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这是一篇关于谷川史学的碎碎念

读通一本专著很不容易，我现在才有实感。

读《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时间不短矣，直到近几日重新复习笔记，才发现自己能勉强贯通。

简单的说说谷川道雄先生吧。作为京都学派的第三代掌门人，他的研究岁月与日本战后马克思史学的流行时代基本重合，但先生并未过多受机械论的影响，诚然，这与京都学派一脉相承的文化史观有关系，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宫崎市定与宇都宫清吉二位先生对谷川先生的教诲，已经为他的史学研究定下了基准，即注重人的精神力量，将人作为人考察；而非硬划对立，将完整的社会割裂考察。

京都学派五胡北朝史的大家与领袖，这个评价对先生而言并不夸张（魏晋南朝史研究的执牛耳者则是先生的同门川胜义雄先生），先生于七十年代出版的两部著作:《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论述。鉴于共同体一书我尚不能称之通透，以下仅以《史论》一书作参考。

先生在序言中曾说，本书的写作目标，是为了解决他早期唐史研究中，对于隋唐帝国本质的疑问。以日本战后史学的目光来看，隋唐帝国不过是所谓阶级压迫的新工具，以东京大学史学研究会（东京学派）的西嶋定生为代表，将隋唐帝国目为古代社会的（奴隶制）一种结束，而否认它的公共性质。在受到当时史学界的抨击后，西嶋氏收回了自己的言论，而转以“父家长的家内奴隶制”理论与京都学派展开论战，这就是日本战后史学中有名的关于东洋史性质的大讨论。谷川道雄先生并未参与这次论战，但是，对于刚刚选择隋唐史研究的谷川先生而言，他对这场论战的根本争论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即，隋唐帝国的本质问题。

国家权力的公共性，而非私有性，这就是以谷川道雄先生为代表的京都学派战后史学家对马克思史学家的最大反击与驳斥点。谷川先生的研究方法是，从“前隋唐帝国时代”出发，对隋唐帝国的本质，它的最初的构成元素进行解析，而他选择的着眼点是北魏末期的六镇起义。城民（六镇的兵士，因入军籍，称之镇民，史书往往称之城民）与乡兵（汉人豪右的部曲，或者宗族），这两大力量就构成了隋唐帝国的基础。谷川先生认为，对于自己由自由民到贱民地位的不满，与汉人豪右为了彻底解决国家的公共性与归属感而产生的革命趋向，二者产生了一种共鸣。从北魏末期的门阀主义中产生的不满，与孝文帝构思的截然不同，不仅没有使北魏成功，反而激化了它的矛盾，提前了它的灭亡时间。

在六镇叛乱的大变局中，宇文泰与高欢分别崛起，谷川先生从对两方领导人的家世考察中，认为北周代表了六镇的低层军士与代北豪族的政治诉求，即继承了六镇的遗风，在这点上，谷川先生以《补编:府兵制国家论》与《武川镇军阀考察》为题在书中进行了论证。而对于北齐来说，他们所继承的东魏正统，则继续了孝文帝的门阀主义汉化政策，不过，在经历河阴之变后，没有门阀的门阀主义就催生了北齐的“勋贵”阶层，它的直接产物，就是武成帝朝以后的恩幸政治（嘶，颇有南朝早期的风格）。同时，北齐依然摆脱不了从刘渊——石勒时期开始的“皇室（诸王）军事封建制”而这是导致五胡国家权力私有化的重要因素，而同时期的北周，则通过八柱国制，将国家权力划分到不同的政治诉求人群麾下，成功脱离了五胡国家国祚不长的悖论。

在这种情况下，周隋嬗代后的北方国家，也成功的转型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帝国，接秦汉之遗绪，开启了中世史最辉煌的时代——隋唐帝国时代。

马克思主义史家，总喜欢用机械的原理揣测人的思维。譬如，六朝时代的世家，乡里，作为重要的基层政治组织，被马列主义史家简单划分为“地主阶级”的统治机器，将如赈济类的社会公共行为视为压制阶级矛盾的无奈之举，在另一本专著《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谷川先生通过对六朝“名望家”的考察，证明其人并非都是什么“大地主”，他们的行为，也不出自私利，而出于公心。我并非有意批驳什么，只是，史观派史学并不是什么金科玉律，至少，带有色眼镜的史学，是不会有什么大成就的。

扯远了，说回谷川史学，我认为，它其中蕴含的，对于文化作用；对人的自律的肯定；对个人价值的承认，这些珍贵的原则，对每一个读史者，都有着深刻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