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和“退”都是人生的必要功课。
撰 文|汪宗白
责 编| 汪宗白
在新冠疫情肆掠之时,比尔·盖茨不会缺席,阴谋论者也不会缺席。今年1月21日,美国发现第一例感染者后,该国一些团体和个人便在Facebook和推特上散布这场公共卫生危机的源头不是动物,而是人,病毒也不新,它不但被申请了专利,同时相应疫苗也早已存在,这些都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相关。
十天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承诺出资1亿美元用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全球健康危机,其中2000万美元将用于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机构,以资助前方检测、控制和治疗;2000万美元将帮助加强对非洲和南亚高危人群的保护;其余6000万美元将用于疫苗、治疗和诊断的长期发展。
传播类似谣言的美国人往往是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一般还会指出,在美国之内还存在一个深国(Deep State),其成员包括奥巴马、比尔·盖茨等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就是主要操控者之一。他们的动机被认为“先炮制病毒,同时发明疫苗来抑制那些疾病,这样既能赚钱,又能操控社会,当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也会用病毒消灭地球上的部分人类,为地球减负”。
类似谣言在东西方都有很大市场,也遵循着相似的创作套路,从弱者角度揣度一小撮社会精英,掌握着巨额财富和高科技,既要收割大家,还要消灭大家,为他们腾地儿。制造这类言论的人甚至被视为民族救星,尤其对于老年人而言,而老年人的生活往往是简化的。当然,这些人在贩卖恐惧之后也常常会附带卖货,更是一门生意。
01
“疯狂”成为谣言的物料
因为过于成功以及实现成功的方式,比尔·盖茨成为各种相似谣言中的常客。他太多次登上首富宝座,早已是富豪代名词,既在金字塔尖,也契合了公众“为富不仁”、“无商不奸”的习惯心理。
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一部分人聚敛了财富,就意味更多的人受到了剥削和欺诈。而在高度市场化的社会,把钱放在他人手上流动更是一种政治正确,比如投资和慈善,而将财富藏在自己家里是不被鼓励的。
此外,谣言之所以有传染力,既靠揣摩受众心理、制造恐慌,也需要建立在部分事实的基础上,靠披着真实秘闻的外衣传播。传谣者之所以传播,是因为相信它是真的。一则高质量的谣言往往靠真实的零件拼凑,“盲人摸象”又是人们最普遍的接受信息的方式。
比尔·盖茨在历史上的疯狂形象也构建了某些公众的“心理事实”。微软曾经是计算机行业“公敌”, “吃相”不美,历史上差一点被联邦法院以《反垄断法》强行拆分。比尔·盖茨靠专利权致富,甚至在2008年将自己的冠名权出借给前微软公司首席技术官内森麦沃尔德的知识产权投资公司,这家公司由于疯狂储备各种专利被视为“专利魔头”。以“先予后取”的市场手段对竞争对手实施清场也被比尔·盖茨玩得精熟。
比尔·盖茨年轻时不修边幅,不爱洗澡,个人卫生状况糟糕,身上味道很大,工作时不分昼夜,这很符合科学怪人的形象。在管理上,比尔·盖茨经常对员工发脾气,更习惯将三个人的工作量只给安排两个人手。微软公司不但有很高的员工淘汰率,还曾保留有很高比例的短期合同工,只有少数可以转正。
在Windows 95发布前, 38岁时的比尔·盖茨决定与女员工梅琳达结婚,这制造了一则大新闻。媒体采访了一些微软主要竞争对手的高管,他们都在弹冠相庆,变相将他批判了一番。这些人基本都在展望婚姻会让一个可怕的、好胜的疯子变成以家庭为中心的正常人,甚至有人畅想一群孩子抱着比尔·盖茨的腿不让他出门上班。
就美国的职场文化而言,家人一般比工作重要。然而,比尔·盖茨婚后,并没有完全将注意力转向。近二十年后,比尔·盖茨在被问到,什么是能带来快乐的便宜事?他回答是,养孩子。面对别人的疑惑,他解释道:“当你贫穷时,孩子是昂贵的,如果你是亿万富翁,就是便宜的。”这似乎对他准备结婚时,那些舆论迟来的回应。
02
一场正在燃烧的“火灾”
三岁看老,真正展示比尔·盖茨人生态度的却是他小学时的一则日记。他写道:“人的生命就像一场正在燃烧的‘火灾’,一个人所能做的、就是从这场‘火灾’中,竭尽全力抢救出点东西来。”
