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一盏明黄灼灼的灯

霜降之后，法桐有金黄的落叶。搞环卫的大爷，站在路边，搂着扫帚，抽一根烟。他显得有些疲惫，抽烟的时候，一片树叶在他背后打着旋儿悄悄落下。他和树木并肩而立，脚下是寒冷灰色的道路。他们仿佛互相嘲笑着彼此的无力，又对冬天的到来同时予以肃穆的敬礼。这里是城市的近郊，人烟稀少，只有往来车辆，与他们背道而驰。汽车闯入夜色，两边有高楼，楼上有灯。灯总在星星出现之前点亮，日落也变得比从前沉默。夜晚和白天交接自然，万物竞逐扬起的尘埃缓缓落下，狮子和羚羊，鳄鱼和角马，他们陆续离场，在夜里，各自点起一盏明黄的灯。

我没有一盏明黄灼灼的灯，但许多夜里，我从那些明亮里找到了慰藉。我有时坐在晚班公交车的后排，发动机在屁股地底下嗡嗡作响，戏谑的震动从脚趾传到头发梢。我不甘心于做装在铁皮盒子里一塑傻傻的坐俑。我偏着脑袋，一直瞅窗外，天色暗下去，没有星。天山街或是香港路，都不外是大小的店面和高高低低的招牌。高楼连着行道树。红绿灯旁，行人三两成群，焦灼的等待。报刊亭里的大爷把头埋在各种红色的头题里，用筷子拨楞着铜火锅里正在沸腾的茶鸡蛋。

咖啡馆和餐厅最先拨亮灯火，或者说，他们一直伺机等候着夜的到来。他们活在夜里。灯火如他们明眸善睐的眼睛。那些或亲切平易，或明媚热烈的灯光对街头流连的人分明存着摄魂夺魄的吸引。我常去的大学路，那里离海只有不到15分钟的脚程，周围咖啡馆不少，但风格大同小异。通常，进门便是吧台。咖啡壶和蒸馏瓶错落，像一场化学实验。老板娘长发，披着羊毛披肩坐在电脑后，壁柜上大大小小的陈设和墙上挂着的相框诉说某段旅途。这里白天往往没什么生意，阳光进来，搅动着屋里的尘埃。两三把藤椅围着圆形三足的玻璃茶几。高挂的摆钟在整点响起机械齿轮互相咬合的咔哒声。壁橱上，小锡兵眼睛睁得溜圆。大家都在等着，白天落幕，一切复活。东部太阳落得尤其早，五六点咖啡馆们就纷纷亮起了灯，老板娘恢复亲切，灯下有着红扑扑的脸色。那些关于旅途的陈设和相片在柔和的灯光下开始放映着故事。这是个无需叫卖的年代，灯火是温暖的意象，也是招牌。人们走过去，推开那些明亮的玻璃门，脱下去孤独的外套，温暖便驱散周身寒气。虽然大部分人并不能喝出一杯苦涩的手磨咖啡的好处，但人们乐于如此。他们和点心或咖啡作一天中最后一次能量的交换。肚子里装着蛋糕和咖啡离开，就像肚子里装了两三个小小的太阳。又恢复了对远方的虔诚，满足地又去投奔另一处光亮。

社区里一些明亮的窗子，召唤我，引起我窥视的欲望。我看见，一扇窗子后挽着茶色厚厚的帘，水晶灯悬得很高，遥遥的闪着，就像潋滟的眼波。让人作愉快的想象。我想到的帘子后站着一位得体的女主人。正看她的孩子坐在钢琴前练习第十二遍勃拉姆斯进行曲。后来，想象脱缰，带我出一些璀璨的念头。在12月飘起鹅毛大雪的剧院的大理石台阶上，淑女们披天鹅绒斗蓬泛着柔和的光，管家牵着的矮种马打着响鼻，侍者催鞭，马儿飞跑，蹄声牵动铜铃，溅起雪花犹如碎玉。一切有如一个睡前的故事，安稳美满。

