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晃的机舱，紧张的氛围，如果我亲身经历一场坠机事故，我也会像影片里的每一个乘客一样，恐惧，惊慌，祈祷…说不定会用手机写好遗书，表达对这个世界的不舍。
自拉瓜地亚机场飞往夏洛特的1549航班在起飞几分钟后就意外遭到鸟群撞击，萨利机长在判断两部发动机都已停止工作的情况下，成功将飞机迫降在纽约哈德逊河上，未造成一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萨利机长被报道为“英雄”，他救了所有人。
然而，随着负责调查坠机事故的审查委员会的介入，却慢慢显示出，坠机另有隐情，当时或许有比迫降河上更为合理的选择。
委员会根据当时的飞行参数进行数据分析和模拟实验，认为，飞机完全可以返回降落到拉瓜地亚机场或附近的泰特伯勒机场。
在萨利机长说降落到机场行不通时，委员会问萨利机长，“你是怎么计算那些参数的？”
“根本没时间计算，我不得不依赖自己这四十多年来，从上千次飞行中累计的经验。”
委员会质疑地问“你是目测的？”
“事实就是这样。”
在委员会进一步给出调查分析后，萨利机长晃着脑袋说到“工程师不等于飞行员。”
进而是对萨利的其他质疑：
“你昨晚睡了几个小时？”
“你的血糖偏低吗？”
“你上一次饮酒是什么时候？”
“滥用药物吗？”
外边的各种新闻报道都是对萨利的赞誉，说这太不可思议了，简直是个奇迹。而他坐在桌前，接受调查和质疑。
矛盾和冲突就此展现。
在质疑中，萨利也开始怀疑自己，当初做的决定是否正确，不安的情绪导致他出现了幻觉：关闭的电视里突然出现了报道，一个女记者带着一种发现了背后故事的语气说到：萨利，你是个英雄，还是个骗子？
他不忿地和副机长说：“滑稽的是，我40年来运送了上百万的乘客，可到最后，208秒就给我盖棺定论了。”紧张，不安，还有一点委屈。
但他坚持自己的判断。
听证会上，进行了当天飞行故障时的模拟演示，演示证明，无论是返回拉瓜地亚机场还是到附近的泰特伯勒机场，都可以顺利降落。
但是，好像有一点不对劲，模拟驾驶舱里面的两个人太正常了，当然，因为这是模拟，不会有事故发生时那种惊慌。
马上，萨利机长指出了问题所在：
“我们可以现实点吗？”
“这些飞行员并不像人类行事，并不像那种初次经历的人一样应对。”
“一遭遇鸟袭，他们就返回机场，就像计算机演算的一样。他们明显知道如何转向，飞向哪个航向，他们没有执行检验单，他们没有打开辅助动力装置。”
是的，模拟实验并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没有考虑到人在事故，甚至灾难来临的时候需要作出反应的时间。
在模拟驾驶中，两位驾驶员好像程序设定好的那样，在遭遇鸟袭之后，有条不紊地一项一项执行着预设好的命令，顺利地返回了地面。事实上，在模拟中，两位飞行员在17次尝试后才达到了屏幕中的模拟效果。
这不是游戏，是生死攸关。在模拟中，没有人会真正想象自己经受着事故，经受着各种情绪，而实际中，萨利机长面对的不是冰冷的参数和精确的计算，他面对的，是飞机上155个鲜活的生命，是透过驾驶舱玻璃看到的纽约林立的大楼和人群。他需要在紧张和焦躁中，平复自己，凭借多年的驾驶经验，冷静地做出当下最正确的选择。
随着听证会的进行，逐渐地还原了驾驶舱中发生的情景，在飞机安全降落，萨利机长摘掉耳机的那一刻，竟有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机长、副机长、所有工作人员、所有乘客、所有救援人员，成就了这个奇迹。
是啊，哪个第一次不是史无前例的呢？
遭遇意外后，如何处理，是人的行为过程，是所有情绪交织的过程，也是人求生的过程，是善的过程。
最后，关于审查委员会。在所有人员都被成功救援，机长救了所有人的情况下，委员会还有必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精力进行取证，证明事实吗？
这正是我佩服司法程序的地方，这种专业、公开与独立的运行规则是还原真相的过程，保持客观与公正，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国民的安全性，也是一个国家应有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