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离开梦月乡已经十余年了，但在梦月乡工作的那些日子发生的琐事却让人终身难忘，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依稀记得在梦月乡工作中发生的点点滴滴。
也许人生的初次是难以割舍的情怀，就像一个人的初恋总会那么让人刻骨铭心。
1
我总算从学校毕业了，毕业那天我将岭南市人事局开给的我的介绍信交到宁昌县人事局干部调配股马股长的手中时，时间刚好是上午十点。
马股长仔细看了看我拿出的介绍信，赞许地说不错不错一本大学毕业，按照县委政府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哪儿来回哪儿去的原则，你应该回你老家去工作。 但我看你文凭高，又有学士学位，这在县城里并不多见，干脆就破个例，把你安排到县城附近的梦月乡工作算了。
听说要把我分到乡镇工作，我明显感觉有些失落，原本我的期望是能分到机关工作。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辛辛苦苦读了十几年的书，如今又回到农村岂不没有面子？可是人事局马股长宣布的县上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原则就是那样，胳膊拧得过大腿吗？
这样的结果我自然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乡镇到县级机关不知要奋斗多少年？县级机关到岭南市又不知又要奋斗多少年？
可马股长那副不容商量的神态让我多少有些心怵，干脆到乡镇就乡镇吧，退后一步想自已至少弄到了一个铁饭碗，比在农村的父母兄弟强多了。
出了县人事局的大门，我将马股长开给的那张象征着公家饭碗的派遣单小心翼翼折叠起来放在上衣口袋里。
虽谈不上十年寒窗无人闻，一举成名天下知，但十年寒窗最终换回了一个铁饭碗，也算是一分汗水一分收获。
前几天我到岭南市人事局报道的时候，市人事局的领导还问我是否愿意当教师。 那领导诚恳地告诉我若是愿意，他可安排我到市里一所大专院校任教，可当时我翻看了之前报道的同学花名册，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当老师的，我便当场婉言谢绝了市人事局领导的好意。
市人事局的领导不无遗憾地表示若要从政就得回本县去，要慢慢地来。
慢慢来就慢慢来，那时我觉得自已年轻，又有一份充满激情的力量，好似这个世界就是我的舞台，世界上似乎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挡我前进的脚步，我甚至想若是给我一个支点我都可以撬起整个地球。
当时陪我前去市人事局报到的还有我年迈的父亲，父亲穿一件牛毛织成的无袖披肩，跟市里的环境格格不入，我虽心中存芥蒂但也不便明说，毕竟那是含辛茹苦供养自已读了十几年书的父亲。
在市人事局的办公室，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他只是木纳地坐在市人事局的皮沙发上。
父亲并不识字，觉得说一句话都是多余的，一切听从市领导的安排就行了。 在父亲看来，只要领导说的都是对的，只要领导反对的都是错的，简单的心理加简单的外表再加简单的言语，好像我是大人父亲反而成了小孩那样。
到梦月乡报到的那天，父亲没有送我，就像当年我考取北方大学时没有人送我那样。 我将家中带出的棉絮和被套用一绳子捆好随手往肩上一扛便上了到梦月乡的公共汽车。
从县城出发花两元钱就到了梦月乡的车站，没有同事和领导前来相接，我边打听边步行五分钟就到了梦月乡政府的大门。
大门倒是宽敞只是有些破旧，政府的房子长长地排列在宽敞的院坝内，那排房子属七十年代的建筑风格，办公加住宿都在这排房内。
听说新来了一位同事，办公室主人热情地迎了出来，她自我介绍说姓王，叫王玉萍。 早听领导说要来一位新同事，我们都做了准备，这是你的寝室钥匙，在二楼过道靠右的第一间。
我有些腼腆地从王主任手中接过钥匙，道谢过后直上二楼，二楼的楼层用木板铺陈，走起路来咚咚直响。
我找到了自已的房间，将门打开一看，好家伙，床上床下全是灰尘，这里显然已经好久没人住过了。
