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在证券公司办公室里，我和前辈们针对腾讯上一篇署名李开复的文章做了一番探讨。
我认为这绝不可能是李开复写的，因为文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在，我发现一种更符合自己渺小地位的思维方式，那就是，如果我做一件事情，世界上每一个人也都这么做，那么我们的世界会不会变好一点？如果会，我就去做，但不再用量化的思维计算每件事的”价值”和“意义”。
这段话后面的思维逻辑如果成立，那么我们不该炒股，因为如果人人炒股，社会生产力会降低，股票市场会很混乱，还会有很多人跳楼，社会绝对不会变得美好；我们不该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因为如果人人都让座，势必一片混乱而不会让社会变得美好；李开复也不该去见星云法师，因为如果人人都去见星云法师，法师就累死了，这当然不是社会变得更美好的表现。显然，李开复那种级别的人绝不会犯这样低级的逻辑错误。
前辈说我的想法很有说服力。
但我自己陷入了迷惑之中，因为小学时初学议论文的时候，我写过好几篇基于上述逻辑的作文——“如果每个人每餐节约一粒米，那么一年可以几万饥民。”“如果每个人都从花坛里摘走一朵花，那么大家就没有花可看了。”……
现在我认识到了这是一种小学生的逻辑，但我用什么逻辑来取代它呢？不用这种“如果人人都”的论述方式，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论述一件事是否道德呢？也许可以通过添加限定条件的方式来修正简单粗糙的“如果人人都”逻辑。比如说：如果每一个对VR行业有充分认识的人都在股票市场上对这一行业的股票进行基于价值投资理念的操作，那无疑是对稳定股票市场和促进VR行业发展有益的。而我恰好有这方面的知识，那么我就应该入场操作。地震发生以后，每个人都涌到灾区去做志愿者会成为一个比地震还可怕的灾难，但全中国前若干名名善于处理创伤后应激反应且手头没有更重要的工作的心理学家前去无疑能帮上很大忙，而我如果恰在此列，那么我就应该前去。如果每辆公交车上最健壮最不疲惫的那个人都给老人让座那无疑很和谐，而我恰好是那个人，那么我就让座。
把”如果人人都……”的逻辑修正为这种“如果最适合做某事的人……”以后，乍看之下很和谐。问题在于做这样的修正要求我们拥有充分的信息且高度自律。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难以知道自己是不是全中国最适合去灾区的人；更难知道自己是不是一辆公交车上最适宜让座的人；是不是最适合捐款的人；如果综合考虑时间成本知识水平成长收益对垃圾的厌恶程度的话，甚至很难知道家里最适合负责垃圾分类的人。我不了解我母亲和父亲谁更厌恶厨余垃圾，遑论其他人与其他更复杂的问题有关的信息。
缺乏必要的信息，我们的决定只能建立在假设上。这又引出第二个问题，我们不够自律，因此常常做出自私自利的假设。在公交车上我们会假设有别人比我们更健壮，捐款的时候我们会假设有别人比我们更宽裕，于是我们受到道德的召唤却不采取行动，而是在内疚中不断等待着。我认识一个很可爱的五岁小女孩。她家养了一条小狗。但她拒绝分担捡狗屎的任务，理由是“大人没有小孩子那么怕脏。等我长大了，我就会捡了。现在妈妈捡。”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觉得她说得很对，长大后对于屎呀尿的确实没有小时候那么敏感。问题在于这个孩子要到哪一天才会认为自己已经不比妈妈更怕脏了呢？人类自私的本性很有可能让她不断推定自己比母亲更怕脏，直到离开家，就好像我永远都推定父亲比我更适合烧饭，围观街头暴力而不上前阻止的人推定有别人比自己更应该采取行动。
如果这行不通，那么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原则来指导自己的道德实践呢？
我一时没有答案。就把这个问题丢给潜意识去后台运行。今天早上终于有了反馈。
我想到我们应该从边际的角度判断自己是否有必要采取行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将不再考虑他人的行为，而只将自己的行为作为增量去考虑其社会效益。譬如说在公交车上，当我看到有老人没有位子坐的时候，我不再考虑我是不是在场所有人中最应该让座的，我只考虑我自己现在让座是不是能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这虽然仍然是一个问题，却是一个难度大大下降的问题。我需要衡量的对象从整车的人简化到我和那个老人。如果我判断那个老人对座位的需要程度超过了我，那么我就让座。如果车上还有其他人和我一样从边际的角度判断自己是否有必要采取行动，而他或她又判断我比较需要位子，那么他或她也会给我让座。这样几轮下来在遵循这一逻辑的人中就可以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
又比如一个奉行这种逻辑的小朋友发现了某个社会弊病。她不必考虑是不是有许多大人更能胜任除旧鼎新的工作。只需要考虑自己能否采取什么有益的行动。她所能做的也许只是贴张海报。那就不妨去贴一张海报。如果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关注而且用这种逻辑思考道德问题的人足够多，自然会有更有能力的人从她手中把工作接过去。几次交接之后我们也许就有了一个新的公益组织。
看起来这样做很笨拙。但它是能够让普通人真正去做好事的逻辑。它比较像以物换物的自由市场，虽不能说有多高效，但至少能运转。而另外两种逻辑则分别像平均主义和计划经济，在现实中运作会导致疯狂。
据我观察，当我们空谈口号时我们常常是在遵循类平均主义的逻辑，当我们消极等待时常常是在遵循类计划经济逻辑，而当我们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的时候我们常常信奉着类自由市场的逻辑。
促使我们行动起来，这是这种逻辑最大的优点，此外，它还有两个优点。
首先，它关注自己而不是他人的道德，避免我们成为可厌的卫道士。
其次，它能够制衡有害的从众心理。真理的反面仍是真理，重要的是取得平衡。从众心理会使社群成为一个正反馈系统，很容易就失去平衡。而从边际出发考虑问题本质上是在建立负反馈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