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反对加尔文实录》/斯蒂芬·茨威格（著）/阅读札记
我们一定要不断提醒这个眼里只有战胜者的世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堆积如山的尸体才能达到昙花一现王国的统治，而是那些毫无抵抗力量，被高高在上的势力压迫着的人们。——《异端的权利》
我有时会想，在漫长的历史里，什么样的人会被记住。
时间是这世界上最有力的东西。它无所不在，以一种恒定的流速向前推进，从不会被阻挠、停顿或发生哪怕一点点的偏移。它会抚摸它所流经的一切，让微小的可能性积累，让原子打破它们整齐的排列方式，让绿叶枯萎新生，磐石风化成沙砾和尘土，让一切有形和无形的记忆模糊、褪色、消亡，同所有曾经存在过的事物一样，遗失在永无尽头的洪流中。
每个人所经历的一切形成每个人的记忆，每个群体所经历的一切形成每个群体的记忆。然而一个群体的记忆太过庞大繁杂，因而也随着人们的出生和死亡，不断遗忘过去，也不断记住新的东西。在漫长的时间中依然留存的记忆，或称之为历史，是一个群体所构成与被构成的基石，是他们定义自己的方式。在漫长的历史中仍然被记住的人，往往承载了这一群体所具有共性的一个侧面，或者一个时代，一种思想的烙印。他必定曾在一片土地上留下浓重而深刻的印记，这种印记被这片土地上的居民以思想或习惯的方式保留下来，融进并重塑、构成他们的文化与历史。我们的历史，正是由无数这样的影响与重塑交融汇聚而成。我们的历史记住一个人，因为他在历史上留下了以自己的名号为记的深深烙印。
约翰·加尔文是这样的人，斯蒂芬·茨威格也是。
加尔文于1509年生于法国，曾在奥尔良大学修法律，又在人文主义大师Andrea Alciati及Melchior Wolmar门下受教。1533年因宣扬宗教改革而离开巴黎，1536年撰写《基督教原理》，同年7月受法里尔邀请，来到日内瓦。加尔文被公认为16世纪中叶以后宗教改革运动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影响流布欧洲复原教地区。加尔文一生致力于将日内瓦“按照上帝的旨意改造为圣洁之城②”，而他的确令日内瓦造就了无数虔诚的信徒、出色的神学家与学者，他收留宗教难民，使日内瓦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都会。日内瓦因他而名流千古。
但在所有这些史料中寥寥几笔的赞歌之下，茨威格写出了另一种加尔文，更加真实，也更加令人生畏。加尔文是个极为严苛的人，这种严苛在他对待自己时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他缩短睡眠，食用最简朴的食物，除了工作、思考与写作之外拒绝任何形式的放松与愉悦。一个具有这样性格，同时也具有智慧和野心的狂热者很容易将这些加诸于他人而成为一个独裁者，加尔文也不例外。他“反对把政权提升而凌驾于教权之上②”，事实上，他越俎代庖地将整个日内瓦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加尔文治下的严苛程度究竟到了何种程度已经无从查考，但在他留下的手稿与后人的研究中可见一斑。可以相信，部分研究者斥约翰·加尔文为独裁者与暴君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最细思恐极之处在于，加尔文并非为了个人的权利而成为独裁者并施行他的苛政，而是出于他作为神学家、传道者的传达上帝意志、“救赎”信众的强烈信念。凡他所信为正确的，必将推行到底。
加尔文认为，“现今人的每一部分，从悟性到意志，从灵魂到身体，都被玷污了，并且被情欲所充斥。③”加尔文所斥之为“情欲”的并非我们通常所谓的含义，而是包含了任何可以令人感到放松愉悦、有益身心的事物，包括游戏、演奏、歌唱在内的所有娱乐，甚至过多的聚会与过丰盛的食物。加尔文希望把神提升到尽可能高于人类的地方，以此来把尘世打入最低的深渊。他从未停止以恐惧和厌恶的目光，凝视着生命从上千种渠道，为那些生性不甚克己禁欲的人，带来不断上涨的尘世快乐。①为了“救赎”这些“上帝的腐败而贪婪的造物”，日内瓦公民被禁止拥有自由，禁止拥有意志的自主。酷刑、密探与揭发充斥了日内瓦，促使他们严格按着“上帝的谕示”与“加尔文大师”的法令生活。
加尔文这种毫不容情的意志不仅加诸于日内瓦，也加诸于任何与他意见不合的宗教人士身上。当因《基督教原理辩证》与加尔文交恶的米奎尔·塞文特斯（Michael Servetus）在日内瓦被处以火刑后，因意见不合被逐出日内瓦的塞巴思蒂安·卡斯特利奥愤于这种令人震惊的迫害行为，开始了他反对加尔文暴政与宗教迫害、呼唤宗教宽容与自由的漫长征程。
