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他们在婴儿奶粉里掺三聚氰胺，我还没有养孩子，我不说话；接着他们在火腿肠里掺瘦肉精，我不怎么吃火腿肠，我仍不说话；此后他们使用地沟油，我很少在外吃饭，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使用牛肉膏，我决定不吃牛肉了，但还是不说话；最后，我被毒死了，但没人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因为，后来大家都被毒死了。”——“掷出窗外”吴旭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即使不在同一个国度。一百多年前，美国也曾经频频爆发食品安全事件。那时候，美国还不是世界上对食品和药品监管最严格的国家，美国民众的“胃”被糟蹋得一塌糊涂。一个男人站了出来。他的名字，后来被冠在国际分析科学领域最负盛名的奖项上——哈维·威利奖。是的，他就是哈维·华盛顿·威利。
“最卑劣与无耻的恶”
1844年10月30日，威利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南部的一个农场里。
威利17岁那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林肯总统曾经成长过的印第安纳州成为第一个进行战争动员的西部州，果断站在了林肯总统的北方阵营。1865年，北方阵营获胜，印第安纳州终于恢复了田园般的宁静，威利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求学。后来的时光中，他从印第安纳医学院走到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
这位医学博士一生中从未做过一天医生，却一直保持着医者的仁心。博士毕业后，威利回到印第安纳州，受聘于普渡大学。此时，一个社会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
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牛奶已经成为婴幼儿的主要食物来源，但市面上常常会出现一些不健康的牛奶。喝了这些牛奶，孩子们轻则呕吐腹泻，重则感染细菌夭折。追根溯源之后，人们发现竟然是因为纽约等大城市周边，奶牛场往往和酒厂比邻，奶牛的饲料就成了酿酒后的副产品——酒糟。两方的经营者倒是“互惠互利”了，酒糟奶却成了当时美国婴幼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罪魁祸首之一。虽然一些地方州政府颁发了禁制令，酒糟奶的曝光却让美国人产生了更大的不安——我们每天吃下去的东西真的可靠么？
威利很早就注意到，市场上的罐装食品为了延长保存期，会加入各种化学添加剂。有医学背景的他，敏感地意识到这对人体非常有害。酒糟奶事件之后，各种关于添加剂和替代品的“秘闻”在社会上风传开来：蔬菜商往坏了的西红柿里注入苯甲酸钠，防止继续腐烂；面包商在原料里加入粉笔末、尘土和融水石膏，来节约面粉；罐装火鸡里没有火鸡；橄榄油里装的是棉籽油；一种号称可以治疗37种疾病的灵丹妙药，其实99%是水，只是加了一点硫酸来增加气味……
美国政府真的不想结束这种尴尬么？不，从1879年1月20日起，美国国会就提议要求对食品和药品进行监管。一直到1906年6月30日，27年零5个月，美国国会提交了190多次提议，都被否决了。理由是美国社会所奉献的自由主义认为，联邦政府不应该限制商品的生产——冠冕堂皇，又蹩脚十足。
事实上，自酒糟奶开始，美国一些地方州政府已经在颁布相应的食品法，可惜缺乏联邦政府层面上的后盾，执行力相当薄弱。更何况，这些法律触动了一整条利益链。这个链条上甚至包括威士忌酒托拉斯、“专利药品”协会以及相关制造商，他们联合起来，以集体或个人的名义不断游说，反对国会的提议，被牺牲的自然是平民的利益。
马萨诸塞州医学年会上，一位医师激动地说：“我坚信，如果把今天我们使用的所有药物全部倒入海里，那样会对人类健康更有益，却会把海中的鱼统统害死。”
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陆军总司令迈尔斯将军向联邦政府抗议国内向古巴战场供应变质牛肉罐头，“这些牛肉罐头比敌人的子弹杀死的士兵还多”。
接到迈尔斯将军的抗议时，威利已经在美国农业部化学物质司（后改为化学物质局）工作了6年。作为首席科学家，他带队调查了防腐牛肉事件，发现造成牛肉腐烂的并不是防腐剂，而是军队饮食结构不合理以及加勒比海一带的炎热天气。这个调查并没有让威利松一口气，在他看来，这个结果并不代表平民饮食有多安全。相反，他比谁都明白美国食品与药品市场的现状。从1883年任职于农业部开始，威利就组织起大规模的调研行动，并在1887年之后发布了《食品与药品掺杂物》的系列研究报告，涵盖了日用品、猪油、蔬菜罐头等8个部分。这套系列报告直到1902年才发布完毕，在美国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是最卑劣与无耻的恶。”威利从来都不掩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厌恶。
“好斗的一头雄狮”
1902年，威利的抗争依然停留在胶着的状态，他个人却“升官”了。当上美国农业部化学局局长后，威利做了一件现在看来很有争议的事情——把一些常见的添加剂，注入到人身体内，看有什么效果。
召集令发出去之后，真的出现了一批有志于改革现行食品监管制度的志愿者。他们被注射了硼砂、苯甲酸钠，或者其他添加剂。一段时间后，这些志愿者身上出现了各种疾病。这一次，证据无可辩驳。威利希望能够通过严格的立法，将食品或药品所含的成分在标签上真实地说明出来。
