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的微光

 一、为什么有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回答了什么问题？

从20世纪晚期历史社会学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梳理来看，工业化的进程自身可能是充满了偶然性的历史的必然选择。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介入到纷纷扰扰的争论之前，西欧社会的社会变革已经大张旗鼓地开始了。西方世界在充满张力与矛盾中加速前进，工业化解决了一系列物质问题，但是却始终难以解决好人的问题。

晚近的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和心理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独一无二的成就，一定程度上与涂尔干和韦伯的社会学范式进行了重组，形成了西方理论界得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与回应：人的问题而不是客观的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但是奥地利学派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纷争，也可以理解为是阶级冲突的一种扭曲的反应：对贵族与旧政体抱有极大好感的知识精英对劳工的难以接受（好比今天一个女研究生会选择与一个外卖大叔恋爱）。

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以后，西方的理论家切实地感受到了长期以来自己所坚持的制度选择遇到的严峻的挑战和竞争中潜在的劣势：如果苏联式的发展道路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许诺以集体生活和平均分配，那么西方的优势也许将不复存在。我的观点是，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对现象的不全面的解读，因此你从获取到的现象上，即便是同样的现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在政治与社会的研究中，这种解读尤其危险却十分普遍：社会科学家研究的对象恰恰无法将自己个体排除在外，因此做到韦伯所谈到的价值中立和理想型，几乎只有大思想家才可以。而这些思想深邃的政治哲学家，比如沃格林、福柯等，他们的思想有时片面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程度。

所以，现代化理论几乎可以说在一个近乎误解的理论漩涡中提出了另辟蹊径的解决之道：当生产力与个人自由的争论还没有冷却，革命与改良的辩论还没有罢休时，现代化理论家们的解决方案是政治民主化。李普赛特与摩尔其实是站在了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角度：政治制度与某一种或者某几种社会集团是高度相关的，有稳固的民主，在于有中产阶级；没有民主，在于缺少足够成熟资产阶级。这一代或者几代的学者在人格操守上令人钦佩：他们努力希望人类可以彻底远离战争与暴力的永恒泥潭，帕森斯、阿尔蒙德、林茨、亨廷顿、布莱克、斯梅尔塞等莫不如此。他们可能是比较符合韦伯的新教伦理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的理论充满了新福音派的张力和剖析。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完全不是“佛系”的。

总结起来，现代化理论虽然致力于以非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反对暴力革命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但是他们无一不是深陷与马克思主义论战的持久战之中。颇为欣慰的是，这个阶段的西方社会，基本按照他们所预期的方向前进着：突然富裕的西欧与北美社会，社会矛盾的激化不是在贫富悬殊的问题上纠结，反而因为苏联的存在和不断强大，走向了民主输出的讨论上。从这一点上看，我自己对亨廷顿划破夜空的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解读是，亨廷顿大略说现代化遇到的一系列问题需要靠政治稳定来解决，争取避免政治衰败。但是当政治稳定成为政治衰败的源泉之一时，这时谈论政党与组织的强度与控制力，应该已经背离了我们姑且可以称为“亨廷顿猜想”的讨论。

福山善于捕捉时机的两卷本著作在这个时代之所以重新引发人们的思考与争议，在于他发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与大约100年前的文明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在构造上有颇多类似之处：强大的帝国看似摇摇欲坠，新兴的独裁与半独裁的民族力量迫不及待，而全人类的躁动与其说是对自由和制度的原始冲动，毋宁说是技术革新带来的。但是福山提出的解决之道却可能未必得到亨廷顿、摩尔乃至李普赛特等大师的点赞。重新强调国家和组织对秩序的重视，强调官僚式的疏导和汲取结构，这是亨廷顿的办法，却不是21世纪的问题。我预言，21世纪政治发展的创新，应该是重新解构国家。当然不是在实体上，而是应该在主权概念上。我是怎么想到这些的呢？我有一次与一位计算机专家聊到了IP地址字节段的问题，新一代IP地址分配问题是各国争夺的焦点：原因十分简单，给定任何一组数字，如果能把新的数字添加在现存数字的前面，顿时你就拥有了大的多得多的、近乎取之不竭的数字空间。至少目前国家间的争夺与国家治理的问题还没有彻底告别传统国家统治的领域。但是未来会有更新和大到难以想象的“域”的出现，这才是对21世纪国家治理的考验。

站在这个角度来理解，福山对亨廷顿理论续命堪说是小修小补：他看到了问题，却将我们又重新误导回了政治稳定和避免所谓的政治衰败的老生常谈。我预言，未来政治稳定的议题将绝不是某几个传统的主权国家面临的灭绝性的难题，国家的概念可能需要彻底重构；而这一进程很难说将由政治学和政治科学来完成。东方以意识形态阐释为主导的政治学说和西方行为主义的政治科学在本体论上已经面临重重困难；如同哈拉里关于智人的著作所揭示的那样，我们还需要在认识论的层面上进一步突破。

二、站在21世纪，我们该向前、还是向后？

关于政治发展与民主化的讨论是大问题。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关乎到全部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观察到社会变革，则可能对这个问题做出难以弥补的误判。达尔与蒂利所提出的是一系列着眼于维持民主政体柔性与张力的“共治”的议论。如果概括起来，就是不断在国家与社会对立式互动的过程中为彼此非线性、非对称的发展和演进提供足够的可能性。说的再直白一些，我认为蒂利民主化理论的生命里就在于强调社会的学习能力。但是蒂利已经去世将近10年，他在生前关怀备至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学习能力正在朝着一些我们未曾预料到的方向突飞猛进。社会在民主化与去民主化的道路上都显示出了超过主权国家预期的一些表现。但是明显在社会活力方面，民主社会应对要更加放松一些。

帕特南与英格尔哈特的贡献如今读起来似乎已经彻底过时。但是从超越文本的视角来重新融汇，我似乎看到了他们二人理论的新的生命力，那就是：无涉国家的合作。我再说的明白一些吧：现代国家之前的合作组织是村社，而很有可能在现代国家之后，合作将在社群中再次复兴。这里我说的社群将是全新意义上的社群，因为那时新的“域”将会更加广泛地介入我们习以为常的平面政治生活，从上至下的治理结构可能也将由唯一变成补充。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将再次被提升到一个高度，国家除非已经彻底做出重大调整，否则社群生活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对立与冲突有可能带来我们都难以想象的社会变革。

普泽沃斯基曾经说过，民主政治至少可以达成谅解。我反复阅读政治发展著作的体会是，国家是小兔子，而社会是小乌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