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退款：“准中产阶级”的尴尬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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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下午，几经反转的罗尔事件在罗尔本人以及“P2P观察”注册使用人刘侠风的两纸声明中，似乎有了一个小结局：为罗一笑筹集的262万余元的赞赏金通过腾讯全部退回。

笔者无法洞悉事情的全部真相，质疑的声浪看似随着款项的退回有所减弱，但一层更深的寒意正在激起：是否并非处在社会底层、生活并非十分困苦的人在遇到困难时就不值得帮助？是否判断援助一个生命的标准需要依赖收入、资产、社会地位等附加因素？

其实，从现有的报道来看，罗一笑确实身患重病，父亲罗尔也并非土豪，三套房子有两套欠贷且无法变现，工资不稳定，妻子无收入，只是比那些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底层群众过得稍微好了那么一点点而已。

住在深圳的湖南祁东人罗尔，像是中国诸多在大城市打拼的中青年缩影：受过高等教育，有自己的追求、判断和认知，离开了农村或三线城市，占有了一定的社会资源，乍一看，他们似乎处于“中产阶级”。但收入又抵不过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实现自我价值，所以，只能勉强算作“准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一般指从境地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处于现阶段社会中间水平的阶级，按照《福布斯》对中国中产阶级的定义，他们至少要满足生活在城里、25岁到45岁之间、有大学学历、专业人士和企业家、年收入1到6万美元标准。

如此看来，“准中产阶级”离中产的大门似乎已经不远，然而又似乎总差那么一点儿指标和运气，他们是小圈子中的“精英”，不属于“弱势群体”，缺乏在道德层面上被同情、帮扶的权利，接受过的良好又不顶尖的教育让他们常常被社交及互联网情绪挟制，某种程度上讲，他们不“弱势”，但是“失势”了。简言之，就是角色定位十分尴尬，群体归属高不成、低不就，经济上和精神上过得都不太舒坦的群体。

有学者指出，中产阶级是实现国家稳定的重要力量，如果理论成立，那么就不可否认，“准中产阶级”将成为补充这一重要力量的源泉。

而事实上，“准中产阶级”是正在被消耗的，因为一二线城市的中青年群体都在被消耗，在《感觉身体被掏空》呼喊着“不要加班”，坐着地铁、打着电话、西装革履，在拥堵的车流里憋尿憋到近乎窒息，在深夜里狂躁抑郁。“似乎再往前一步就可以得到”的感觉，让他们像套上了辔头和车的驴，眼睁睁地看着一根近在咫尺又不断移动的胡萝卜，辫子一抽，负轭前行。

身处“准中产阶级”的罗尔，在别人眼里是小有名气的媒体人，当初选择利用自己的媒介资源放下身段为爱女筹款，如今众口铄金之下选择退款，两个决定都显得被动和无奈。对于“小铜人”金融公司恶意营销的说法，笔者认为，在这个刷存在、攀比、博关注的时代，明星捐款尚且要拼个高低，企业家成立个基金会尚且要邀约媒体、呼朋引伴搏版面，引导、转发，顺便为自己的公司打打名气，也为一笑进行更广泛的募捐，又有什么不可呢？如果要求企业或民间慈善行为做到完全不计得失进行纯公益，那只会让民间慈善、众筹的发展渠道越变越窄。至于为什么帮助一笑不帮助更加贫困的患病儿童，试问，你朋友的孩子重病了，你会丢下身边这个不管，千里迢迢跑到贫困山区找个孩子募捐吗？推己及人而已。

其实，就算事实和报道有所出入，作为捐款者，既然当初选择了相信，就会有事实与期望不符合的可能，为什么要后悔呢？自“郭美美炫富”事件引发信任后，红十字会等官方慈善渠道的捐助力量已然十分受限，民间慈善正在一个探索发展期，社会机制和法律法规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反应，想让更多的人得到帮助，就不要用一个“不信任”就把路子全都封闭。

毕竟，你受骗的惊惶是一时的，生命一旦消逝，便永不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