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也许是千古一帝李世民永远抹不去的人生污点，历史上虽有各种说法为其开脱，但是其屠戮弟兄的事实已不容掩盖。
然而，如何评价兄弟三人及其父亲李渊，在随后李世民对史官记录的干涉下，变得扑朔迷离。
新旧唐书中的相关记载大概如此：
自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到天下初定，功劳几乎都是秦王李世民的。晋阳起兵，作为统帅和父亲的李渊，是受了高瞻远瞩的少年天才李世民的引导和鼓动，他本人不但没有多少创业激情，反而一直犹豫不决、瞻前顾后，江山大计的设计、谋划与执行，都出自一个不足二十岁的“天才”毛头小伙子——李世民。
而李世民的大哥李建成，更是喜欢四处游猎，沉湎酒色，不过是凭着嫡长子的身份才得享东宫之位。因此，李渊曾经多次表示要改立李世民为太子，只是李世民坚决推辞，此事才暂时作罢。齐王李元吉与太子李建成一样碌碌无为，性格冲动而又野心勃勃，故二人在李渊眼中并不重要。
而历史真的是这样吗？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先得说说史书的问题。
李世民在登上皇帝之位后，多次向史官要求阅读记录皇帝的言行的《起居注》，一开始褚遂良不许，后来在他一再要求下，房玄龄与许敬宗将《起居注》删定为《高祖实录》、《今上实录》给李世民。
李世民这一行为不仅给史学考究带来极大困难，其本身也遭到许多学者以及后人的指责。章太炎甚至在《书唐隐太子传后》中说：“太宗既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
新旧唐书均将李渊起兵建唐的功劳几乎归功于李世民，而李建成的功劳只字未提。但是，历史并不是完全没有踪迹可循。跟随李渊起兵的书佐温大雅作有《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详细记录了李渊自起兵到正式称帝为止共357天的事迹。书中内容与两唐书有些出入，温大雅作为当时人，在皇储争斗中又是帮助李世民的，故对比两唐书，他所作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可信度较高。
首先，说一下李建成政治上的成就。
第一，参与晋阳起兵的谋划。
大业12年，李渊密谋反隋，这是一件弄不好就要掉脑袋、甚至要株连九族的事情。李渊作为政治领袖和家族首领，不可能不谨慎，参与其中的范围肯定不会很大，做为助手和参谋，最可靠的莫过于他的家人了。
李建成当时已28岁，作为李渊的绝对亲信，李建成对当时的形势和李渊的处境是了解的。李建成曾对父亲说，“儿等早蒙弘训，禀教义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大唐创业起居注》）。而且，当时李世民年仅19岁，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李渊不会抛开作为长子、颇为成熟的李建成而独同李世民密谋，对于先期的谋划以及结纳人士、招募军队等重要的事情，李渊又怎能不让李建成参与呢? 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言，“至前此蓄谋叛隋,则二人(建成、元吉)亦不能不与也”。
在那个年代，李氏宗族长期参与政治活动的习惯以及习武之风，培养了李建成及其父子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对于反隋关系身家性命的大事，他不会无动于衷的，这在之后的政治生活以及军事斗争中都有体现。
因此，李建成必定是李渊策划反隋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第二，作为唐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李建成广罗人才，善待贤才。
在李唐建国前后，李建成招揽了许多谋臣为他出谋献策，如魏征、王珪、韦挺等都颇具韬晦。谋臣魏征在贞观年间以“谏诤之臣”而闻名，李建成“甚礼之”。武德五年（公元６２２年）魏征、王珪曾劝李建成“结纳山东豪杰。”李建成采纳并认真实行；在镇压刘黑闼时，魏征建议他扶优俘虏，以示大唐恩惠，李建成欣然接受。名臣韦挺“太子遇之甚厚。”此外，郑善国、李纲等都受到李建成的优待。
