文件上显示，当地官方前些年曾出台过“谁整修谁受益”的政策，积聚民间资金，那时一部分老宅得以修葺一新，被誉为中国第一票号的“日升昌”旧址，就是在5位政协委员的提议下并筹措社会资金修缮恢复的。目前虽然成立了“平遥古城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但一块牌子两套人马的运行机制很难说得清楚，民间资金很难积极融入。
记者走访了一些老宅深处的居民人家，房屋破败不堪，与街面上的名门宅邸相去甚远。老城中的大部分居民收入微薄，许多三、四口之家月收入仅4、5百元，修缮老宅成为天方夜谭。如此下去，等到倒塌了再重新修建的就是令人厌恶的假文物了。
在与平遥旅游局刘建昌聊天时，另一种说辞听来十分有趣。刘建昌列举了他小时候经历的一件真事，他说他们家居住了几代人的老屋已经残破不堪，当新屋建好后，头一天搬出老屋住进新房，第二天老屋就忽然倒塌了。他说这或许就是缺乏人气的缘故，因为人是有灵气的，许多没有人居住的房屋会陈旧的更快。换句话说，古迹遗址涌入的游人太多，必然会导致极大的破坏。但如果缺乏人气，对保护也是不利的。这也是为什么平遥县政府将老城内居住人口设限在2万人左右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了体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平遥古城是“汉民族城市……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的品评。
对浙江水乡乌镇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起初乌镇被公司化之后，人口的稀疏显得毫无生机，服务业滞后。公司决策层研究后决定，赔钱动员一定数量的人返迁和入住乌镇，特别是从事小手工艺者，增加乌镇景区的人气和活力，以及体现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文化遗产和周边环境、经济收入和古迹保护，是一对饱含悖论的系统工程，如何理顺这对范畴，对于发展中的中国（特别是地方政府唯经济论急公近利的做法），不啻为一道漫长难解的课题。（该文刊发于《新西部》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