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砣屎玲珑有致、仪态万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很具有观赏性。可是她们远远地站在一边，脸上写满了振奋、惊恐、恶心、害怕，仿佛马桶里是一只会咬人的野兽，我只好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豪迈地把屎冲了下去。
一般来说，一个厨房的干净程度，是和这个宿舍里中国人的数量成反比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人爱做饭。而且做起饭来，绝不象老外包一个sandwich那么简单，而是声势浩大，每一场饭做下来，厨房里象发生过一场战争一样“横尸遍野”：灶台上全是油腻，地上全是青菜叶子，水池子里全是饭粒，柜台上全是没洗的碗筷。
事实证明，这四个男生，做起饭来，一个比一个有激情，一个比一个声势浩大，都把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化为了巨大的做饭热情，每天在厨房里将美国没有猪肉味的猪肉和中国人没有生活情趣的生活炒得乒乓作响。相比之下，倒是我们两个女生，一个星期也就做那么一两次饭，可以说有愧于祖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
它们浑然一体地凝结在园盘上面，形成一层不黄不绿不三不四的“锅巴”，也是一种很开胃的风景。然后，转身，你会看到一个白色的柜台，柜台的雪白，与躺在上面的几棵葱片的绿色、切肉板上流下的血水的红色、及其来路不明的肉汤的黄色，可以说相映成趣。
事实上，我们这个宿舍里，小强的队伍也的确稳步发展，很有点要从连级单位扩展到师级单位的架势，与同样在迅猛发展的老鼠兵团瓜分地盘。
为什么人可以这么不讲理，这么没有公德心，以至于无论你用和风细雨的微笑外交，还是暴风骤雨的撕破脸皮外交，都无法使他们每天做饭之后花上30秒的时间cleanuptheirshit？苍天无语。大地叹息。
如果说两年前我是哈贝马斯“沟通理性”、“协商民主”的信徒，今天的我，由于这个厨房经历，更接近了施特劳斯式的用强力捍卫自由民主的信念。如果说两年前，我对“制度主义”有一种迷信，由于这个厨房经历，今天的我，对文化如何影响制度的实施、降低制度的成本，有了更深的认识。
这不是说笑，也不是上纲上线。一个10人的厨房，“宪政”就如此之难，一个几亿人的社会，其中再加上阶级、教育、经济、地域等等变量，能够治理好，和平、稳定、发展，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两年来，我们厨房的环境，一直在象中东局势那样稳步恶化，期间我经历了“理性说服”、“愤怒声讨”、“出离愤怒”三个阶段。
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向孤陋寡闻的Steve展示了什么叫真正的worst。
两年来，无论在理性说服期，还是愤怒声讨期，出离愤怒期，面对这个厨房，作为一个政治学的博士生，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理性、和谐、正义的公共秩序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它的条件是什么？如果不可能，它的障碍是什么？ 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想过。孔子也想过。制度学派的诺斯想过。新儒家的政治家李光耀也想过。我相信那些刚从森林里跑出来的类人猿，为一块没撒盐的烤肉而掐作一团时，也都发愁过这些个问题。
自由主义者假定人性自私，是有道理的。这不是说自由主义假定每个人都很自私，而是说人性可能非常自私。秦晖老师说过，十个人里面有一个自私，自由主义的假定就成立了。而共产主义的前提，是十个人里面必须十个都无私。哪个前提假设更苛刻，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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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几天一直很祥林嫂地重复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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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觉得人生应当惬意，而惬意的标准，就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仔细想想，有一个小圈子，固然可以互相取暖，但是结果往往是大家集体“坐井观天”，越暖和也就越觉得井口那块天空就是整个世界。那天我和佟佟、小麦其实也说到了这一点，圈子圈得太紧了，说什么、写什么都不自由，总觉得“圈委会”的成员在虎视耽耽地审查你的言谈举止，无形中温暖也成了另一种压迫。再想到80年代后作家韩寒的名言“什么圈都是花圈”，更觉得自己想要一个小圈子的想法很老土。
可是再仔细想想，又觉得他们都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比如小昭吧，有两个那么知心的姐姐（及姐夫），有“五个可以在郁闷时随时打电话的朋友”，还有那么多敦厚温柔的同事以及姐姐的同事，那么多层圈子包围着她，她当然体会不到整个世界与她脱节的恐慌了。孤单也许会让一个人更诚实，摆脱讨好任何人的压力，但是孤单也让一个人无力，因为缺乏“同类”的响应，个体的认知总是处于一种脆弱的状态。
那么我到底是要追求“集体的温暖”呢，还是逃避“集体的压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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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有一个心理学家叫Asch（好像是），他做过一个简单的心理实验：把一组人――比如八个吧――放在一起，其中有七个是串通好的，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实验品。Asch拿出两段一模一样长的绳子，让这八个人比较它们的长短。前面那七个人――因为串通好了――异口同声地说一段比另一段长，第八个人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虽然有疑虑，往往都会也判断其中一段比另一段长。这是一个著名的 “group pressure”的心理实验（后来有学者在分析中国的“思想改造”时，还用到了这个理论）：一个集体如何通过其“集体性”来损害个体的认知能力。从这个角度说，“集体”是一个权力机制。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Asch的实验――他做了一个小的技术处理：他让那七个人里面的一个改口，坚称那两条线一模一样长，然后轮到第八个人时，这时这个人认定两条线一摸一样长的概率明显提高，越多的人改口，第八个人做出正确判断的概率越高。从这个角度来说，“集体”――也就是第八个人和改口的那个人组成的集体――又是有效的“叛逆”机制。也就是说，小集体是反抗大集体的有效手段――这不是从组织上来说，而是从认知能力上来说。
