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与汉娜

       在《梵高传》里，有一段描写深深地困惑着我。 

        1878年，二十五岁、充满宗教热忱的梵高到博里纳日矿区担任牧师。刚开始，他对矿工的描述是“单纯淳朴的人”，但不久之后，他们就变得“无知，缺乏教养、敏感多疑”。作为“一个有教养的体面人”，他深深哀叹，在这种“未开化的环境”中，无法找到“共鸣”。 

        如果说上述感受还可以理解为出身资产阶级的梵高无法接受真实矿工世界的惨淡，他的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冲撞过于粗粝，导致艺术家的心灵饱受折磨、难以容忍的话，那么，下面的描述就有些不可思议。

       在炼狱般的马卡斯煤矿逗留的六个小时被梵高称为“一次十分有趣的旅程”。他对这次经历的描述中充斥着专业术语（如工作面、水平凿），如同自然科学家对甲虫或鸟类的描述，而没有一个表达愤慨或同情的字眼。他坚持认为矿井中的生活比上头萧瑟村庄的生活来得好，坚持认为“就像到岸的水手思念大海一样，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危险与困苦”，矿工们一定更青睐他们不见天日的工作，而非上头那个“凄凉死寂的世界”。 

         与此同时，梵高还具有让人十分吃惊的想象力。在他眼里，矿区的毒雾像“伦勃朗的画”一样能创造“一种奇幻的明暗对比”；“憔悴、饱经风霜”的矿工，如果放在马蒂斯⋅马蒂斯的画笔下，也一定能成为“绝妙的图画”。他甚至想象着，如有哪个艺术家能将矿工在幽暗矿井里劳作的样子临摹下来，“那一定是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作品”。

        好吧，如果说上述体验仍是出自艺术家对美与创造的冲动，是出于用艺术来重构现实的内心召唤的话，那么，下面的描述或许才是真正让人感到奇特的。 

        对于博里纳日矿工的遭遇，梵高从未记录过只言片语的非议，却认为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实属“旷世之作”，称许他对工人阶级遭遇的描绘感人肺腑。他承认自己更偏爱临摹书里或画里受压迫的穷苦阶级，而不是现实中触手可及的劳苦大众。他甚至劝诫矿工们要庆贺自己的苦难，就像“行走在黑夜”中的人们，为享有苦难而欢喜。 

        如此奇怪的、左右矛盾的言行，只能让人猜想，梵高恐怕主要是通过幻想来体验世界的。能够引起他的冲动，填补他心中的缺口，实现他的生命追求的，是审美的 、艺术的目光而不是对于真实人生的打量。就像花市上卖壶罐的农民父亲身边做编织的那个小女孩，她之所以会触动梵高，是因为“小小的黑色软帽下含笑的眼睛是那么明亮，那么纯粹”。可能只有拥抱这样的感觉，才能让梵高重构自己和身边的世界。相形之下，真实的生活内容反而无足轻重。如此，似乎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比起怜悯矿工们的苦难，他更愿意去描绘他们。对他来讲，或者只有艺术才是真正的爱的归宿。 

        这样的梵高让我想起了电影《朗读者》中的汉娜。        

        1959年，36岁的女人汉娜，独自坐在乡村教堂的听众席上，为儿童唱诗班的歌声，感动得热泪盈眶。但也就是这个女人，曾经组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为她朗读小说，再无动于衷地将他们送进毒气室。 

       电影中的少年迈克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在艺术面前如此善感的女人，同时又会冷漠到视生命如草芥。

       他于是想要拯救她的灵魂。他为她朗读文学作品，寄录音磁带给她。她在狱中根据这些磁带，对照图书，终于学会了阅读。

         影片最后，当中年迈克问老年汉娜是否会想起那些犹太人时，汉娜冷冷地说：“我怎么想无关紧要，反正死的人都死了。”迈克说，”我以为你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我学到了，我学会了阅读。”汉娜如此答。

        看吧，在梵高和汉娜的世界里，美，绘画的、文字的、音乐的美，是至高无上的，而那些真实的、沉重的、肉体的生命，反倒是轻飘飘的，无足道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