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收音机里收听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小说开篇的那句话我一直记得非常清楚: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在你年轻的时候。
1989年，我高考落榜，像《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回到了家乡。我整天足不出户，睡在家里木板床上，别人的每一次询问就像是鸡喙一样啄着我的心。
妈妈心疼我，一天三顿把摊得油汪汪黄亮亮的鸡蛋饼端给我吃，平时沉默寡言的父亲每天都要在我的床边坐一会儿，连抽几支用我废本子卷的老烟叶，父亲的存在让我心里感到堵得慌，这时我就盼着父亲会被老烟叶呛得猛烈地咳嗽一声，然后跑到外面去吐痰。
父亲在为我的未来发愁，我接下来遇到的第一个坎就是上河工。上河工也就是扒河，是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苏北地方乃至全国各地农村冬春的一项重要农事。那时候，每到冬闲时节，乡村就要在大广播里反复发动群众大搞水利工程，为明年和今后的农业生产做好准备，有的河道每年都会疏浚一次，也有的几年一次，根据需要，还会从平地用人海战术硬扒出一条大河。那时候的河，基本就是这样靠千千万万人一锹一锹车推人担干出来的。
那时，家附近的小河工都是按人头分的，出公社的大河工都是按男劳力分的，也就是说庄上凡是达到年龄的男劳力(学生除外)必须要去。我刚毕业那年摊到的就是大河工，虽然我才放下书本，但庄上就有人开始从背后撬我去上河工。
那年的深秋，我真的就摊上了让人胆颤心惊的河工。当我爬上了彩旗飘飘的小四轮拖拉机的一刹那，心里就像是被押上刑场一样难受。
扒河工是一个苦活，要一锹一锹地把湿重的泥土上到独轮车上，然后沿着斜坡向岸上推，那就像推着一座山啊，向上推，车辙深陷在松软的土地，推不动，又不能向后退，一退就人仰车翻。扒河工时，男人们都会想，狗日的，自己连平时用鞭使唤的老黄牛都不如。当时，许多人拼命地学习想跳出龙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摆脱扒河工的命运。
随着河底的加深，慢慢地河道两边就形成了90度的垂直坡，抬筐已不适应了，一人推车一人拉牵也更艰难了，有时，一人在后奋力向上推那装满淤泥的独轮车，要二三个人帮忙奋力地向上拉，才能勉强地将一车土推到河堰上。
我当时是和父亲分在一起，父亲舍不得让我推小车，只是叫我用绳子在他前面拉，我体深深地体会到了父亲的辛苦和对我的无言的爱，就在前面把身体倾斜成了45度，拼命地拉，肩上的绳索深深地勒进了我的皮肉里，手上的血泡都破了，握在手心的是钻心的痛。
到了初冬，寒风刺人，但是工地上的人们身穿单衣仍汗流浃背。每到收工吃饭时，我们就到附近村庄代伙的农户家吃饭，吃的大多是我们平时很难吃到的白菜烧豆腐和肥猪肉煮粉丝，我的饭量大增，每顿都吃两大碗米饭。
吃过饭后，工友们有的抽烟，有的在地上画一个棋盘下棋，有的讲古，而我总是爱躺在稻草铺就的地铺上，累得一动也不想动。这时，我的头脑里就会像放电影一样，现出高加林一大早到县城去掏大粪的情景。
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扒河工，刻骨铭心。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扒河逐浙由人工转向了机械化，河工也就浙浙淡出了我的生活。
二
虽然我没跳出农门，但在土地里折腾了半辈子的父母却求哥拜姐地想为我谋一份风不打头雨不打脸的工作。
家里唯一能让人瞧上一眼的小油果花生送出了一袋又一袋，最后，终于和在县政府工作的一位远房亲戚搭上了关系，为我在当地的乡政府谋了一份差事，具体说就是到乡政府里的棉办上班。
棉办就是棉花办公室，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成员是由从农村抽来的棉花技术员和像我这样的闲杂人员组成的。棉办的工作除了偶尔向棉农传授一些病虫害防治的知识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罚款。
那时，田地已经承包到户多年，按理说，农民可以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可是，当时乡政府的领导人为了自己的政绩，非要搞什么棉花特色区，也就是要强制农民种棉花。
我们这些人干的事就是每天早上到乡政府点名报到，然后骑着车子下村，拿着卷尺到因头挨家挨户地丈量，不足的就要按规定罚款。中午到村干部家吃喝，下午喝得晕乎乎的早早就打道回府。村民们看到我们来了，都在背地里叫我们“黑狗队”和"二黄"。
