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也能制出同样的味道:我们想做更多


本篇报道写于2016年,以香港视障咖啡师西蒙为切入口,展现香港视障人士就业状态,内心诉求,及社会误解。阅读时间约为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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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湾仔,有一家名为“可可咖啡实验室”的咖啡馆 。如果你在周日或者周一去那里 , 点一杯咖啡, 并认真观察那里的员工如何工作,你会发现他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交流:“ 西蒙(Simon),我现在你左侧 ,准备拿 …… ”,“ 西蒙 , 我现在你身边,准备 …… ”。 他们会描述所有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如果员工不小心没有把东西放在它原来的位置,就会被经理责备。

因为这两天,盲人咖啡师西蒙在这里为顾客们冲制咖啡。

西蒙只有3%的视力。七年前,他被发现患上网膜色素病变。这种遗传性的疾病使他逐渐失去的自己视力。如今,只有在光线稳定环境中,他可以模糊辨认出一些轮廓。

西蒙原本在一家大型 制造特殊用纸的美企工作,担任亚洲区域销售经理。他制造特殊用纸的美企工作,担任亚洲区域销售经理。他领导一个销售团队,分析市场状况,并给出意见,同时也经常出差去世界各地。但在被发现眼部疾病后,他的公司认为他们不再需要他所在的职位,他不得不辞职离开。那时,他的儿子不到两岁,他的妻子并没有工作,是一个全职太太。

在经历了三周的彷徨期后,西蒙决定找工作。他写了很多求职信,修改简历反复投递。但是在两年的100 个申请中,他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消息,只能再次放弃。

幸运的是,由于之前的高薪,他得以攒下一笔钱。再加上又学过金融,西蒙于是在家通过投资来支撑整个家庭的开销。

他也在香港劳工处互动就业服务处注册过,在这个部门里,香港政府提供了帮助残障人士再就业的服务。然而他并不想做诸如电话销售和按摩类的工作,这两种工作是政府最多推荐给视障人士的。“我认为这是给盲人的标签”西蒙说,“人们认为视障人士只能做电话销售和按摩。”

西蒙也跟自己的生意朋友们聊过。从朋友们的口中,他得知雇主们不愿意聘用残障人士,主要是考虑到成本和收益。同时,他们也需要添置新的设备以帮助残障人士工作。最后,他们也担心公司的同事们不能够适应与残障人士一同工作。

西蒙说,整个社会这种文化的结果就是很多企业不愿意给残障人士一个工作的机会,视障人士的工作种类非常有限。

经过诸多努力,西蒙让自己现在的生活看起来丰富多样。除了在可可咖啡实验室做兼职咖啡师,在家做全职投资者,西蒙还在付费体验项目“黑暗中对话”中担任向导。同时,他还在学习人生教练(life coaching),希望能在年底通过人生教练证书的考试。

但西蒙并不真正满意自己的现状。

“我真的非常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和我自己的专业相配的工作。”西蒙说,“事实上,在视障人士中有许多非常聪明和专业的人,例如律师和工程师。”

西蒙是通过一个名为香港失明人协进会的非盈利性组织得到了成为视障咖啡师的机会。2015 年,香港失明人协进会为拓宽盲人就业渠道,让公众更好的认识盲人的工作能力,组织了视障咖啡师的培育项目。陈慧铭小姐跟进了整个项目,她在香港失明人协进会中负责视障人士的就业服务。“许多人不明白视障人士的工作能力,他们有很多的考虑,例如他们可能需要改动他们的工作环境,视障人士是否能做好工作呢?公司同事能否跟他们合作呢?同事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去和他们(视障人士)工作”陈慧铭说。

在香港,一共有七位失明人协进会的会员通过了面试,接受了为期四天的咖啡师训练,并最终通过欧洲专业咖啡协会的咖啡师资格考试,获得了证书。然而,最终只有四位成员获得实习机会,两位最终得到了咖啡师的工作,一个是全职,另一个是兼职,也就是西蒙。

“许多人觉得视障人士只能做电话销售和按摩,但他们也有其他的工作能力和工作兴趣”陈慧铭说,“例如,在我们机构,一半以上的IT 工人是视障人士。你都不能想象,有很多软件硬件能够帮助他们(工作)”。陈慧铭说自己认为残障人士再就业的主要问题在于雇主和公众不理解残障人士的需求和能力。“雇主可能有很多(考虑),他们连第一步的机会也不肯给。”

任博辉是失明人协进会的一位会员,如今在机构中做着帮助残障人士群体与外界群体沟通的志愿者工作,促进残障群体融入社会。他本身也是一位盲人。通过举办一系列讲座,他和他的同事传播新鲜的想法,同时也让公众更多的了解视障人士。

“老的观念是残障人士需要社会施舍给他们一些工作。他们不知道的是残疾人可以同他们合作,甚至可以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做出贡献”任博辉说。

据香港第62 号专题报告书,15 及15 岁以上的残障人士有558000 人,其中只有81000(14.5%)的残障人士在从事经济活动。

截至统计,有762000(13.6%)的残障人士有工作,剩余的残障人士均没有工作。失业率达6.0%。而2013 年整个香港的失业率为3.0%。

至于薪金,已受雇佣的残障人士的薪水中位数为HK$9500 每月,而同年香港社会整体雇佣员工收入的中位数为HK$13000。

在香港,残疾人劳动就业配额制度的立法问题仍在讨论之中。许多团体正在试着推动保障残障人士就业权利的相关立法。而在一些发达国家,雇佣残障人士已经成为一种义务。在美国,有五项重要法律保护残障人士在找工作和就业过程中免受歧视,同时与其它美国公民一样平等的享有就业支持服务。在台湾,根据身心障碍者权益保护法,超过50 人的公共机构应安排2%的职位给残障人士,有超过100 名员工的个体企业应该安排1%的职位给残障人士。

另一个问题是残疾人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目前,香港残障人士确实被纳入法定最低工资制度之中。但同时政府也引入了生产效率评估系统,用来评估残障人士的生产效率。如果残障人士被评估为低于正常工作能力,他们的最低工资将会被减少。

但仍然,整个社会的文化和对残障人士的态度是重点。

布拉德·库恩(Brad Kuehn)是位于美国加州六旗魔术山庄硬石音乐餐厅(Hard Rock)的管理人。他说他在雇佣一个残障人士时的唯一考虑因素是安全问题。他认为不单是残障人士,普通人也需要时间去熟悉他们的工作,因此对他来说,给残障人士一份工作并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只要这份工作对他们来说是安全的。

兰(lan)来自澳大利亚,在香港拥有一家媒体公司。对他来说,在雇佣残障人士时的主要考虑是他们的工作能力。“如果他们很棒,那当然会(雇佣他们)”兰说。但他也会考虑成本:“如果他们需要特殊的帮助去完成他们的工作,并且花费并不是太大,那么我会让他们去做,但我们并不会为了配合他们适应工作而做得太多”。兰曾在澳大利亚有一个信用卡公司,他当时的做法是专门设立一个只雇佣残障人士的部门。“他们是相当棒的工人”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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