现代人很容易理解一部食品和药品法的意义，然而在一百多年前，即使有那些可敬的“试毒小组”，民众要获得知情权和选择权依然困难重重。后人赞威利是“人丛中的一座高山，好斗的一头雄狮”，而当时，他在很多人的眼中只是一个缺乏基本商业常识的怪人。
这个大男人心里也有委屈，可他顾不了这么多。为了让更多人理解他的理念，他开始联合美国医学会、联邦妇女俱乐部、“黑幕揭发者”等组织，寻找更多有力的支持。仅1905年—1906年间，他就在《克林斯周刊》上写了12篇文章，来揭露药品掺假现象。
“我发现我们每天消费的食品充满有害的细菌，以至于我都不敢去餐桌。”他一次又一次用这句话打开话题，游走在意见领袖之间，甚至连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都知道他想要颁布一部法律“以管制州间贸易中的食品、饮料和药品的掺假和造伪商标行为”。
不过戏剧化的是，最终帮助威利的竟然是一本小说《屠场》（一译作《丛林》）。作者厄普顿・辛克莱是一位记者，曾在1905年到芝加哥一家大型肉制品厂做了7个星期的卧底，他把看到的生产流程和车间环境一丝不苟地还原到这部小说中：
“只有那些彻底腐烂的腿肉才能送到伊莎贝塔所在的车间。这样的肉被每分钟两千转儿的旋转刀片绞碎，掺进半吨鲜肉，这样腿肉上的臭味儿、酸味儿就一点也闻不到、尝不出来了。人们从来看不到是什么东西剁进了香肠。在欧洲，已经过了保质期的发霉、变色的香肠会被扔掉，而这里的屠场主们会把它们捡回来，经过硼砂和甘油处理后，倒进绞肉机的漏斗里，这样就重新做成香肠，在国内销售……”
与严谨、科学的报告相比，辛克莱的小说显然更有冲击力。于是，当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一边看书一边吃早餐时，一下子被恶心到了，把没嚼完的东西吐了出来，又把盘子里剩下的一截香肠扔到了窗外。
之后，他派出了两位“钦差”去芝加哥调查，发现小说里的描述，除了个别细节，竟然都是真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最终公布了这份报告，并在1905年12月向国会传递出要支持立法的信号。与此同时，威利也推动美国医学会给国会的每一个参议员都上了一份陈情书。
1906年6月30日，结果终于出来了，定稿的《纯食品和药品法》在美国国会以63票对4票的压倒性优势得以通过。威利只是参与了最后一稿的拟定，他的名字也并没有在其中出现，但他还是被公认为是这部法律的真正作者。
后威利时代
《纯食品和药品法》通过的当天，《肉制品检查法》也顺利过关。《纽约时报》在第一时间欢呼：“民众可以享受纯净食品和真正药品的时代来临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作为美国现代药品法的雏形，《纯食品和药品法》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没错，这部法律把公众福利推到了台前。可毋庸置疑的是，这也是一部民众福祉与掌握经济命脉的少数人利益互相妥协的结果，天然存在一些缺陷。比如说农业部化学局能让商人们把标签写精确，却挡不住他们把广告做得多浮夸。再比如，有一家药品公司因为标签歧义被起诉，就算化学局胜诉，那家公司也不过损失700美元罚款，而人家从药品中赚到的高达200万美元，根本起不到警示作用。
多年的努力成了一副空架子，《纯食品和药品法》名存实亡，根本无力惩罚那些作伪者，而威利这些年来对产业界和政府官员的得罪却是实打实的。1912年，有心无力的他选择了挂冠辞职。美国民众对他的离开表示遗憾，报纸上打出这样的标题：
“妇女们为29载间这位厨房守护者的离去而哭泣”
当时，威利已经68岁。这位为了食品和药品立法“斗”了一辈子的老人，还是为了这句话心软了。他去了《好管家》杂志，继续发挥自己的特长，定期对肉、面包、面粉等进行检测，将结果发布在杂志上，利用媒体的影响力为消费者提供尽可能多的指南。
1927年，他公开发表了吸食烟草可能会致癌的观点，《好管家》杂志从此拒绝刊登香烟广告，这个行为比那句人所周知的广告语“吸烟有害健康”早了12年。也是在这一年，美国农业部化学局几经变迁，被重组为“食品、药品和杀虫剂组织”，3年后改名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FDA）。那时，威利已经长眠于阿灵顿国家公墓。
威利不在了，后威利时代却一直没有过去。《纯食品和药品法》逐渐被补充完善，摇身变为《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这部法案由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38年6月签署，至今仍是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的重要依据。
后来，美国邮政局发行了以威利的头像为图案的邮票来纪念他对《纯食品和药品法》的贡献，美国多处建筑也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1956年，距离《纯食品和药品法》颁布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国际分析化学家协会（AOAC）为了纪念协会创始人威利对美国食品立法的贡献，以他的名字设立了哈维•威利奖，以表彰那些在推进分析化学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每年只颁给一名科学家或一支团队。
时间总是走得很快。2014年，哈维•威利奖迎来了它的第58位获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庞国芳。这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如今，食品立法的反对者们早已成尘土，唯有威利的精神不朽。因为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