和孙正义以50岁为终止倒推人生该取得哪些成就相似,比尔·盖茨的人生也处于一种“播放快进”之中。他们之间的差别在于,孙正义是有目标的。
19岁孙正义的梦想清单是“二十几岁创办企业、三十几岁积累千亿元资金、四十几岁实现兆的规模”,对于19岁创业的盖茨来说,到底要抓住什么,难以确定。在他刚进大学时,除了确定自己对酷爱数学之外,满眼迷茫。之所以没有成为数学家,是因为尽管他常能找到最优解,但他的解题速度不是同学中最快的,他的好胜心告诉他,做不了第一,就不要做了。
在湖畔中学,按着“快进键”生活的比尔·盖茨遇到长他两岁的高年级学生保罗·艾伦,并接触到了计算机。这在20世纪60年代是不可思议的事,也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为了让学生走在科技前沿,这所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决定安装一台计算机终端,并得到了家长们赞助。12岁的比尔·盖茨从此迷上了计算机,并和保罗·艾伦等三人建立“湖畔程序小组”。当时昂贵的上机费用成为学生们使用计算机的最大问题,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每天晚上去一家计算机中心公司打工,为其寻找程序中的错误,以这个当时叫做抓臭虫的工作换取上机时间。
比尔·盖茨中学就迷上了编程
在上大学后,保罗·艾伦和比尔·盖茨天各一方,然而仍联系紧密。后来,他们为史上第一台个人计算机牛郎星编写了软件程序,比尔·盖茨顺势从哈佛大学辍学与保罗·艾伦一起创办了微软。这个律师的儿子更是首次提出了向使用者收取版权费用的模式。
此后的故事家喻户晓,在IBM这样的巨头杀入个人计算机领域之时,比尔·盖茨通过从他人手上廉价买断MS-DOS版权,与IBM在个人领域成长进行了利益绑定,一跃成为大公司,微软与苹果公司也进行过深度合作。再后来,微软和IBM、苹果都走向了竞争,甚至对簿公堂。
20世纪80年代,比尔·盖茨通过声势浩大的市场公关活动打垮了Visicorp开发出的图形化电脑操作界面,20世纪90年代,比尔·盖茨则用“免费”模式,让网景公司之类的软件公司无路可走。
软件业被称为 dog year行业,即“人过一年,狗长七岁”,技术的变化日新月异,某种意义上,比尔·盖茨把人生视为火灾的心态正契合了这个行业。从创业伊始,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都以一种冲刺的方式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化,他们甚至可以为此不眠不休,以求拔得头筹。这意味一旦微软的产品占得先机,就有可能成为行业标准,乃至成为软件行业的基础设施,就像“嫡长子”会继承皇位一样。
保罗·艾伦也是一个按着快进键生活的人,所以他能和比尔·盖茨一起创业。不过,如微软早期员工詹姆斯·华莱士、吉姆·埃里克森在《硬盘》一书中所言:“艾伦是个比较好相处的人,而盖茨则是个不可理喻、爱发脾气的工作狂……保罗总是比盖茨更有耐心。”
在创业时,二人贡献相当,比尔·盖茨要求自己占有60%的股权,艾伦在自传中写道,他和盖茨双方占有的股份体现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儿子和一个律师的儿子之间的差别”。
1982年,29岁的艾伦查出罹患四期淋巴瘤,不得不休养数月。当他回到办公室时,无意中在盖茨办公室门口听到他与后未来的微软CEO鲍尔默的对话。他们正抱怨艾伦几个月没有工作,准备通过发行期权的方式来稀释艾伦的股份。艾伦冲了进去,事后,盖茨写了一封6页纸的道歉信。冲突发生两个月后,艾伦正式离开微软,但仍保留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席位和他的股份。
离开微软且成为富豪的艾伦不但组建了摇滚乐队,还出于兴趣进行了广泛的投资,像ESPN(娱乐与体育电视网)、梦工厂、外星生物研究所、人脑科学院、NBA球队、科幻博物馆、私人航天计划、深海探险等,并承诺捐出大部分遗产。
03
转向慈善
艾伦投资过很多新兴公司,但鲜有回报,被媒体讥为不懂经营,他在自己写的一首歌《时间炸弹》里唱道:“我所做的一切也许都是错误的,但我仍然会斗志昂扬。”
进入新世纪后,比尔·盖茨也逐渐淡出了微软的日常管理,直至将CEO一职交给他的大学同学、曾经的哈佛学生领袖史蒂夫·鲍尔默。相比于艾伦在商业上不够精明,盖茨则承认管理公司是自己的短板,而组织能力却是读过商学院的鲍尔默所长。不过,盖茨与鲍尔默的友谊也未能善终。
既然人生是一场正在燃烧的火灾,人固有一死,那么,为自己抢救出点东西来,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这也是比尔·盖茨后来投身慈善的某种模模糊糊的“初心”。