作为一个农民子弟，我对这样的工作是不适应的，干了没多久就想逃离。于是，我就利用业余时间写稿。很快，我的一篇又一篇通讯报道稿就在当地报纸发表了，每篇文章里我都刻意突出了“党委书记某某某”字样，公社书记看了很高兴，在早会上把我表扬了一番后，当即就把我调到了党委办公室从事通讯报道工作。
我的到来让一个人感到不悦，那就原来的通讯报道员老黄。老黄四十多岁，干这个工作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从小就是在农村小喇叭里听他的“四季歌”式的新闻长大的。
自从我到了党委办公室后，老黄整天板着脸，和我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他原来是坐在进门的最后一张办公桌上，我来了以后，他立即搬到了前面，让我坐到了后面。他领的稿纸从来不给我用，都说是自己买的。不仅如此，在投稿上他还限制我，比如说同一件事他投给了县广播站和县报，然后他就不让我投了，说他才是这些单位的特约通讯员。
对此，我只有另辟蹊径，写一些他没关注到的事情。不久，我的文章就登上了县报二版的头条，后来还上了《新华日报》和《农民日报》。
有一次，我到县里去参加县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会，见到了许多平时只见其名未见其人的各个乡镇的通讯员。他们大都是和老黄差不多的年纪，在这行里干了二十多年，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土记者。
但是他们至今仍然拿着二三十元微薄的没有保障的工资(都是逢年过节才能发一点)，在乡政府仍然是边缘人。因为他们和我一样是农村户口，就是干得再好也无法转正，沿着秘书——副乡长的仕途上升。
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将来的模样，我就是在这里再干上二十年，也是和他们一样的结局。于是，我在父母的一片反对声中，到淮安打工去了。
三
在我高中毕业的第二年，我就遇上了一名像巧珍一样的姑娘。
自从我不上学回到农村务农以后，父母第一件事就是操心为我找工作，第二件事就是操心为我找对象。我出门时，父母都让我在白的确良小褂的口袋里插上一包罗曼蒂克香烟，见到人就散一散，活套一点。
其实，在找对象这件事情上，我当时内心还是有点抗拒的。因为在上初中时，我已经暗恋上了一位女同学。她是教师子女，父母在附近的一所小学教书。她穿着洋气，连发型都是时新的紧跟着城里的潮流，她骑着那种高龙头弯车把的自行车，有别于普通女生骑的笨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
我暗恋她，最主要是因为她的作文好，我的作文也好，我俩的作文经常被语文老师拿在课堂上作范文读，每次我的作文被读过后，作文本都是由坐在第一排的她转身扔给我，每次看到她扑闪扑闪的眼晴像蝴蝶一样飞过来，我就羞怯地低下了头。而事后，我会偷偷地贪婪地嗅一嗅我的作文本子，希望捕捉到她身上的芳香。通过作文本子，我的心与她有了初次的链接。
后来，初中毕业后，我仍在原校就读，她到了县城读高中。我们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通信，高中毕业后，她上了大学，而我走向了农村，我们就像两条来自不同地方的河流，在某地交集了一下，然后又各自流向远方。
回到农村后，我忘不掉她，就把我对她的思念写成多篇文章在省市县的报纸上发表。但是这些文章并没能帮我找回“失联”的她。我知道我们之间有着天然的城乡之间的鸿沟。
但是父母并不知道我的想法，他们不停地为我说媳妇积攒着钱，父亲一到逢集就推一口袋粮食到街上去卖。每次回来，父亲就把那些大小不一的钞票理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小心翼翼地揣进家里的那个旧被胎里。
不仅如此，父母还为我说媳妇积攒着人缘。父母老实，对人热诚，从不做伤人脑筋的事，和老少三代都能处得来。因此我们家虽然不富裕，但因为人性好，再加上我是个有点文化的回乡青年，前来说亲事的人纷至沓来。
四
其中有一个叫做小红桃的姑娘让我动了心。这位姑娘身材修长而结实，宽松的粗布衣衫掩饰不住她的秀美，单眼皮，瓜子脸，马尾辫，白皙的脸上时常飘着两朵只有农村少女才有的红云。
我们是在街上供销社门口相亲的，双方在人来人往的赶集人的掩护下匆匆地看了一眼，然后媒人就把她拉到一边去问同不同意。我站在一旁，内心忐忑，把头转向别处，不敢往她们望。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媒人就眉开眼笑地跑来报信说，女方没意见。