这似乎就让我很为难了。一个小圈子，对外――无论对专权的政府、还是犬儒的社会――都是一个有效的抵御堡垒。圈子再小，只要其中有solidarity，就算不采取任何组织行动，在维系认知能力上，至少有益。这是“圈子”的“进步性”。（想象被6个民族主义者包围的两个自由主义者，或者相反）。但是另一方面，在小圈子的内部，它有可能通过长期演化出来的一些“文化共识”来压迫圈子内部的成员，它会用它的集体性来长期维系一个明显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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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吃辣的，一吃就三把鼻涕一把泪的，第二天还拉肚子。但是一提到麻辣烫，我就视死如归、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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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才“放纵”一下自己，比如跟男朋友分手了，郁闷地去吃猪头肉；跟男朋友和好了，高兴地去吃猪头肉；跟男朋友既没有分手又没有和好，无聊得去吃猪头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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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小燕子”风暴。一群疯疯癫癫的男男女女穿着古装在电视上或发嗲或咆哮，对于当时已经暗暗自诩文化精英的我，真是风乍起，吹皱一身鸡皮疙瘩。要是不小心看到武打剧里一个高人一掌把一座大山给劈了个窟窿，我就接近崩溃了。什么呀，不就是个“武林至尊”地位吗，这么多年了，这么多电视剧了，这么多演员了，还没分出高下啊。别打了，都热兵器时代了，各个门派提高一下研发经费好不好。再说这些长衣飘飘的美男美女整天在山水田野——也就是江湖上——马不停蹄地奔跑，到处搞串联，不用上班啊，不用交税啊，福利国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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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喜爱情景喜剧和脱口秀，是因为其中的对话特别聪明，稀里哗啦噼里啪啦地聪明，那小机智小幽默，那线路，那速度，那弧旋，那扣杀，比乒乓球冠军决赛还好看。前一段有朋友给我发周立波的单口相声视频，说是特别好玩，已经红遍大江南北了。我看了之后，就觉得中国人真可怜，这不让说，那不让讲，一会儿有关部门很生气，一会儿广大群众很受伤，那么一点蹑手蹑脚的小玩笑，大家就迫不及待奔走相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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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时间长，对国内与时俱进的电视业发展已经无法追踪了。《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的兄弟叫顺溜》、《汉武大帝》、《雍正王朝》、《新少林传奇》、《少年包青天》、《可爱的你》、《潜伏》……每年回家，发现嚎啕的还在嚎啕，劈大山的还在劈大山，韩剧仍然是女主角在第8集打了一个喷嚏，到了第80集才抽出纸巾来。一个新现象是近几年突然涌现出很多歌颂“我军官兵”的电视剧。我想这个地球上还有哪个国家如此热衷于拍摄歌颂暴力机器的电视剧呢，我想这个地球还有哪个国家把同胞互相残杀的悲剧拍摄成可歌可泣的伟大胜利呢，我想这个地球上还有哪个国家的电视里几乎从来不报道关系国计民生的“群体性事件”但是所有电视台狂热报道日全食呢……我想啊想啊百思不得其解。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我家的电视基本上永远是停留在中央二台，我不看电视剧不看综艺节目不看时政新闻就看看经济新闻总可以吧。经济频道好歹有时候还拉我的偶像任志强老师和买房消费者辩论辩论呢。当然有时候我也偷偷看看新闻联播，我主要是想研究研究我国的“领导排坐学”、“领导表情学”、“领导视察学”等领域近年有没有实现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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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跟朋友聊天，她告诉我，当她早上起不来的时候，一想到起来之后可以吃什么什么，就心花怒放地蹦了起来。我说我怎么来到美国之后，从来不会为某一种吃的东西兴奋到这个程度呢？事实上，当我早上起不来的时候，一想到起来之后要吃什么什么，只会翻一个身，更沉地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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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到美国来之后，都能或多或少地适应美国人的饮食习惯，比如，开始爱吃pizza，sandwich，pasta，cheese。只有我始终保持着爱国主义的胃口，对祖国的饮食怀抱从一而终的坚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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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吃得生不如死的状态，是在我邂逅“饭扫光”之前。