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脉相承》整理稿-01

        一張泛黄的旧照，引出一段历史故事；一本卷边书册，记载曾经的繁衰；一枚磨损的徽章，留下不忘的记忆；一件久藏的器皿，盛满久远的情愫。三年前的思考，二年来的策划，一年多的编撰，写作组有了《医脉相承》最初的原稿。一些故事我会在微信中向朋友一一道来。期望建议和修改。也诚向各位征集浙江医院百年发展的史料、文物线索。有好友能复制、翻印照片、文字史料给我，当万分谢意！

《医脉相承》（1）浙江历史上第一所公私合办的医疗机构

     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东坡任杭州知州。元祐五年正月，水灾和旱灾连续侵袭，灾后瘟疫严重爆发。上任不久的苏东坡取出一张“圣散子”的药方，让杭州宝石山下楞严院里的僧人按药方配药熬汤，然后分发给病人喝。然后，他慷慨捐出五十两黄金，还从公款里拨出二千缗钱，在后来的众安桥北设立了治病坊，名为“安乐坊”，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个公私合办医院：

“苏文忠公知杭州，以私帑金五十两助官缗，于城中置病坊一所，名安乐，以僧主之。三年医愈千人，与紫衣。后两浙漕臣申请，乞自今管干病坊僧，三年满所医之数，赐紫衣及祠部牒一道。从之，仍改为安济坊。”（南宋周珲《清波别志》）

     这段史料告诉我们，该医院的管理者和医务人员主要是僧人，政府为了鼓励这样为民行医的“僧人”，规定“三年医愈千人的医僧，赐与紫衣。”三年医好一千以上的病人，说明每一位医务人员的接诊量是很大的，也说明每个病人都有记录在案，医疗制度已经相当健全了。

    苏东坡的过人之处，在于打破了当时官方统一安排的医院体制。他主张官办民助的平民医院应该融资多元化，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将公益性和盈利性巧妙结合起来。比如，苏东坡曾经在杭州招募施“圣散子”药的信士。他说：每一千钱就可以配制一千服药，可以救一千人。不过这药利薄，一般人因无利可图就会打消念头。如果大家合起来做，就会获利可观。所以，他要求应召的先到医院集中，登录名册，然后再统筹安排。

     苏东坡的理念与实践，对于近现代公共医疗卫生事件处置，仍具有借鉴的价值。这足以说明其远见与谋略。

     节选《医脉相承》第一篇：中国古代医院

《医脉相承》（2）打开西方医学窗户的浙江人

    慈溪人韩清泉（前排左一），怀着医学救国的梦想，于1902年进入东京弘文书院学习，与鲁迅同学。两年后，赴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后归国创办省立医药专科学校。

   平阳人张鋆，191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慈惠医科大学，1947年出任协和医院第一任中国人解剖学系主任。

    新昌人徐诵明，1919年于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院病理学研究生毕业，是我国病理学的先驱和开创者之一。

    温州人余德荪，1910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城南药学专科学校，后任浙江医科大学教授。

   绍兴人金宝善1911年在日本千叶医科专科学校与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内科并研究传染病与生物制品，后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修，是我国近代卫生防疫事业的奠基者之一。

    镇海人盛佩葱，1916年毕业于日本大阪高等医学院，浙江医疗界重要人物，曾任“省立高等医学专门学校”校长，省立医院院长等职务。

……

   这些漂洋过海学习西方医学的学子，无论是“官派”还是“自费”，都为浙江近现代医院的发展预备了人才资源，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此外，“海归”的知识分子们在掌握了话语权之后，逐渐引导着民众慢慢认识了西医。伴随着教会医院的医疗服务，中国人在19世纪末对西医的认识逐渐从“兴趣”上升为“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