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41《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

作者：荣新江

时间：11.3——11.9

这本书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课上老师推荐的，因为上学期对靳老师讲的唐朝的民族关系和出土的撒马尔罕的金币有兴趣，就去借了这本书来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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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实际上是荣新江教授的多篇论文构成，整体体系似乎没有很完整，但是单篇来看，都是很有意义的考证类型的文章（虽然我对考证类的论文实在是没有感觉）。并且里面还运用了很多出土的唐朝粟特人墓葬里绘画、碑刻还有各种文本文献，最有趣的大概就是墓葬中的一些绘画了，既能看到他们融入长安汉族人生活的弹琴作诗，又能看到他们与突厥人打交道时的胡服圆毡，两种文化都交汇、融入在粟特人的身上，由于他们善于经商，并且很有远略，无论是朝堂还是商业领域，都有粟特人都身影，甚至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有过重大的影响（安史之乱）。

唐朝前期的民族政策是非常开放的，允许各个少数民族的人来长安学习、经商，甚至步入仕途，虽然大多数居于武职，但这种宽大但胸怀和气魄是值得我们肯定和学习的，我们一直强调文化自信，我想在唐朝那样的环境下，国家经济政治文明高度发达，因此才在对外关系上有如此的自信和强大气魄，他们不担心外来民族会对本国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他们坚信我们自身的文化可以吸纳这些少数民族，尽管在某些方面有着不当之处，尤其是安史之乱之前胡人首领占据军事重镇，最终引发安史之乱，这也是统治者在用人、置兵方面处理不当，不是因为安禄山、史思明是粟特胡人，他们才发动叛乱，主要问题在于他们地方的权力太大，大到足以和中央抗衡，所以即便当时地方坐大的领导人是汉人，他们也是有可能会发动叛乱的。这和民族本身没什么必然的关系，反而在唐后期，汉族上层对少数民族多加猜测、怀疑，使得他们对地位急转直下，唐朝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也有了微妙的变化。总之，国家对实力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只有一定对实力，才会有与之相对应对话语权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