而自从认识了“饭扫光”之后，我在美国的吃饭生涯，就有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事实上，我在美国的生活，完全可以划分为“前饭扫光时代”和“后饭扫光时代”，与饭扫光的相遇相知，可以说是我吃饭历史中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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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扫光，顾名思义，就是一种能让你把饭一扫而光的辣酱。与一般的辣酱比，她比较有“内涵”――里面有蘑菇、萝卜干、大头菜或者干笋等等。她的辣，不象阿香婆那样杀气腾腾，而是辣中带点香、带点鲜、带点风骚。如果说阿香婆的辣，是一个大老粗站在一栋居民楼底下大喊“安红、安红，我爱你”，而饭扫光的辣，则是张靓影小姐的海豚音，在往上提升的过程中，还有那么一丝丝摄人心迫的震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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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做菜，不叫外卖，我也不至于端碗四顾心茫然。一般我会在冰箱里储备一大锅饭，到吃饭时间，挖出几勺，热一下，然后，噌，从冰箱里掏出我的宝贝饭扫光，顿时，我的房间蓬荜生辉，而我也在饭扫光的感召下中，一个猛子扎入我的大白米饭当中，忘情地挥洒。等我再把头从空空如也的饭碗中抬起来，这个世界已经因为温饱问题得到解决，而变得温情脉脉，我嘴角的一滴饭扫光的红油，也在这脉脉温情中，悄然地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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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不这样。外国人为了求婚这个事处心积虑。Propose”这个瞬间的重要性，相当于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神六上天”。万众瞩目当中，神六冉冉地上天，观众掌声雷动，宇航员热泪盈眶。各家媒体，不，在求婚这个事情中，是三亲六戚，奔走相告。党中央，我是说，双方父母，欢欣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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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听那流行歌曲瞎唱，什么“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纯粹瞎扯淡。结婚过五年，看彼此都跟看家具没区别了，还浪漫呢。所以最重要的，是把握花好月圆时的那一分诗意。趁着男人还没有完全变成混帐的时候，把该浪漫的都给浪漫了。以后就是两个人为了苹果该不该削皮吃而打的头破血流时，还可以“回首”当年他递给你钻戒时眼里的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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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可不，你给人家那么多颜色，人家能不开染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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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怎么就长相无所谓呢？这简直跟说“美国人嘛，国际法无所谓的”一样没道理。你想想，人家说美国人无所谓国际法，你同意吗？你要是同意男人长相无所谓，就相当于同意美国人无所谓国际法。你要是同意美国人无所谓国际法，就是支持美国士兵虐待战俘。你要是同意美国士兵虐待战俘，就没人性。简而言之，你要是认为男人长相无所谓，你就是没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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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高中的“初恋”男友――对不起，我把所有的恋爱都称为初恋――非常有才华，能不带一个错别字地完整背诵世界名著《岳阳楼记》，可是他不够帅，比葛优大哥就好那么一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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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在寻觅帅哥的道路上，我餐风露宿，饥寒交迫，吃了上顿没下顿。出国以后，更是目睹了中国留学生中帅哥严重脱销的局面。每次开一个party，但凡有一个五官还比较对称、形状还比较科学的雄性，众多女色狼们就会蜂拥而上，将其包围得水泄不通，我只能不断吞咽着口水站在数层包围圈之外望梅止渴。 长太息之掩涕兮，哀女生之多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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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瞧那帮男留学生，一个个长得丧权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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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出了男人长相的几个档次：丧权辱国；闭关自守；韬光养晦；为国争光；精忠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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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告诉我帅哥都是花瓶，人家马英九呢，人家李彦宏呢，人家周杰伦呢。三百六十行，行行出帅哥。把帅哥说成都是花瓶，就像把才女说成都是丑女一样，是男权文化的两大神话，是当权的糟老头子们想出来的谎言，根本经不起推敲的。