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音:吴王到底是不是唐太宗的儿子?

仅仅因为一点小错就导致都督的头衔多次被摘,李恪这样的遭遇在当时的诸皇子中堪称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就连后来被赐死的李佑,在贞观十七年谋反前还保住了都督的头衔;而李恪的同胞弟弟李愔在封地胡作非为成那样,即使是被唐太宗痛骂为“不如禽兽铁石”,好歹也是在贞观十三年才被降为刺史的。而李恪原本身为都督的时候,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但被贬为刺史后,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么一块地方了。

从贞观十二年起,李恪在安州刺史一职上一待就是十一年,即便是唐太宗去世后,李恪也只是被唐高宗任命为了梁州刺史。别的皇子都是风风光光地管理着好几州的封地,唯独李恪只能守着安州这一块封地度日如年,这样的惩罚对于李恪来说,不可谓是不重。

如此一来就很令人费解了:为什么身为大唐的一介吴王,李恪的所作所为不仅根本无法体现他的“英果”之处,反而如此的令人失望?

不要以为李恪的品行如此恶劣是因为胜利者篡改了史书,想想与李恪同时代的汉王李元昌也是失败者,历史上项羽、曹植、司马攸等等都是失败者,为什么别的失败者都能有才华横溢的史实流传后世,李恪却徒有史官的溢美之词而再无具体事迹可言?所以这与胜利者的史书无关,而是史官可以出于对武则天称帝的痛恨以及对李恪本人遭遇的同情而溢美一下李恪,但仍无法掩盖李恪没有真材实料的史实。

事实上李恪在大唐王朝就是一个普通的皇子,只不过是近年来的一些电视剧与小说将历史篡改戏说得太厉害了,以至于误导了很大一部分观众,以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儿子唐朝最贤明的皇子。但凡愿意认真读一读正史的,可以看看史书上所记载的吴王李恪的生平是什么样,以及唐太宗是如何宠爱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的。

首先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7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18年、20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其次贞观7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不仅不让李泰之藩,甚至还想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李治就更不用说了,唐太宗一直将这个儿子亲自带在身边抚养,绝口不提之藩的事,贞观16年甚至干脆直接让他上朝参政了,却偏偏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

再者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严厉告诫,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最后,便是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唐太宗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了,甚至有人声称,如果唐太宗不喜欢李恪的话又怎么会要立他为太子?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唐太宗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要改立李恪为太子。

贞观17年,唐太宗立了李治后过了大半年的时间,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15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毕竟“国赖长君”。于是唐太宗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唐太宗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究竟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李恪若是在唐太宗的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首先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又过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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