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大宋朝有个岳飞元帅，他老妈喜欢纹身，在他后背纹下“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慈母四字渗入心底，岳元帅为恢复大宋河山驰骋沙场，那是不要不要的，岳家军屡败金国侵略军，取得一场又一场大捷。
绍兴十年(1140)七月，岳飞进军中原，鏖战金兀术大军，取得郾城、颖昌大捷，破“拐子马”，前锋直达旧都东京（开封）城外的朱仙镇。全国军民群情激沸，自从抗金以来从未取得如此之成绩，眼看收复东京指日可待。
岳飞有着更长远的打算，准备安排北伐，渡过黄河，“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历史有时候让人相当的不爽，在你最爽的时候在你心口扎几针。
七月二十日，一天之内，岳飞接连收到朝廷十二道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措辞严峻，严令岳飞立即班师回朝。
所谓“金牌”，宋神宗时期设立，并非用黄金制造，是当时邮驿传递的一种形式。遇到特急的机密军务，皇帝亲自发出金牌诏旨，连中书枢密院也不可能事先知道。传递时要求不分昼夜，鸣铃奔传，前铺闻铃，兵卒出铺等候，就道交接，不得入铺，以免耽搁。
一道金牌就不得了，连续十二道催命一样的送过来。岳飞那心情比吃了狗屎还差，悲愤填膺、肝胆欲裂，收复中原故土的大好战机没了，收复的沦陷区又将陷入金贼之手。
岳家军班师回朝之日，百姓遮道恸哭：“我们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打败金兵，如今官军退师，金兵再打回来，我辈哪还有活路?”岳飞亦悲泣不已，曰：“我不得擅留。”当时当情，军民抱头痛哭，人心绝望。
每逢读史到此，后人常掷书拍案而起，突生心绞痛症状。冷静、冷静、在冷静，我们后人更要有问题意识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到底有没有道理？
太伤痛了，再讲个中国悲催的故事，估计我和你们都受不了。那就讲个欧洲大陆的著名战例吧，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伯爵和他参与的普法战争。
这毛奇伯爵出生在1800年，一直活到91岁，担任普鲁士军队总参谋长达30年之久，是19世纪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
很多人不熟悉他，如果你是军迷，就算我放屁。我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背景。
事物总有好和坏的两面性。本来毛奇好端端的读书、军训、泡妞，过着自由人文主义者的生活。突然1848年欧洲爆发革命，他的思想向右转了，成为一名坚定的爱国者和反社会主义者。
1857年，他就任普鲁士军队总参谋长后，创建一整套军事管理体系，对军事组织、装备、悬链和后勤均有设计，影响此后100年的军事专业化标准。
1864年，普鲁士对丹麦的战争中，他首次展露军事才能。此后，他在普鲁士走向统一德国的道路上，实现对法国的一系列战争的胜利。
毛奇留下的对战略思想的表达的文献很少，少不等于没有，我还是要给大家罗列一下，方便理解战略。
1、毛奇敏锐的意识到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的完善，有利于后勤保障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采用简单手段实现大规模的军队投送。如果双方都能动员大批人马，战争就有可能陷入僵局。
2、毛奇深感政治目的和军事手段很难协调一致，但是战争的目标就是“用武力执行政府的政策”。目标一旦确定，就应该用军队来实现。如果目标没有达成，那么军事和政治的对话不可避免。
3、毛奇认为作战中军队绝不受任何理论体系和计划的束缚。因为普鲁士的战略地位重要，一旦有战争就要避免两面作战，要尽快发起攻击，别无选择。他有个著名论断：“没有任何计划在与敌人遭遇后还能继续有效。”
1870年的普法战争，毛奇取得军事上的彻底胜利，至少用战争胜负的传统视角来看是如此。
他首先于8月18日将法军困在梅斯，两个星期后又在色当完成对法军的合围。
普军的军官们并非个个都按计划行事，但是他们的过失被法军所犯的无数错误和过时战法所大大抵消。经过7个星期，法军宣告失败，但战争还未结束。
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虽然被拿下了，但是法国人民很快动员起来，成立了国防政府，对抗普军的入侵。这生动的说明：战场上的胜利不是必然会带来政治上的胜利。
这时候的法国，陆军主力已经被普军干掉，当是海军的实力还能保障维持物质供给。而且法国的全国动员，会给普军的漫长交通线带来被切断的危险。
因此，毛奇要对巴黎采取包围策略，他担心炮轰巴黎会让法国的抵抗心理增强。普鲁士国王最后采取首先俾斯麦的建议，采取军事暴力手段解决巴黎，以防止夜长梦多，促使英国和奥地利帮助法国。
在普军的军力展示下，法国国防政府很快就同意谈判。可是，巴黎人民不同意啊，下面就发生了我们熟知的巴黎公社革命。国防政府的军队干不过普军，还是有信心打巴黎公社的，在普鲁士军队的配合下，后来的确也镇压了巴黎革命。
在攻取巴黎后，毛奇主张普军继续向法国南部进军，彻底打垮敌人。但普鲁士王室担心这样可能损耗普军实力而无法赢得战争，而且还要考虑到国际的形势变化。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到底有没有道理？毛奇认为，普鲁士王室既然给了他作战命令的权力，那么在战争操作层面上，军队指挥官必须不受任何政治牵绊。那么看来，毛奇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有一定道理。
但是，普军并没有采用毛奇的进军策略，而是不久就撤回国内。
无论是岳飞的“直捣黄龙”，还是毛奇的“继续进军”，都是战略意志的追求，缺乏政治上的考虑。对于宋高宗来说显然确保皇位比“直捣黄龙”更重要，对于普鲁士王室来说确保国家利益比进军的快感更实际。因此，统帅们“不要政治”只是一个空想，但是却是一个恰当的、有效的实现战略意图所必不可少的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