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为民请命的政坛不倒翁

       中国人评价历史人物最常用的一个标准是“忠”,合乎这一标准,便是英雄好汉忠臣孝子,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千古骂名从此休想摆脱。五代十国时期的政坛奇人冯道的遭遇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欧阳修编《新五代史》时斥之为“无耻之徒”,司马光骂为“奸臣之尤”,就连对他持肯定态度的《旧五代史》,也不得不对他的“忠”提出了疑问:“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直到范文澜写《中国通史》,还是要花不小的篇幅对冯道的“忠”大加挞伐。  

       也难怪历代史家要如此疾言厉色了,冯道的性格,在一般正人君子看来有点像墙头草,那边风大他就往那边倒,谁有势力他就投奔谁,可以说丧失“气节”到了极点。尤其是投奔契丹时,他说过一句话:“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为臣,岂有分别哉!”因此做了耶律德光的太傅,令稍有一点廉耻心的人大跌眼镜。可奇怪的是,随后的后汉高祖刘知远、后周太祖郭威并没有因此而看不起他,反让他在本朝连任太师。

       冯道是名副其实的“官场不倒翁”,其资格之老,人们常说的“三朝元老”已不足以概括,冯道则不但超越了三倍之外还得再加一朝,他历经桀燕皇帝刘守光、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闵帝李从厚、后唐末帝李从珂、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晋出帝石重贵、辽太宗耶律德光、后汉高祖刘知远、后周太祖郭威十朝,基本上在每朝都受重用,这就不由得人要啧啧称奇了。


冯道:为民请命的政坛不倒翁_第1张图片

       冯道一生担任的官位之多,可得中国历史之冠。历任中央和地方官职为幽州节度巡官、河东节度巡官、掌书记、摄幽府参军、试大理评事、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集贤殿大学士、检校尚书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检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太师兼侍中、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行台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等等达40余种之多。冯道的历次散阶(指无固定职事的官员品阶,属于荣誉称号)为仕郎、议郎、朝散大夫、银青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特进、开府仪同三司。历次爵位为开国男爵、开国公、鲁国公、秦国公、梁国公、燕国公、齐国公,等等。

        冯道虽然在一般人看来没有气节,但却不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一介官僚,而是满腹锦绣文章,乃是当时大江南北的第一名人,不管是哪朝哪代,都以能聘请到他做官为荣。他在南朝为官时,北朝契丹素闻冯道大名,就想偷袭将他抢走,只是由于边境守军严密防备才没有得逞。

        值得一提的是,别看冯道表面上缺少点钙质,但绝不是贪官污吏。冯道出生在“为农为儒,不恒其业”的家庭。年轻时品行纯厚,不耻清贫,事亲孝而为学勤,颇有古风。为官以后,他更是严于律己,能够体察民间疾苦。他的家乡闹饥荒时,不惜将自己家里的财物全部拿出来周济乡亲,而自己却住在茅草屋里。南北战乱频仍,他从北方逃回,看见被掠夺的中原妇女,心中不忍,就变卖东西将她们赎回,然后派人将她们一一送回家,完全是一副菩萨心肠。更难得的是,冯道还不好女色,当年后唐与后梁交战时,有的武将把抢掠来的美女送给他,冯道就“金屋藏娇”——找间屋子养着,寻访到她的家后再送回去。就连身后事也安排的特别节俭,他留的遗嘱中说,死后选择一块无用之地埋葬即可,不要像别人那样嘴里含珠玉下葬,也不用穿豪华的寿衣,用普通的粗席子安葬就行。

        最难能可贵的是,冯道当官,并不是一个只知对上唯唯诺诺逢迎拍马的尸位素餐之人。他有胆有识,对上级乃至皇帝也敢直言进谏,甚至还敢为民请命。

        唐末天祐年间,冯道曾任桀燕帝刘守光的参军,因常陈利害而惹怒刘守光。刘守光失败后,他逃到太原投靠当时在河东任监军使的宦官张承业,当了巡官。后张承业把他推荐给晋王,被任命为河东节度掌书记。李存勗与后梁军夹河对垒之时,郭崇韬要求裁减闲散人员,李存勗怒而欲“令三军别择一人为帅,孤请归太原以避贤路”。令冯道草拟文告发表,冯道执笔久之不写。李存勗正色催促,冯道说:“道所掌笔砚,敢不供职。今大王屡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韬所谏,未至过当,阻拒之则可,不可以向来之言,喧动群议,敌人若知,谓大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则天下幸甚也”。不久,郭崇韬向李存勗道歉,经过冯道的调和,此事顺利解决,人们开始佩服他的胆量识见。李存勗称帝后,冯道被破格升为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

        后唐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太平无事。冯道却打比方告诫李嗣源,借自己在河东任掌书记时出使到中山(今河北定州),路过井陉(今属河北)地区的险恶山路因十分小心而没有出事,等走到平地时以为可以放心大胆,结果反而跌伤的事说:“臣所陈虽小,可以喻大。陛下勿以清晏丰熟,便纵逸乐,兢兢业业,臣之望也。”李嗣源问他丰收年景的百姓情况时,他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并且特地吟诵了聂夷中的《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李嗣源听了很受感动,命人抄下经常诵读。