成为亿万富豪后,有很多信件寄到微软公司,向比尔·盖茨求援,那时比尔·盖茨却无动于衷。这让他做律师的父亲和当过教师的母亲十分担心。比尔·盖茨的父母年轻时就热心慈善和社会服务,盖茨的母亲还曾是一家慈善协会的会长。因为害怕盖茨被社会舆论谴责,盖茨的父亲在征得盖茨同意后,以盖茨的名义进行过一些小额的捐款。
直到有一天下午,老盖茨突然来到他的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张图表,内容是每年非洲有几百万儿童死于在美国早已绝迹的轮状病毒。这让盖茨感到震惊,老盖茨顺势建议他成立一个基金会,有计划地开展慈善工作,这也是其母在世时对盖茨的期望。于是盖茨拿出9400万美元建立了盖茨基金会。
让盖茨转向慈善事业来自他们夫妇去非洲的一次旅行,看到很多人挣扎在死亡线上让盖茨深受刺激。与盖茨亦敌亦友的乔布斯有另有一个版本的故事。乔布斯年轻时曾去印度参加嬉皮运动,遍地的衣衫褴褛让乔布斯意识到,他们这些人把牛仔裤割个破洞是一种“装”,并不是真正的简单生活。乔布斯对简单的理解决定了苹果的审美。盖茨也承认自己很羡慕乔布斯在设计方面的才华。
2000年,盖茨基金会并入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到今天,该基金会已捐出了500亿美元,用于改善欠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教育和卫生设施以及抗击传染病,在非洲更是挽救了无数生命。盖茨曾经开玩笑说过,花钱比赚钱要难很多。在盖茨的慈善版图中,他认为,与之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中国“是个有趣的国家,既接受别人的捐助,也会慷慨捐助不如自己的国家。” 不过,盖茨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也不只是盖茨一家。
04
走出原生家庭
阴谋论者散布的关于比尔·盖茨的谣言,声势再大,对其本人来说,不过是一笑置之的事。回到一个人童年,父母与他相处的模式则会影响他的一生。有人说,幸福的人一生因童年而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从这一点上看,比尔·盖茨是幸运的。
如今成为中国社会热点的原生家庭问题,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近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处于极速的变迁中,生活经验很快就会过时。当父母以自己的生存模式要求子女、替子女拿主意,不尊重其独立人格时,会给子女造成原生家庭问题。
比尔·盖茨这一代人就美国社会而言,也站在了时代的断崖上。对于盖茨这样的早慧儿童更是如此。童年的盖茨是与书相伴度过的,他对一般的童书不感兴趣,除了看书就是沉思。在学校里,盖茨也从不受环境和他人的舆论影响,同学间的嬉闹对以大人的思维来思考问题的盖茨来说太幼稚了。
他父母从不强迫盖茨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但11岁盖茨还是早早进入了“叛逆期”,常常和他母亲争吵,不许父母插手他的生活,什么事情都想自己做主。他父母为此还带他去看过心理医生,医生在开导小盖茨的同时,建议他们给他更大的自由。也就是这一年,从盖茨的人际关系中,他的父母发现现在的学校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了,便送他去了湖畔中学。
小时候的比尔·盖茨
在此后的两次人生节点上,他父母都试图替盖茨拿过主意,一次是希望他子承父业学习法律,另一次则是试图劝阻19岁的盖茨不要从哈佛退学创业,为此还请当地一位白手起家的商业领袖萨穆尔·斯托姆来当说客,最终盖茨说服了斯托姆,斯托姆反过来说服他父母支持盖茨的决定。
正因为盖茨的父母从不强迫盖茨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包括他们喜欢的慈善事业,这某种程度上既成就了盖茨,同时也保有了他们为人父母的影响力。学会进退是人生的必要功课。在微软创业初期,盖茨想把公司搬到硅谷,艾伦则建议把公司搬到西雅图,还给盖茨的父母打了电话,最终公司搬去了西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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