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读者留言：一篇文章，怎能说清“衡水”真相？笔者回复：一篇说不清，就写十篇；十篇说不清，就写二十篇，直到说清为止。
截至目前，笔者已发六篇，它们分别是 《‘衡水模式’：高考制度的马屁精》、《‘衡水模式’：该不该叫停？》、《‘衡水模式’：为什么不会被叫停？》、《‘衡水模式’：是中国教育的出路吗？》、《‘衡水模式’：为什么不能对你说‘不’？》、《‘衡水模式：必将成为历史的笑柄》。企鹅号、公众号和全部发表，今日头条部分发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前往搜索阅读。
面对沸沸扬扬的网络热贴、热议，几大官媒也坐不住了，人民网《衡水中学争论的另类反省，应试教育为何大行其道》、南方都市报《不要让重本率成为我们的枷锁》、凤凰评论《若没人批评“衡中模式”，那才最可悲》、新周刊《人民到底需不需要衡水中学？》、新京报《不必以“穷人的名义”撑衡水中学模式》、农民日报《如何看待“衡水中学”现象》……
梳理这些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衡水模式”的歌与舞，一类是对“衡水模式”的悟与思。前者往往打着道德、公平、人道的旗号为现实的不道德、不公平、不人道粉饰太平，这部分人主要是现实利益的即得者，比如体制中的媒体、官员和教师等等，也有一些看不清真相的吃瓜群众，他们眼里看到的“衡水模式”都是满满的正能量，遍地的鲜花和掌声，高分与名校。后者往往是具有批判能力、敢于担当的独立思考者，他们的质疑与批判是在责任基础上的一种忧虑与感伤，他们往往着眼于更大的视野，也有着更为急切的期待，希望“衡水模式”这种极端的急功近利与盲目的短视行为能够早日叫停，能够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还公平一个蓝天，给更为多数的学子一个生存空间与确定的未来。
幸运的是，这两种人都同时存在，并且后者的声音在逐渐地响亮起来。如果，正反双方的力量能够形成一种争鸣与思辨，汇成一种合力，并能够真正推动中国教育的一场“革命”，则对于民族大业与中华复兴倒是一件功得无量的好事。否则，功利主义盛行、阶层壁垒高筑、万众齐唱赞歌，迷悟而洋洋自得，很有可能就会导致资中筠先生所说的“中国教育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的预言。
推倒“衡水模式”阻力显而易见。在诸多阻力中，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有形的，一种是无形的。
无形的是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给人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传统习俗以及传媒和社会意识对“高分英雄”、“高考状元”以偏盖全的过度宣传，把个案成功描绘成普遍真理。奋斗和努力本来没错，但是只为分数而竭尽全力的全民造分运动，则显得浮躁而愚钝了。并且，高分和名校远非就是人生的全部，更非成功的唯一通道。把千万学子绑架到这一辆战车上，并且在狭窄的独木桥上厮杀，成者为王败者寇的成功论，会让更多的孩子一生背负着“失败者”的污名。
有形的是千疮百孔的高考制度以及现有的分配制度对脑力劳动者的无上眷顾以及对体力劳动者的刻骨的剥夺。高考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条件下，有着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不能将之视为“退而求其次”的至尊宝典。而某些人所热衷标榜的“公平”的标签，其实更经不起稍稍的推敲。不顾城乡、地域、文化、民族差别而搞一刀切、大一统的标准化，其实本身就不是公平，如果硬要说是公平的话，那是强势群体与优势群体所要的“公平”，是对劣势群体掠夺之后的“公平”。
举个简单的例子，根据网易数读的一份统计，河北2015年报名考生考取“211高校”的比例为4.8%，而咫尺之遥的首都北京，这一比例为13.1%，几乎是河北的四倍。而在这个榜单上垫底的甘肃、安徽、河南、山东等省份，恰恰也是衡水模式中学分布最密集的省份。别忘了，山东、河南、安徽可都是高考大省，教学质量、人口基数和竞争程度绝不逊于北京。另一个数据是占据全国80%的农村考生，进入名校的机率也仅仅不到20%。
另一个有形的推手就是当下的分配制度的极端不合理，劳心者治人的现象相当普及。人浮于事，极端官僚的行政事业单位，做着几乎不产生任何经济效益的“工作”，却有着比体力劳动者更多的薪酬、更好的福利、更多的保障，以及更大的腐败。雪莱说，权力像蔓延的瘟疫，遇到谁谁就会染上它。当对权力和“官本位”以及背后所带来的利益的追逐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中枢的时候，人人都会为权力和公职而战斗，也必然会为通向这一权力和公职的唯一通道---高考而不计后果地冲锋。
高考就是一场全民中毒的瘟疫，如果不加医治，病情只会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