        当李嗣源为得到一只刻有“传国宝万岁杯”字样的玉杯而高兴时,他说:“此前世有形之宝尔,王者固有无形之宝也。”并且进一步指出这无形之宝便是“仁义”。冯道劝谏起皇帝来,确实有两下子,能够因势利导地展开规劝,既使对方乐于接受,又使自己的地位得到巩固。他还因为“诸经舛谬,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今陕西西安)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这是见于记载的首次以雕版印刷《九经》,是中国古代印刷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冯道担任宰相后,“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即贫穷的、无背景的读书人和有真才实学、有事业心的人,都能得到提拔重用,而唐末的世家显贵、品行不正、办事浮躁的人,则必定会被抑制或冷遇。一个被后世嘲弄了一千多年的人,竟然能有如此的执政举措,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称道的。

       李嗣源死后,他在闵帝李从厚时仍任宰相。当李从厚出奔卫州(今河南汲县)时,他又率百官迎接末帝李从珂入主朝廷,仍然被任命为宰相,后虽一度出为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一年后又任司空。后晋灭后唐时,他又投靠新朝,石敬瑭任他为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鲁国公。事无巨细,悉以归之。其荣宠程度更胜前朝。石重贵时,他仍为宰相,且加太尉,封燕国公。后出任匡国军(治同州)节度使,又徙镇威胜(治邓州,今河南邓县)。

        后世对冯道诟病最多的地方,是他对契丹的态度。史书这样记载道:“契丹灭晋,冯道又臣事契丹,朝拜耶律德光于京师。德光责道事晋无状,道不能对。又问曰:‘何以来朝?’对曰:‘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德光诮之曰:‘尔是何等老子?’对曰:‘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这种自甘贬辱的态度使耶律德光感到高兴,被任为太傅。耶律德光曾问他:“天下百姓,如何可救?”他说:“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有人说这种谄媚的谀词讨得了耶律德光的喜欢,因而没有夷灭中原人民。不过后世更多的人则指责冯道的这种奴颜媚骨,这只能说明后人患了很严重的道德洁癖,而且分析问题非常肤浅。冯道表面上的恭顺,一方面是他“滑稽多智,浮沉取容”一贯本色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一种韬光养晦的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使他能在暗中保护汉族士人。耶律德光北撤时,他一直随从到了常山。见有被掠的中原士女,就出钱赎出,寄居在尼姑庵中,以后为她们寻找家人领回。耶律德光死后,汉兵起来反抗契丹军队,驱逐了辽将麻答,冯道亲自到战地慰劳士卒,军心大振。失地收复后,冯道又选择将帅,使军民能够安定下来。

        其实,冯道应辽主之召到开封以及后来的行动,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当时契丹军队只占领了开封一带,他当时在南阳并无危险,要投奔其他割据政权并不难,以他的声望和政治手腕,博取荣华富贵那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但他却甘冒风险去开封,在复杂的形势下减少了契丹入侵造成的破坏。当时的文武大臣,有的一心想着卖国求荣,争着当儿皇帝孙皇帝;有的则趁机烧杀抢掠,大发战乱财;而畏葸懦弱只知对辽主唯命是从,不敢稍有作为的,更比比皆是。冯道与这些人比起来,对社会和民众的贡献不是要大的多吗?

        刘知远建汉称帝后,他以太师奉朝请。后周灭后汉之后,冯道又被后周任命为太师兼中书令为首相。后周取代后汉时,冯道已是一位经验老到的政客,连郭威都要细察他的反应来决定行止。当郭威进攻洛阳,刘承祐为乱兵所杀后,郭威认为后汉大臣一定会推戴自己为帝。可是在见到冯道时,发现冯道一点表示都没有,只好像往常一样先向他行礼,冯道仍像平时一样受之。郭威就意识到取代后汉为帝的时机尚未成熟,于是就假意提出立刘赟为帝,并且派冯道到徐州去迎接。因此当时的舆论并没有把后汉之亡归罪于冯道,而冯道对于改朝换代丧君亡国也因习以为常而并不在意。

        冯道人生最后的谢幕也非常精彩。柴荣继位后打算亲征刘赟,冯道以为不可,再三谏阻。当柴荣说要以唐太宗为榜样时,他更直言“陛下未可比唐太宗”。因而惹怒了柴荣,亲征时就不要他随行而让他去处理郭威的后事。结果郭威刚安葬完毕,冯道不久也就患病,四月去世,终年73岁。谥文懿,追封瀛王。

        冯道这个人是有自知之明的。他自称“无才无德痴顽老子”,是因为从道家老子的“无为”中悟出了“为官之道”,从“上善若水”中悟出了随波逐流。他有一首诗正好说明自己的心声:“莫为危时便怅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对后世毁誉不一的评价,冯道也早预料到了。乾祐三年(950)夏,冯道写了一篇题为《长乐老自叙》的文章,历述自己在后唐、后晋、后汉三朝及契丹入主时期所获官爵荣宠,真是官越做越大,爵越封越高,上耀祖宗,下荫子弟。他写道:“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耶!老而自乐,何乐如之?”然而,在文中他也承认自己的一生“奉身即有余矣,为时乃不足”。并且明白指出这不足在于“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因而他清醒地预见到后人对他“知之者,罪之者,未知众寡矣!”

         既然如此,如果我们后人还是按照“忠”的政治道德标准把冯道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就太有失公允了。什么是“忠”?是忠于一家一姓一帝一朝,还是忠于江山社稷黎民百姓?倘若人人都“忠臣不事二主”了,那旧的腐朽的王朝还能灭亡,新兴的王朝还能建立吗?老百姓不是永远都要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吗?别的且不说,赵宋王朝又有谁去辅佐呢?欧阳修司马光等等史家还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去指责冯道吗?

你可能感兴趣的:(冯道:为民请命的政坛不倒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