从此，我们就开始了交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农村还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我们无法联系，于是一逢集我们就不约而同地去赶集，希望在街上遇到对方。在接触中我了解到，她只念到小学毕业就辍学了，原因是她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上学，她妈妈体弱多病，干不了什么农活，家里需要她早点下来顶上去。
有一次我问她喜不喜欢看书，她说不喜欢看，她说她喜欢听流行歌曲，喜欢听小虎队的歌。我听后有点失落，仿佛自己的青春自已的梦想就这样被人轻轻地提走了，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散文《相亲》，发表在团中央主办的《农村青年》杂志上。
文章发表后，我的教书的姑姑委婉地提醒我说，你这样写就不怕你对象生气啊。经过小姑的提醒，我也觉得有点对不起她，就在一次见面时试探着把这件事告诉了她，并且我提出要把文章拿给她看一看。谁知她竟然朝我一笑，满不在乎地说，我不看哦，你想怎么写都行，我不拖你的后腿。
交往了大半年后，我们的感情渐深，每次逢集见面时都不忍分手，她把我送到家门口我再把她送到家门囗。父母也认为到了瓜熟蒂落该摘果子的时候了，就提出要结婚带人。没想到，她妈妈提出的条件却把我们逼到了分手的岸边。
她的妈妈提出要一万八千八的彩礼，少一分钱也不行。这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父母省吃俭用很长时间家里也就聚了几千元钱，与这个数字相差太远，就是借也借不了这么多啊。
父母赶紧买了条罗曼蒂克烟送给媒人，请她前往周旋，可几次都没有结果。媒人后来回话说，她妈说了，她家指望这个钱把家里的土墙茅草房翻盖成砖砌大瓦房，留以后给儿子说媳妇呢。
她家里穷。她妈妈常年不做事，也许是体弱，也许是好吃懒做，常年就像一个摆设一样，地里所有的农活都依靠她和老黄牛一样的父亲做。她的父亲一天三顿饭都端给她的妈妈。
她的妈妈是一个怪人，从不和家人坐在一桌子吃饭，她吃饭就像怕见人似的，总是一个人躲在床头吃。她的饭一天三顿都是由别人端到床头的。她吃的也都和别人不一样，她吃的大都是猪蹄爪汤或者是鸡蛋面之类的好饭。
她妈妈还是一个阴冷的人，常年不笑，坐在哪里就懒得动，就像一个抱窝鸡一样，但她却长着鹰隼一样的三角眼睛，整天冷冷地扫瞄着，控制着这个家的走向。
五
她家提出要天价的彩礼后，父母的天空愁云骤起，父亲又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着老烟叶，他们也没了主意，问我怎么办，我不吱声，父母知道我舍不得，他们就四面八方地去借钱，无奈，家里的亲戚基本都是和父母一样在土里刨食的人，根本拿不出多少钱借给别人，父母跑了一大圈只借到了几千元钱，离彩礼钱的数字相差太远。
为此，她也与她的妈妈吵闹过，以不吃饭不干活来抗争过，但都无济于事。她的妈妈看我们家迟迟拿不出彩礼，对她也看得更紧了，不许她上街，更不许她到我们家去。于是，她就让她最小的弟弟到街上供销社门口去找我，约我到她家附近的一块玉米地里见面。
我如约前往。我们躺在玉米地旁边的一块花生地上，她向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那就是先怀孕后结婚，这样生米煮成了熟饭，她的妈妈就不会再要那么多的钱礼了。
她的想法胆大得让我有些吃惊，要知道，那时的人还没有现在这么开放，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弄不好就会身败名裂。
那一天，我们躺在如绣了绿色花朵的地毯一样的花生藤上，我的心她的心都被染成了绿色，我们被绿色融化了，我们与绿色融为了一体。
后来，我们又多次在玉米地里约会，但是一段时间后，我们的计谋并没得逞，她并没有怀孕。
但是她的妈妈等不及了，她妈妈看到我们家再也榨不出更多油水了，就又把她说给了村上一个专门杀猪卖肉的杀猪屠的儿子，老子杀猪，儿子卖肉，家中很有钱，没费劲就把彩礼捧来了。她妈妈剩热打铁，迅速为她定下了结婚的日期。
我与她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那块玉米地里，其时，每一棵玉米都像一个威武的士兵，把玉米地站成一个绿色的海洋，有的玉米的棒槌上已经开始抽出晶莹色的胡须了。她流着泪对我说，我们做不了夫妻，你就做我的哥吧。我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我把头深深地埋进她的怀里，她的怀里飘着田野的芬芳。
我知道，今生今世，我再也遇不到这样好的女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