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戳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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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男人来说，爱情这个东西有点象出麻疹，出个次把基本就有免疫力了，以后不大会得，就是再得，也是一点小伤风小感冒，不耽误他朝着通向牛逼的道路一路狂奔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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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爱起来哪里是伤风感冒，上来就是肿瘤，良性的也得开刀，恶性的就死定了。更可气的是，她就是不爱的时候，也要把“不爱”这件事整成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天天捂着心口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那窝囊样，烦死我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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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这个瞬间行为，并不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孤立事件，它只是一张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推动一系列的民众与政治家之间的互动。民众虽然不能直接坐在议会里辩论，但是他们的“幽灵”却会一直尾随着议员们，因为他们还要靠民众投票再次当选。所以，民众在议会里的“身体缺席”却未必意味着他们的“意见缺席”。而现代民意调查的出现，则使民意的风吹草动都清晰可见，在相对成熟的民主制里，嗅觉灵敏的政治家们就得学会根据民意见风使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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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提问时间”作为一个公共讨论平台，代表了现代现代政治的许多核心价值：平等、公开、多元、理性。不过如果我是一个议员，很可能不愿去参加类似的节目，因为它实在太考验官员的神经了：你不但要有承受当面批评而保持风度的心理素质，还要有随时可以拿出道理和数据来说话的专业技能。不过话又说回来，政治家“日子不大好过”未必是坏事，因为他们的诚惶诚恐可能意味着民众的大摇大摆。而在那些官员既无需风度也无需技能的国家里，官员的日子也许好过了，民众的日子则不一定。
卢梭说英国人民不投票的时候是“奴隶”，但是在“提问时间”里，我看到的英国人民思想独立、言论开放、精神抖擞、在他们的“奴隶主”面前咄咄逼人，我想卢老师可真是瞎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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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琢磨着，有钱的国家都把自己的边境线把得死死的，生怕我们穷国人民进去抢鸡蛋，去穷国总可以吧，反正也没鸡蛋可抢。一有了这个想法，我就激动起来。对，为什么要去富国呢？不就是个风景如画吗？俺们剑桥村到处也风景如画，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隔壁村看我家窗口也能看到的东西呢？相比之下，非洲！我可以去南非参观打砸烧外国人的最新街头运动，去津巴布韦参观比纸还便宜的纸币，去苏丹参观中国和俄罗斯的军工产品，去索马里参观无政府状态，去肯尼亚参观动物们的和谐社会，去卢旺达参观图西族和胡图族的火拼……总之，可以参观学习的新鲜事物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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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难以置信，免签15天，对于持中国护照并深受其害的人来说，这种惊喜简直象是马路上捡到一打新鲜鸡蛋。我抱着这盒鸡蛋，嘴里喃喃自语：中毛友谊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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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顿如果不是个少年，而是个中老年人，那他可真烦人。《麦田守望者》里的这位主人公，看什么都不顺眼。他讨厌学校，讨厌同学，讨厌父母。他甚至讨厌那些喜欢说“祝你好运”的人，以及那些说“很高兴认识你”的人，以及在钢琴演奏中瞎鼓掌的人。他当然还讨厌数学物理地理历史以及除了写作之外的一切学科。一个甚至无法从学习中得到乐趣的人，可真烦人。
关键是他的痛苦也没有什么“社会根源”。生活在他的时代和国家，他既不能抱怨“扭曲人性的专制社会”，也不能抱怨“愚蠢的应试教育”，他只是用鸡毛蒜皮的方式讨厌着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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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仅仅就本科和文理学院的课程表及课程的简单介绍（一般3－5行的介绍），哈佛就一口气列了1000多页。我估计，把哈佛全校的课程名单一一排列出来，是不是得绕上赤道一周两周啊。
以前在哥大听课，我就觉得自己已经见过世面了。现在，捧着这个庞然大物，我有种金轮法王突然路遇萧峰的悲凉感，过去六年建立起来的牛校感当即化作片片飞屑，随风而逝。
端着它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仔细研读起来。如同一个饥饿无比的人，捧着一个写满了各种山珍海味的菜单，边咽着口水边往下读。读到最后，就是《廊桥遗梦》里面女主角遇上男主角的感觉，之前和丈夫风平浪静的婚姻，原来都是不算数的，这才是真正伟大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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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核心课程”，就是学校提供给本科生的一系列基础课，学生必须从中选出几门作为必修课。这些基础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在进入知识的细枝末节之前，能够对他所置身的世界有一个框架性的理解和探索。这样当他置身于自己的专业时，能够知道自己所学习的，不过是一个巨大有机体里面的一个毛细血管。