公交车经过上世纪破旧的国有厂区。厂里很空旷，里面如今堆着废旧的建材，几丛芨芨草伸出油漆剥落的铁门。这种砖砌围墙在改造后的城区不多见了。墙上刷着的红底白边的生产标语现在只能隐隐看见。旁边，工厂的承包的旧食堂生意萧条，玻璃门粘着褪色喜字在风里扑棱棱的响。那食堂看来不小，可以想见当年人声鼎沸，呼吸蒸腾的热闹。公车在这里停下，几个操着河南口音的中年人，拎着满是茶渍的塑料水壶，疲惫地挤了下去。我视线尾随着那几个人，看他们一脚深一脚浅地钻入一排低矮的民房。那里与其说是住宅，倒不如说是挤在一起的窝棚，那些窝棚顶铺着红的蓝的塑料薄膜，像是被风掀起的衣角。它们挤在一起，仿佛相互取暖，却显出一种将倾欲颓的势头。这城市市容整洁，而这里藏着城市的尾巴。他们鱼龙混杂，大都是街面儿上讨生活的人。摆小吃摊的，卖杂货的，收废品的，还有进城务工的。周围并无遮挡，远处土山后，挖掘机的工作也快要接近尾声。那些窝棚在重型机械的仿佛摧枯拉朽的作业声中仿佛挤的更紧，像个贫血的病儿，显得苍白而脆弱。那几个人消失夜色里，顺着他们消失的方向，我看见那屋里也三三两两地亮起的灯火。我能想象，那屋里，塑料顶棚上长长地坠着的20瓦老旧灯泡伴着夯土机的节奏在一个孩子的作业本上投下摇晃的光圈。那孩子蜷在餐桌低矮的板凳上埋头做作业。他套着母亲织的粗针背心，露出旧旧的秋衣，袖口油的发亮。背对着的简陋而熏地黢黑的灶台上正坐着一只铁锅。锅里熬白菜的汁沸腾了有一阵。母亲切了几片厚厚的腊肉扔进锅里。那腊肉从老家带来，有特别的烟火味道。水汽蒸腾，驱散了屋子里隐隐潮湿的霉味儿。他的父亲推门进来，母亲递过一条腾起白气的热毛巾。父亲擦脸的时候，母亲把锅里沸着的熬白菜满当当的乘在脑袋大的搪瓷盆子里。孩子早也坐不住，母亲打了一碗白饭结结实实搁到他面前，米饭堆得像尖尖的小山，饭粒闪着光。三人蜷着腿，围在低矮的饭桌旁，开动起来，各自无话。公交车笃笃的发动起来，窝棚远了，可那20瓦的老旧灯泡依旧在我眼底投下摇摇晃晃的光。

公交车里前排穿红色运动衣的老太太上来很久，看上去腰板硬朗。车经过天山街，转过香港路，停了又走，对她来说这些都太熟悉，所以无动于衷。老太太拎着的芹菜从塑料口袋里露出头来，跟发动机和后座乘客一同颤动着摇头晃脑起来。周五，在城市近郊会摆一整天的集，周围村民驮着时鲜贩售。市里大街小巷的摊贩也会聚集在这里，卖些针头线脑或是本地小吃。大妈想是去赶集了，逛了一整天，披星戴月地回来。车到了秦岭路，没有了陡坡，路渐渐平稳。大妈从运动衣的口袋里掏出手机，问老伴儿，女儿几点回来，家里冰箱的茄子和辣椒吃完了没有。还嘱咐老伴赶紧淘米闷饭，晚上自己还要赶一场社区的广场舞。我笑笑，觉得这老太太倒是条理清晰，一丝不乱。我从前，到底是个不知事的孩子，许多茶余饭后，也常跟着众人将老太太和广场舞作料，煎炒烹炸一番，嘴上过瘾。我抬眼看看车上的男男女女，白领蓝领，全都眼神空洞，面无表情。好像只有老太太，一呼一吸，真切不过。我脑海翻腾，许多闪烁着的字眼和幻梦像被扎破了的气球，空中疯狂地舞蹈了一会儿，终于泻了气，落在了土地上。

我还远，依旧偏着头，往窗外看。夜更深了，像蓝色天鹅绒的幕布，上面星星点点，坠着好些明黄的灼灼灯。大妈不知哪站，下了车。转弯处，忽觉得远处的高楼上好像又亮起了一盏。那不是我的灯火，但我感到慰藉。觉着，兴许是那老太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