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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历史的洪流里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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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电影《一九四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其实很久以前，在06年左右，我在《刘震云文集》里，就看过这收录的最后一篇。当时不是很明白，觉得写得不如《新兵连》、《一地鸡毛》好看，故事性不强。但是看了电影，还是非常震撼。大灾之前，地主老范，瞎鹿，花枝都能还过得可以，在逃灾路上，人性一点点泯灭，所有的指向，都在“活着”。只要活着，可以卖亲生的孩子，只要活着，星星愿意去卖身。所有的仁义道德，固守的规矩都没有了，也不必遵从了，只要活着就好。什么信仰，什么人伦，都没有了，在生存面前，在吃的面前，都无比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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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想着怎么活，委员长想的是大事，李主席想的是不能用这样的事来打扰委员长，老百姓逃难，越来越难。活着成了难题。人在逃难的路上越死越多，衣服也越来越破，苟延残喘。人，说没就没了。与之相对比的是，国民党的高管也不好做，李培基想救灾，要了八千万担粮食，开会商量，各个厅长为了粮食打架，教育部，警署，李培基说，要是知道是这么回事，不如不要。现实的刻画，他是软弱吗，不是，他强硬吗，更不是，我读的是无奈。蒋委员长和陈布雷坐在车内，怀念北伐时期，怀念振臂一呼，怀念从者如云，怀念和群众在一起，怀念起了他的年轻时光，重庆时期的委员长难啊，要抗日，要修中缅公路，要剿匪，河南还大旱了。按顺序排，你说他会怎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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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难，从上到下。都纠结，都不知道怎么做。李鸿章力挽狂澜了，走的快了，但是历史书上写他仍然不够，被大时代给抛弃了。我们之所以能自如的评说，是因为我们站在了制高点上，长了一双上帝之眼，在当时呢？谁给李鸿章的同僚们一双上帝之眼呢？看《万历十五年》时，你会看到申时行和张居正，还有所谓的清官，贪官，抗倭名将，都有不得已的地方，都有和自己所受教育冲突的地方，没法简单地来衡量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活着，怎么才能活好？范仲淹在岳阳楼上给了我们答案：在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但是紧接着，他自己也感慨，这样的人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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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一九四二》，日本人给了河南人粮食吃，河南人开始为日本人服务，什么国仇家恨，什么亡国奴统统抛到脑后，这些事和屁民有什么关系？你没当亡国奴的时候，党国政府不也没有赈灾吗？你守着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吃饱，比什么都重要。电影结尾，总还有希望，老范在路上捡到了一个孤儿，相扶走回故乡。故乡也一无所有了啊，但是老范想，我死也要死在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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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一九四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