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世界（二）

    《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萨拉热窝男孩成长史         

       库斯图里卡的处女作《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提供了极权主义制度下的一个萨拉热窝男孩的成长史，影片描述了极权主义在社会和家庭两个层面的渗透：在外部社会，描述了原本游离于社会体制之外的“问题”少年们被纳入极权主义社会体制、获得社会角色的过程；在家庭内部，描述了父权在父子之间的交接过程。“阿尔都塞主张意识形态不仅仅反映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作为一种生产实践和活动，它也有自己的物质存在。它的主要产物就是人的主体。通过它的机构与仪式，意识形态将个体转换为社会存在。”在影片中，意识形态的灌输可谓是双管齐下的，通过它这种无处不在的影响，迪诺等少年被塑造成了社会主体。在影片中，“开会”这一仪式性场景承载了意识形态对迪诺等人的改造活动，而“父亲”，则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言人。

一、极权主义的仪式——“开会”

       影片的一开始是社区活动中心的负责人们在“开会”。“开会”这一典型的仪式性场景在极权主义的政治环境中具有了丰富的语义。这一仪式已经是极权主义社会维护其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环节。在开场的这一会议中，领导确定了在本社区组建一支舞蹈乐队的“政治任务”。这个任务的实施对象，即是以主人公迪诺为代表的一群“不良少年”，这一任务的根本目的，则是将这些游荡的、闲散的少年收归进体制，赋予他们一定的社会角色。社区活动中心的白头发领导说道：“同志们，今天的情况非常复杂，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的青少年，成年犯罪者，出现在我们这群人当中，基于此，我们决定在我们的俱乐部里组成一支舞蹈乐队。我们社团里的政治牢房，要有这么一支队伍。”以主任为中心的，众星捧月式的构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南斯拉夫的极权主义政治氛围。

社区活动中心会议

       “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存在于一系列机构及其相关的实践之中，更具体说是存在于像家庭、教育制度、教会、大众传媒这些‘国家机器’之中。他认为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教会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教会的地位则为教育和家庭所替代，学校和家庭，故此时为维持主导意识形态的关键机构所在。”社区活动中心表面上就是这么一个为青年们提供自由的“关键机构”。青年们在这里舞蹈，唱歌，看电影，但因为这个场所是被安排和提供的，相比于不受控制的自由，这种监督下自由更加安全，因而受到意识形态的青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将个体询唤为社会主体实际上是一种建构，“然而它鼓励遗忘这个事实，并且把这一存在视作可信的和自主的……权力所关心的只是确保主体能将接受从属地位误识为独立自主。”在这里的年轻人自以为获得了自由，不管是迪诺等乐队成员，或者在舞池中跳舞的众人，他们的狂欢实际上对于极权统治来说是无妨害的，这种娱乐反而有利于防止精力过剩的年轻人将他们的目光投向政治——哪怕仅仅是如片中提到的“催眠术”那样幼稚但独立的思考。

青年们在社区活动中心跳舞

        家，是极权主义社会的一个缩影，而且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从上至下的灌输也是通过这个最小组成单位最终完成的。“开会”这一仪式也被复制到了迪诺的家中。在影片中，迪诺家一共召开了三次家庭会议，在会议上，父亲行使一家之主的权力，对三个儿子的行为进行赏罚，最小的儿子对父亲的发言进行记录，对“催眠术”情有独钟、常常质疑父亲观点的二儿子迪诺时常成为会议上被批判的对象。通过家庭会议这一形式，家庭成员的思想被有效的统一起来，这不仅有利于加强父亲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威，同时也保证了父亲所代表的极权主义思想的有效贯彻和该社会形态的稳定。家庭会议营造了一个空间，在该空间内，父亲和儿子在意识形态上的针锋相对被有效限制，既允许被探讨，又必将以父亲的强势统摄收尾。

父亲在开家庭会议

二、极权主义的形象——“父”