我只得从王主任那儿找来扫帚、水盆和撮箕，一丝不苟地将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想，笑脏不笑烂麻，房间虽然简陋，但打扫出来还是有了一种特有的温馨和舒适的感觉。至少比我老家那个茅草屋要强了许多，毕竟这里是瓦房。
就这样，我人生的起点就从这儿启航，这是新的起点，也是新的征程，更是新的舞台。
2
梦月乡的书记叫王大云，年过五旬，乡长叫陈明旺，三十出头，两位领导都对我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乡党委政府研究决定把我安排到白土村做包村工作。 我的包村组长是一名年过五十的事业干部，在乡上虽不是班子成员，但凭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赢得了乡党委政府领导的信任。
由他负责人口密度较大的白土村包村工作，乡党委政府领导比较放心。
在乡上开会学习之余，我和老王更多的时间都泡在白土村，查看大小春的生长发育情况，帮助老百姓检查庄稼的墒情。
除了抓农业生产，我和老王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挨家挨户地排查计划生育情况。我们在村组干部的陪同下，调查了解每户人家的计划生育情况，如发现有超坏的便安排村组干部上门做其思想工作，劝导他们及时到保健站采取节育措施。
若是村组干部和我们包村工作组反复做工作均无效，则由乡党委政府组织人员搞“突击”，那时就由不得你愿不愿意，必须采取强制措施。
有一回，我亲眼目睹一户姓雷的人家出现了超怀现象，在村组干部和包村工作组反复做工作无效的情况下，乡党委政府组成工作组深夜将雷姓人家的男主人带回政府来搞“突审”，突审后得知其妻巳被转移至附近一个乡的亲戚家去了，乡上立马派一名副乡长带队前往“找人”，经过一番折腾才将女主人带回来做工作，夫妻双方最终不得不同意第二天到保健站做引产手术。
3
夏天，一个雷雨过后的清晨，我的书记王大云早早地起来，见我正在院子里打扫卫生，便对我说“走，咱俩今天到上山捡菌去”。
王书记主动请我作陪上山捡菌，况且特别申明只是我俩，这让我多少有些意外。
一年来，王书记可没有这样主动亲近过我，这让我多少有些受宠若惊，便忙不迭地答应，同事们大多还在睡觉，我同王书记一前一后地绕过政府的围墙向山上走去。
政府背后是一座郁郁葱葱的树林，那里长满了各种杂树、灌木，还有冷杉和青松。
清晨被雨淋湿的山路不见一丝尘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沁人心脾的泥土气息，天空像洗过的布那样显得异常湛蓝，山际中央还缠绕着一片白色的云带。
在上山的路上，王书记时不时地问我平时工作生活习不习惯，有没有具体的困难的问题，他有一句无一句的问话让我心中多少有些慌乱，我只得小心翼翼地对答，生怕什么地方稍有闪失就会引起他的不快。
我想王书记最近的表现有些反常，平时高高在上的他怎么会突然会关心起我的工作和生活？ 正当我猜不透王书记的心思时，我们已来到了山脚下。
就从这儿开始吧，王书记下了命令，我立即爽快答应。
我们兵分两路，看谁的运气好一些，捡到的菌多，王书记边上山边鼓励我。
灌木丛里的露水很重，虽然雨过天晴，但清晨的露珠依然坚挺饱满地挂在树梢。
我刚走进林子几步，就听王书记大声喊我的名字，我赶紧跑下山向王书记靠拢。我还以为他捡到了一大丛野生菌， 只见王书记神秘而兴奋地用手指向一蔟灌木林，然后悄悄告诉我，“那里有个好东西”。
我急切地问，那是什么东西？王书记兴奋地说，“你看，那儿有一条麻乌桑盘在灌木丛下”。 我顺着王书记手指的方向一看，果然有一条又黑又粗的乌桑蛇盘在那儿，那蛇警惕地抬起头不断地吐信。
我从小我就怕蛇，我总觉得蛇是不祥之物，是邪恶的象征。
我赶紧给王书记说：“噫，我从小就怕蛇，这个东西我可不敢碰，只有靠你自己了”，我用手慌乱地向书记摆手。
王书记安慰道，不用你动手，你只要看好这东西朝哪个方向跑就行了。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远远地站着观望，说是观望，其实什么东西我也没看清楚。
只见王书记动作娴熟地从靠近身旁的一棵树上折下一根树枝，将多余的枝桠折去，留下顶端一个茬口，作好准备工作后王书记动作敏捷地向那蛇叉去，那蛇被牢牢地叉在地上做着无谓的挣扎。
