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代：煮海为盐的传说
中国历史上对盐的发现，最早闻名的是夙沙氏煮海为盐的传说。
相传远古时候，在山东半岛南岸胶州湾一带，住着一个原始的部落，部落里有个人名叫夙沙，他聪明能干，膂力过人，善使一条用绳子结的网，每次外出打猎，都能捕获很多的禽兽鱼鳖。有一天夙沙在海边煮鱼吃，他和往常一样提着陶罐从海里打半罐水回来，刚放在火上煮，突然一头大野猪从眼前飞奔而过，夙沙见了岂能放过，拔腿就追，等他扛着死猪回来，罐里的水已经熬干了，缶底留下了一层白白的细末。他用手指沾点放到嘴里尝尝，味道又咸又鲜。夙沙用它就着烤熟的野猪肉吃起来，味道好极了。那白白的细末便是从海水中熬出来的盐。夙沙氏的传说自战国汉、唐至宋流传很普遍。
据考证，夙沙氏是一个长期居住在山东半岛上的古老部落，和传说中的洪荒时期的炎帝部落有密切的关系。可以推论，夙沙部落长期与海为邻，不仅首创了煮海为盐，而且大约在商、周之际就已在当地推广和普及用海水煮盐。《中国盐政史》谓：“世界盐业莫先于中国，中国盐业发源最古在昔神农时代夙沙初作煮海为盐，号称‘盐宗’。”20世纪50年代在福建出土的文物中有煎盐器具，证明了仰韶时期(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当地已学会煎煮海盐。这一发现与史载资料相印证，可以肯定至少在4700年前我国山东至福建沿海一带已学会煎煮海盐。
汉代：盐铁论引发的变革
西汉的汉昭帝在始元六年(前81年)期间召开“盐铁会议”，以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以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展开辩论。这是《盐铁论》一书的由来。汉武帝为了掌握全国经济命脉，从经济上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抗御匈奴的军事侵扰，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推行了以桑弘羊为主所制定的盐铁官营，为西汉王朝奠立了坚实的财政经济基础。
西汉时期的井盐生产也有长足的发展，井盐生产技术逐渐提高。首先，凿井技术有所进步，已经出现了“深六十余丈”(约合138.24米)的盐井；其次是采用楼架，安装定滑轮汲取卤水，提高采卤效率；再次是在煎盐时采用温锅热卤水蒸发水分，以节约燃料。
此外，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从扬州城东北处，东通海陵仓(泰州)，开了一条运河，称之邗沟，后称通扬运河，便利运盐，开启扬州盐业之先河，扬州盐业此后在历代可谓延绵不绝，成为历代朝廷的赋税大户。
隋唐：海盐和池盐技术的进步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盐业史发展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食盐的生产在前代基础上有了较大进步。井盐开采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专卖制度也实现了由直接专卖向间接专卖为主的变革性过渡，出现了若干新的政策和专卖运行方式。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开放盐池、盐井之禁令，采取与百姓共之的办法，免于征税，至唐开元时期的130年间，为中国食盐无税时期。开元初年，开始有榷盐收税，但各地盐法并不统一。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财政陷入困境，实施“榷盐法”，由官府垄断食盐价格，盐利收入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支柱。唐末藩镇割据，盐井、盐池为藩镇所有，盐利被藩镇持留。
唐代盐产量继续增长。海盐产量居首，大历年间产量约为600万担，池盐次之，年产约100万担，井盐较低，年产约数10万担。唐代盐业生产技术，与前代相比有了较大的进步。在某些方面，如垦畦营种法(晒制池盐的方法)的成熟、凿井采卤法的发展等都有力促进了盐业的发展。唐代海盐生产处于煮制阶段，主要有取卤、试卤和煎煮等工序。
唐代井盐生产技术也有很大的发展，主要包括凿井、汲卤、煎制等工序。唐代凿井技术的提高促进了深处卤水的开采和井盐业的开采及井盐业的发展。不仅如此，唐代的盐井采卤还发展了东汉就出现的辘轳式滑车采汲法。在井口小、井身深的井架之上，滑车可以直接悬挂于覆盖在井口的井架上，使用木桶采汲卤水。杜甫在《盐井》一诗中提到“汲井岁搰搰，出车日连连”，就是滑车在唐代井盐生产中被普遍运用的真实写照。
另外在唐代井盐生产中，“火井”煮盐也有所增加，至今在四川的邛崃还存有“自唐时古火井处”的碑刻。在唐代井盐的煎制中，除传统的煎制技术外，还出现了提纯技术。
宋代：海盐晒制的起源
宋代盐业生产研究方面，关于中国海盐晒制的起源问题，以往学者多认为晒法起源于明代。近年来，学术界渐渐认同海盐晒法的创始时间可以上溯到宋金时期这一论述，我国沿海晒盐的产生推至宋代。
宋代以前的海盐制造，全出于煎炼。海盐是刮土淋卤，取卤燃薪熬盐。煎盐耗费大量柴草，费工费力。从北宋开始，海盐出现晒法，由于技术的原因，效果并不太好，所以煎盐仍多于晒盐。在南方如海南岛地区，阳光充足，是晒盐理想的场所。最简便的方法是用经过太阳晒干的海滩泥沙浇海水过滤，制成高盐分的卤水，再将卤水存在池中，在阳光下蒸发结晶成盐。