卡斯特利奥针对加尔文发起的控诉，也即斯蒂芬·茨威格在此书中所要表达的最重要的呼吁，就是思想宽容。从《论异端》到《驳加尔文书》，卡斯特利奥指出加尔文对于塞文特斯的处刑（尽管加尔文始终拒绝承认这一命令出自他的授意并竭力表现出他曾努力挽回的姿态）是毫无依据的。他引用诸多权威们反对判处异端极刑的言论，而这些权威中甚至包括加尔文自己。他控诉加尔文对于塞文特斯的处刑为谋杀罪，反驳那些加尔文试图扭曲事实、抹黑殉道者并为自己辩护的言论。他以谦逊、宽容与悲悯的姿态正面回应加尔文狂怒的攻击、诽谤与构陷，即使他的呼声仅仅是令当权者塞住耳朵、焚毁他的作品、断章取义并予以警告及诬蔑，如同他们一直以来对不同见解者所做的那样。若卡斯特利奥不是率先死于贫病，他的下场或许也不会出乎其外：一个人，哪怕是一个智者的力量，在持有整个国家的庞然大物面前，总是弱小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作为整个宗教改革战争的一部分，被斯蒂芬·茨威格所特别写下，为了让数百年前对于人性与贪婪、独裁与暴行、“异端”与自由的呼喊可以再度传达，被当世再度记起，振聋发聩。
加尔文没有胜利，卡斯特利奥也没有。他们只是被埋在了历史的洪流中，被缓缓遗忘，甚至与同时代所有闪耀的名字相比并不广为人知。时间会慢慢洗去所有留存的记忆，但是他们的思想仍然在人类的历史与传承中留下了深深的刻痕，历史记住加尔文和卡斯特利奥的名字。
多年之后，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将加尔文与卡斯特利奥从历史的纸堆中重新拣出，用茨威格式的笔法整理、重塑、再现。其时是1936年，很难让人不注意到，在那段时日里笼罩于欧洲之上的动荡与阴云，与加尔文年代有着多少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对映现之下，两段历史仿佛以一种奇异的轨迹重合，卡斯特利奥的呼喊仿佛变成了茨威格的呼喊，这位擅长发掘、描摹与渲染人心的巨擘仿佛在用沉默的文字向欧洲即将降临的阴云呼喊，他用泣血的史实予欧洲警铃与默示：看啊，那在这同一片土地上汹涌起来的思潮，难道不是与加尔文所代表的宗教极端者如出一辙吗？“在每一个时代，暴力总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①”
茨威格所呼吁的，他所记录的卡斯特利奥所呼吁的，是宽容，这是是漫长的历史中无数先哲们所追诉的，人类所拥有的最珍贵的品质之一。而在暴权与压迫之下、人们受到威胁与迫害、人人自危之时，这样一种品质愈显珍贵。“我们的世界有足够的空间，能够容下许多的真理，只要人们心存友善，这些真理就能和平共处。‘让我们彼此宽容相待吧，让我们不要谴责他人的信仰。’①”
“即使在最为残酷的世纪里，依然有一方天地，留给人道的声音。①”这一句箴言已经被验证了许多次，如卡斯特利奥之于加尔文，如茨威格之于欧洲，并且将要恒久地成为箴言。茨威格的传记作品深受人道主义思想的滋润，他终其一生致力于此，他写道：“我们一定要不断提醒这个眼里只有战胜者的世界，我们人类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堆积如山的尸体才能达到昙花一现王国的统治，而是那些毫无抵抗力量，被高高在上的势力压迫着的人们。”并且他自己也成为这样的人了。
历史记住茨威格的名字。
斯蒂芬·茨威格是“历史上最好的传记作家”。他最精擅的写法，就是对于人物的肖像涂写和事件瞬间的宏大、全局的描绘。没有过度矫饰的修辞，茨威格用平实得近乎朴素的语言艺术，干净严谨的笔法忠实地记录人与历史，将人物最深刻明晰的侧影与历史最震撼宏大的瞬间重现，引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共鸣，振聋发聩。他最著名的作品《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是一部截取历史上的重要时刻辑合而成的传记，透过文字，可以看见历史在时间的洪流中前进，缓慢地通过那些将改变所有前行路途的道岔，我们的历史就在这一些璨若星辰的瞬间之间驶向我所知的现在与未来。《世界建筑师》则是欧洲最具代表性的文学艺术巨匠们传奇一生的绘写，几乎可以作为半部西欧文学史。与其说他是在述说传主的生平，不如他是在塑造他们的艺术形象，一幅将他们的独到之处放大描摹的肖像，我们并非在看一部刻板而生硬的严谨记载，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外表与内心世界栩栩如生地铺展在我们眼前了。斯蒂芬·茨威格的文字就是这样一种文字，他摹写的是人性，那些胸廓中如烛火般炽烈，如繁星般闪耀的无边山河。
茨威格从来都是一个创作者，一个用笔向世界呼喊的人。他的文字在阅读者的眼中与思想中刻下了如此深刻的烙印，而这些映像也成为他们的思想的一部分，我们的历史的一部分。
也许在漫长的时间中，我们的历史会有更多的遗珠被沙砾掩埋，更多的名字被缓缓忘却。然而正是时间，我们所生活其中并自身成为其一部分的历史构成了我们自身，每一个时刻我们发现新的历史，而遗忘又如何不是一种毁弃与新生？唯有人性，那被反复刻印的思想在我们每一个群体里留下的烙印，那漫长的时光中所有的事与名被遗忘之后所仍然留存的，是历史遗予我们的最宝贵的珍宝，繁星承他们的光辉，并因此而散发更明亮的光辉。
请允许我捡拾这一粒星辰，并将它摹刻在我的笔页上。
引用来源：
①《异端的权利》斯蒂芬·茨威格
②《基督教神学发展史》林荣洪
③《基督教原理》约翰·加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