“核心课程”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们在开始研究树木之前，能够先看一眼森林。最好能够把这个森林地图印在大脑上，以后走到再细小的道路上，也不会迷路。
41。“犯罪”的概念
42。现代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
43。烟草的历史
44。酷刑与现代法律
45。大脑的测量：心理学实验的兴起
你看，随便这么一列，就有45个。对于一个求知欲很强的人来说，这些课程简直就是一场饕餮之宴，举着筷子，不知从何下手。
不知道清华北大，能给那些刚刚背井离乡的18岁孩子，开出上述45门课中的几门。
我相信，大学精神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变得深奥，而恰恰是恢复人类的天真。
天真的人，才会无穷无尽地追问关于这个世界的道理。关于自然、关于社会。大学要造就的，正是达尔文的天真。爱因斯坦的天真。黑格尔的天真。顾准的天真。也就是那些“成熟的人”不屑一顾的“呆子气”。
“成熟的人”永远是在告诉你：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就是不必追究的，不必改变的。
真正的人文教育，是引领一群孩童，突破由事务主义引起的短视，来到星空之下，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数学、物理、生物、心理，象星星一样在深蓝的天空中闪耀，大人们手把手地告诉儿童，那个星叫什么星，它离我们有多远，它又为什么在那里。
前两天读王璐小友的文章，其中有句话说的挺好玩，说到国内某现象，他说：两个连大学都算不上的什么机构，竟然为自己还算不算一流大学而辩得脸红脖子粗。
这事我没怎么跟踪，所以也不太清楚。好像是香港几个大学挖了几【文】个高考状元走，清华北大就【人】开始捶胸顿足，觉得自己不【书】再“一流”。这种捶胸顿足【屋】有点滑稽，仿佛宋祖德为自己不再是一线男星而痛心疾首。其实，清华北大的确应该捶胸顿足，但不该是为了几个高考状元，而应当是为自己与天真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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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考察过资本主义最腐朽的一面：脱衣舞俱乐部。
今天和ABCD四个美女一块玩，说起怎么打发这个周末之夜，不知谁提议去看脱衣舞，大家立刻纷纷响应。
去！去！去去去！
都是些平时胆小如鼠就想靠着人多势众壮壮胆的好孩子。
五个女博士。
虽然整个社会都笑话女博士，说说什么“女博士丑”，“女博士呆”，“女博士是第三性别”，我们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靠，偏要是美女。气死丫们去。
而且大家决定直接超越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进入它的高级阶段――直接去男脱衣舞俱乐部。
女的，裸体，见的多了。要看就看男的。最好还能摸一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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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弥陀佛阿弥陀佛。15年前，我们坐在高中课堂上背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优越性，15年后，我们往一个个几乎赤身裸体的猛男内裤里塞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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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对于我，完全是蹩脚的侦探遇上了狡猾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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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丰富的生活是红军在与敌人的激战中爬雪山过草地的话，那么我的生活更象是一只骆驼无声无息地穿越撒哈拉。这场穿越中没有敌人、没有雪山草地、没有尽头处光明的延安，只有倾听自己呼吸的耐心、把一只脚放下去之后再把另一只脚抬起来的耐心。
我积攒这种耐心的方式，是用感受来弥补事件的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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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我希望，这本书能带动读者和我一起响应苏格拉底先生的号召，去实践这样的人生态度：不被审视的人生不值得渡过。这句话的山寨版说法是：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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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4年里，我生活经历了很多变化，从纽约搬到波士顿又搬到了剑桥，从学生到老师，从剩女到结婚，因此有些文字现在已经过时，不能代表我现在的观观点、心情和状态，只是作为“文物”的一部分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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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是一个人感受的丰富性、而不是发生在他生活中的事件的密度，决定他生活的质地，是一个人的眼睛、而不是他眼前的景色，决定他生活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