        父权和极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1985年接受访问时，库斯图里卡曾这样说道：“父亲是父权社会的符号。我想南斯拉夫社会或者更确切地说南斯拉夫的家庭仍然是家长制的。”如果说“开会”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提供了仪式性的场景，那么，在这些场景中作为传输主体的就是父亲的形象。在《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中，你可以看到作为南共党员的父亲是如何承担意识形态灌输者的角色，并在与儿子迪诺的一次次关于的信仰讨论之后与其达成和解并交接父权的。

       “父亲作为一种象征，代表了规范、禁令和秩序，孩子（个体）因接受了父亲所代表的规范（‘法’）而获得主体的位置。”在影片故事中，父亲的共产主义信仰和迪诺的催眠术之间的矛盾是迪诺获得“父权”的最大障碍。迪诺对催眠术的执著看上去是荒谬和唯心论的——“催眠术应该改变世界，这时候人能够利用自我鼓励控制自己”，但实际上，这却是政治异见和独立思考的象征。这当然是被作为共产主义者的父亲所鄙视和禁止的。在一次晚餐后，父子两人对信仰的问题展开了一次正面的交锋。从对等的正反打镜头可以看出，导演安排父亲和迪诺之间开始了一场貌似平等的探讨。但我们看到，在争论的最后阶段，父亲的威权还是取代了平等的对话：

       迪诺：“我对你的马克思并没有什么意见，那为什么催眠术你看不顺眼？”

       父亲：“孩子，共产主义在工厂里稳步前进，让其余的都去死，明白？”

        这场貌似平等的对话不过是父亲的施舍而已，父亲的本意是想通过这一形式达到说服迪诺的目的，然而当他察觉到儿子丁点的冒犯之意时，这种平等也随之被打破了。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在极权主义社会，即便有平等，也是当权者所施予的平等，一切都要在当权者的控制之内，任何出格的举动都将是被禁止的。

父亲教育迪诺

        另外，在父子的交锋中，家中的母女俩始终是作为背景出现的，母亲偶尔的插话也会立刻被父亲粗暴地打断。正如阿尔都塞所说，“父权意识形态将个人打造为高高在上的男人和低声下气的女人。”在一场谈话中，谁说话，谁在听，谁打断谁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往往验证了等级制和以身份为基础的不平等在日常生活中的弥散性本质，在迪诺家的家庭会议中，母亲和小女儿并没有参加会议的权利，甚至不在餐桌上，而被限定在镜头以外的地方。父亲打断孩子、男人打断女人这一常态，正揭示了父权（极权）社会的等级制度和对人的压迫。

母女作为背景出现

          不久，父亲被查出罹患癌症。迪诺送父亲去医院。在医院门口，爸爸和迪诺拥抱，并把他一直随身携带的打火机悄悄地放进了迪诺的口袋里，这正象征着他把权力交给了迪诺。随着铁门关上，摄影机升起，爸爸的背影走向医院深处，则可以看出父权隐退的内涵。至此，父权进行了顺利的交接，随着父的去势，迪诺也因此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成为家庭新的支柱。在父亲病危期间，他也最终认可了迪诺的催眠术：“你的自我催眠也不错。”父亲说出这句话，不知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真实写照，还是在生命最后对自己毕生信仰的某种怀疑。  

拥抱时父亲偷偷将打火机塞进迪诺口袋

      《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是库斯图里卡的长片处女作，这部影片奠定了库斯图里卡电影“关注政治环境中的人性”这一基本主题，一举获得了1981年威尼斯电影节处女作金狮奖。如果说在处女作中库斯图里卡的政治意图还相对温和，意识形态相左的父子最终还能达成和解，那么在他的第二部作品《爸爸出差时》中，政治讽刺就要尖锐得多了，情人揭发、亲人反目，与中国表现文革的一些影片有很多相似之处。

参考文献：

1、【英】卡瓦拉罗著张卫东等译《文化理论关键词》[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P83

2、陆扬、王毅著《文化研究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P170

3、【英】卡瓦拉罗著张卫东等译《文化理论关键词》[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P83

4、Interview from the press kit of "When father was away on business", july 1985

5、史可扬著《影视批评方法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P43

6、陆扬、王毅著《文化研究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P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