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僚反对改变国家的农业大国形象，不愿意去进行任何发展实验；他们管理国家的思想观念和现实之间的断裂，再不能以技术补救来解决了。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没有活力，已经僵化了。
第一章 京杭大运河的背景和本文的研究目的
明朝宫廷对大运河的依赖程度前所未有，远远超过以前的历代王朝。
元朝时期的运河不过是海运的辅助性交通，无关紧要。而在明代，大运河是京城和江南之间唯一的交通运输线，所有供应都要经过它。（p16）
在供应名单中，除了谷物占据首要地位外，其他物品包括新鲜蔬菜和水果、家禽、纺织品、木料、文具、瓷器、漆——几乎所有中国所产的各种物品都通过大运河进行输送；诸如箭杆和制服之类的军需品，苕帚和竹耙之类的家用器具，也经过运河运送到北京去。整个明代，这种依赖性一直存在，从未中断。(p16)
概括大运河的背景情况，就是以一种特定方法把一个民族的大致情况描绘出来。从明代帝王、大臣管理漕运的方法中，我们可以推断描绘明代的政治体制、政府模式、财政政策以及社会风俗和统治思想。（p17）
第二章 京杭大运河的地形概况
维持这些运河，主要在于使它们能够通航的费用，如一位数学家说的，每年达到一百万。所有这些对欧洲人来说似乎是非常奇怪的，他们可以从地图上判断，人们可以采取一条既近而花费又少的从海上到北京的路线。这可能确实是真的。但害怕海洋和侵扰海岸的海盗，在中国人的心里是如此之根深蒂固，以致他们认为从海路向朝廷运送供应品会危险得多。(利玛窦：《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札记（1583-1610）》，page 306)
第三章 明代管理大运河的行政机构
明政府倾向于在前台维持一套僵硬的官僚体制，在后台进行调整和控制。虽然明廷因实际情况而不得不做一些改革，但在同时又尽力维持已经设置起来的官僚体制，甚至为此不惜折中解决官员职能。这样，虽然例外增加了一些临时性机构，但明廷从未设法对政府机构做定期调整，总是继续维持着官僚体制的表面性。......存在着职责规定不明、职务断裂、双套中央政府机构、机构重叠之类的毛病。（p45）
漕运总督一职的职责没有清楚地规定，担任者就有机会显示自己的个人特性。既然此职的职掌五花八门，这就需要任职者的才能全面，能够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事实证明，担任此职的，从整体来看，都是一些精力充沛、意志坚定、处事果断的官员。(p54) …… 在91名漕运总督中，有32位随后成为内阁成员。考虑明代内阁职位经常被势力强大的人物长时期独占，这个纪录就值得注意。（p55）
明政府在清江浦设有检查站，负责征税：1、打造船只原来的货物税，实物征收，包括木材、竹子、铸铁、石灰、麻、煤和桐油。2、其他物品则由淮安府负责征收通行税。检查站官吏由淮安知府派任首席代表、办事吏员，工部清江浦分司郎中派任副官，山阳县派遣卫兵和勤杂工。全部职员超过100名。（p60）检查站所有征税收据和账簿由漕运总督签发，受其严密监督。
尽管明代官僚体制被严格地划分为几部分——文官系统和军事系统之间、京官和地方官之间、尚书大臣和朝廷特派官员（commissionary）之间,明显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然而下层官僚体制，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分支机构，却表现出足够的适应能力，使各个部分能够一直地运作起来。来自各个对立系统的官吏能够组织在一起。（p62）
第四章 漕粮运输
明朝统治早期，全国税额总数接近2950万石。1200万石由地方政府支配，作为官俸、行政费、抚恤金和养老金、赈济费、官府学校费和地方粮仓储存费。另外800万石，主要在华北征收，作为驻守西北前线军队的军粮。其余不到1000万石的税粮，供中央政府花费，其中120.8万石给南京，北京所得总数在820万石左右。（p71）
稳定性是漕运体系运作的一大显著特点。它基本上反映了明廷努力根据预定计划，固定国库收入和支出。
漕军堕落和普遍贫困。（暂略）
明初38万世袭军户，十六世纪早期下降到5万户，原因军户逃亡。
“解户”制导致贫困和破产（暂略）：税粮必须由纳税人运送到目的地。
西北地区不得不从其他地区购买茶叶、盐和纺织材料之类的必需品，又找不到平衡贸易和增加收入的途径，西北地区银两大量外流，导致该地区在随后的时期全面萧条。（p123）
早期由于前线地区要用粮食付税，盐商会在边境地区拥有自己的土地。1492年，明廷宣布用银两支付，盐商从北方地区变卖土地离开。（p124）
危机：明王朝由于不能动员地方资源为其目的服务，导致其统治全面削弱。（p135）
误区：漕河在明王朝统治后期仍然完整无损，漕运数量也未大幅度下降。漕河水道状况同明王朝统治的崩溃并无什么关系（p136）
败因：明廷失败原因起源于其君臣盲目地执行明王朝建立者制定的总计划。一旦先例确立起来，即使有的并不合理，他们不愿意也无力加以改变。（p140）在明王朝统治后期，虽然已经发现了它存在不足，但是明廷未采取任何措施加以改进。同时，看来并无任何其他候补体系取代它。（p142）
第五章 宫廷供应品的漕运
在宦官催促的影响下，皇帝通常在旧的供应商品之外，命令进贡新品种。从理论上说，新增加的物品应该从供应地区所承担的土地税中扣除，而实际上，明廷常常“忽视”扣除，有关地区必须毫无补偿地进贡。而且，先例一开，除非撤销，有关府县就必须维持、继续。（p145）
各类供应品的相关数据（暂略）
明廷变成一种张开血嘴的庞然大物，迅速吞没了全国的额外生产。它所设置的宗人府，是成千上万人的“食堂”。在一定程度上，明廷也变成了消费品的分配中心。它把各种各样的供应分配给贵族家庭和政府官员。这样，明政府就进一步把国家顶层的购买力取消了，私人商业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和余地了。（p176）
第六章 征税、商业、旅行和劳役
总结
明代官僚反对改变国家的农业大国形象，不愿意去进行任何发展实验；这种情况可以说明他们那个时代的“新”政治观念和思想观念，是缺乏独创性的。
在15世纪早期设置的漕运体系及其附属机构，尽管存在着调查不足，仍然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16世纪，这个体系由于僵化，其中许多设置明显过时了。到该世纪末和17世纪早期，明代官员明显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了。他们管理国家的思想观念和现实之间的断裂，再不能以技术补救来解决了。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没有活力，已经僵化了。
参考文献
- D.C. 特威切特：《唐朝的财政金融管理制度》
- 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对明代政府机构作了综合性考察）
- 佐久间重男：《明代商税征收和财政之间的关系》
- 安东尼-佛朗西斯-普雷沃斯：《耶稣会士的历史性旅行》
- D. 盖达（D. Gandar）牧师：《运河帝国》（Le Canal Imperial）(对淮河和长江之间的大运河河段和航图进行研究)
- 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台北，196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