宋代盐业生产技术包括煎制和晒制两大类，其进步则集中表现在井盐和海盐的生产之中。在当时的四川，井盐钻井技术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在北宋庆历年间，川人在继承汉唐以来的大口径浅井的某些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冲击式凿井法，凿出了一种新型盐井——卓筒井，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突破。卓筒井技术的出现，堪称中国古代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为我国钻井技术的发展树起了一道丰碑，使钻井技术跨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它的推广和使用促进了宋代四川井盐业生产的蓬勃发展，同时也为我国的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开辟了道路，使人类开采地下丰富的矿藏资源成为可能。根据文献记载，宋初川盐年产810.66万公斤，到卓筒井出现前夕因为减产而跌到400多万公斤的低谷，然而在卓筒井出现之后的绍兴二年(1132年)，井盐年产量达到3000余万公斤，比宋初增长了2.7倍，比卓筒井出现前夕增长6.5倍。
明代：池盐与盐井的长足发展
到了明代海盐生产在整个盐业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明代海盐资源分布在全国10省250个市、县，供给范围广阔，是一种跨区域性行销的盐种。明代海盐的生产中，晒盐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推广，盐业生产力大大提高，盐产量不断提高。
明代海盐北起辽东都司，南至广东、海北盐课提举司的沿海地带；在长江以北分别是长芦、山东及两淮盐课司，长江以南则为两浙、福建盐运司。
明代池盐是西北地区“盐湖”所产之盐，主要分布在今山西、陕西、宁夏等地。在山西，除解州、安邑的河东大盐池外，女盐池和六小盐池也是当时重要的盐池。女盐池系硝盐池，在解州大盐池以西约2.5公里的地方，“广袤三十里，《水经注》所谓女盐泽是也”。六小盐池则在女盐池西北约1.5公里的地方，它由永小、金井、贾瓦、夹凹、苏老、熨斗6个小盐池组成，“其池最大者，水面不过亩，盐自凝牟”。
明代井盐则分布在四川及云南境内。四川井盐主要集中在成都府一带，明初以成都、简州为中心；弘治以后，遂向富顺、遂宁、大宁、荣县、云阳、犍为、中江、彭水、仁寿等地转移。明代四川井盐由于钻井技术的突破，有了较大的发展，在中国盐业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除四川外，云南地区也是明代井盐的主要产地。主要分布在楚雄、姚安、大理、安宁、鹤庆、武定等地区。盐井主要有楚雄的黑井、琅井、珂陋井、猴井、姚安的白羊井，大理的诺邓井、大井、石门井，安宁的大井、石井、河中井，鹤庆的弥沙井、桥后井，武定的只旧井等。
明代盐业生产技术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井盐业中，井盐钻井工艺出现了明显的突破。这种突破主要表现在凿井的程序化、固井技术的提高和治井技术的初步发展这三个方面。明代井盐钻井工艺的突破，对井盐业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丰富了宋代卓筒井工艺，而且为清代井盐钻井工艺的完善奠定了基础；既发展了钻井工艺技术，又促进了地下资源的开发和四川盐业生产的发展。
清代：盐业成财政收入四大支柱之一
清代盐业的较大发展是在康熙之后。清代的食盐生产是一种严格的计划性生产，在各产盐区及各盐场都有“额定产额”。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清代的盐业开始呈现繁荣的景象。有人推算清代食盐产量最高可能突破20亿公斤。
从制盐方法上看，清代的海盐生产有煎有晒，池盐全是晒制，而井盐则全是煎制的。清代井盐的钻井技术达到前无古人的成就，大约在乾隆嘉庆时期，在今天的四川省自贡市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钻井技术。在这种钻井技术中，包括了定井位、开井口、下石圈、凿大口、下木柱、凿小眼和修治井等各种技术，已能够成功开凿深达千米的盐井和处理井下事故，以1835年燊海井钻深度达1001.42米为标志，确立了中国井盐钻井技术在当时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清代盐业生产的发展使盐税收入遽增，与田赋、关税、厘金一起构成清后期财政收入的四大支柱。
晚清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盐业也一再受到摧残，在这一时期制盐方法主要沿袭了过去传统的手工操作的煎晒方法。不过在1912年由欧阳显荣等工匠研制成功的立式蒸汽汲卤车使中国的制盐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引发了行业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的巨大变革。在盐业小生产者中间开始分化出一部分用雇工经营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在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中国盐业始终不能充分发挥其生产潜力，仍然是大量的小生产和少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并存。这样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制盐业才迎来广阔发展的春天。
*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