“找根绳子来”，王书记向我下命令，我看看四周荒无人烟，只得将自己上衣腰际间用来御寒的棉绳用石头砸断交给书记，王书记三下五除二就将那蛇五花大绑在那根备好的木棍上，然后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将那木棍往肩上一扛便菌也不捡地大摇大摆回到乡上。
晚上，同事们七手八脚将那蛇剖开清洗过后，用电炉做成蛇羹汤美美地喝起来，我自然敬而远之，不敢享用。
4
从繁华的都市来到小小的县城，又到乡村，我的失落感异常强烈。
工作满一年后，我基本熟悉了乡镇的工作模式。
总不可能就这样默默无闻地在这里了却此生吧，工作之余我总是一个人默默躺在坚硬的床上反思。
有什么办法可以摆脱人生的这种困局？同事老李茶余饭后常常向我面授机宜：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关系是关键，金钱少不了。
他对我说，你现在有了年龄和文凭这两大法宝，但还要看你有没有金钱和关系另两大法宝？
老李一幅洞若观火的样子善意地提醒着我。 对老李的提醒我总是笑而不答， 我不敢苟同老李的观点，我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得到领导的信任，最终能得到提拔重用。
要是有什么特长可以发挥出来进入组织的视野就好了，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除了当初在学校的周报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外自己似乎没有什么过人的地方，再就是写过几篇论文，其中有一篇还获得了学校的一等奖。
我想在这样偏僻落后的乡村工作，也没有什么能用武的地方，只有拿起手中的笔写写文章聊以度日了。
工作都是些日常性的，用不着太高的文凭，只要具有初高中以上文化就能完成。
每一项任务都有分管领导负责，你只要按照领导的吩咐办事就可以了。
做不做是态度问题，能不能做好是水平问题，这是大家在日常工作中秘而不宣的经验。
从那以后，除了做好本职工作，我开始写稿子，并投给地区或是省报的编辑部。
稿子写得多了，有的泥牛沉海，没有回音，也有的变成了铅字，报社寄来样稿，还寄来一二十元的稿费，从中我总算体会到了一种成功的感觉，同时也觉得自已似乎由此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短短两年时间，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已累积在报纸或是杂志上发表了通讯、散文一百多篇，我的名声也由此在乡上和县上传来开来，说梦月乡有一个文笔特别好的青年大学生。
记得那是六月里一个天气异常炎热的下午，我们梦月乡政府突然开进了一辆红旗牌轿车，从车上跳下来两个中等身材的男人。
这两个男人下车后，在我们书记的陪同下径直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他们在王书记的办公室聊了半天，然后就见王书记走出出来扯开嗓子喊我的名字。
听到王书记的喊声，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走进他的办公室， 王书记郑重其事地向我介绍：这是县委组织部的罗部长，这是组织部干部科的杨科长。
王书记介绍完两位领导便说了句“你们聊”就走了出去，留下我一个人异常紧张地坐在椅子上。
王书记介绍的那个杨科长显然要比罗部长高一头，他穿着讲究，一条印花领带紧紧地系在脖子上，那么热的天让人有一种难受的感觉。 而罗部长则显得比较随和，他穿一件白色的衬衣，衬衣的袖子扁了两层，一张国字脸在白衬衣的映衬下显得英气逼人。
罗部长见我有些紧张，便随意地问我一些基本情况，问我有没有什么特长，这让我既紧张又害怕，但又多少有点儿兴奋。
毕竟，我在梦月乡政府工作两年多来还是第一次单独近距离地接触县领导。
对罗部长问的问题，我如实相告，说自已除了能写点东西之外似乎没有什么特长。
杨科长闻讯问我有没有样稿，我说自然有，便回宿舍把平时叠在一起的那一大摞报纸抱出来交给杨科长，杨科长随意翻看了一下把报纸和杂志递给罗部长，罗部长也随手翻看了一下便赞许地点了点头。 “好吧，那就这样”。
罗部长结束了谈话，然后将报纸和杂志随手还给了我。
从那以后，我就过上了颠沛流离的从政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