李建成死后，王珪、魏征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励精图治，为开创贞观以来的大唐盛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而从这些大臣的角度来讲，也不会没有判断力，去辅佐一个整天沉湎于酒色打猎的纨绔子弟吧？
所以，李建成在识才上是有慧眼的，李建成应该是一个能识人、会用人的人，这一点是不容置喙的。
第三，稳定李唐初创时期的政治局面。
李建成立为太子之后，太子什么地位？——以后要接李渊的班。
所以，李渊“每令习时事，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旧唐书》），对李建成寄以厚望并悉心栽培，以积累执政经验，适应新的环境和职责，为日后李建成登上皇位打下基础。
而从晋阳起兵到大唐初创，隋王朝给李渊父子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李氏父子不仅要在军事上迅速扫平都对天下觊觎的割据群雄，还要在这个烂摊子上新建一个王朝。
可以说，李唐王朝初创时期，危机四伏、百废待兴。
所以，身为太子，他平时要协助李渊处理繁重的军国要务；李渊如果统兵在外，李建成要坐镇长安“监国”，代替李渊处理朝野日常事务。李建成在唐朝立国后的统一战争中很少率兵出征，基本上是坐镇长安。
在具体政务中，李建成在制定大唐律法、恢复经济、稳定局势、安定国内、助理朝政方面，文治斐然。
在战争中，李建成大多数是巩固北方边境、管理后勤补给、兵员征收、军籍管理等军务工作，以服务于战争，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奉命出征。
从这个方面来讲，从李唐建国的整体战略上讲，李世民军事上的成果也和李建成的成就分不开的；没有后方的稳定、兵源和粮食的补给、朝政的清明，李世民军事上的胜利也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李建成的政治能力及其初唐时期的政治成果是不容置疑的。
其次，谈一谈李建成军事上的成就。
其实，庞大体量的《旧唐书》，部分根据高祖太宗实录，此为许敬宗所作，很多地方经过李世民授意已成为共识；幸运的是，《旧唐书》其他部分与所谓实录还是存在很多矛盾之处，从中，我们就可以找到真相的蛛丝马迹。
如在《旧唐书·殷峤传》提及平西河军功时显示，“从隐太子攻克西河。”
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也明白表示：“盖史官没建成之名耳”。
看来，改史书也并不是轻易就能做到滴水不漏。
关于李建成在李唐王朝创立过程中的军功问题，学者李树桐在他的《唐隐太子军功考》一文中，对李建成从晋阳起兵的军功，进行了颇为全面严谨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出长期以来我们对李建成的误读。
李树桐先生分别从李唐起兵后平西河、克长安、备突厥、平稽胡，乃至后期的平刘黑闼，叙述了许敬宗在太宗的指使下篡改历史的事实，现将李树桐先生的结论引用如下：
（一）对建成立的军功，除去建成之名。如平西河之役。
（二）对建成部下将领立军功的，不书明属于建成部下。如克长安之役，将雷永吉改名为雷绍，而且不书明属于建成部下。
（三）对建成的职权或官衔从略，使受建成指挥的军队所建之功不属于建成。如书“太子屯蒲州以备突厥”，及以后各战役是。
（四）对建成部属的战功，特别从略。如太子建成平刘黑闼时，他的部将钱九陇、窦琮等的军功，毫不加描述。若与秦王世民平王世充、窦建德时对秦王及其部属军功的描述相比，尚不及数十或百分之一。
（五）对建成的军功或战胜，往往改为战败或罪过。如霍县之役。
最后，我们谈一下隐太子的个人品性。
《旧唐书·高祖本纪》称李渊，“任性真率，宽仁容众”，而长期在李渊身边的李建成，颇有其父之风，历史评价“性宽简”（《通鉴纪事本末》）、“颇仁厚”（《资治通鉴》），他这一点同李渊非常相似，因此也受到李渊的喜爱与信任。
据《资治通鉴》记载，“初，齐王元吉劝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当为兄手刃之！”世民从上幸元吉第，元吉伏护军宇文宝于寝内，欲刺世民；建成性颇仁厚，遽止之。”
从这件事来看，李建成并不是新旧唐书所描述的轻浮残忍、处心积虑置李世民于死地的纨绔子弟。
而据《新唐书》所述所谓“荒色嗜酒，畋猎无度”，就更不值一提了，作为北朝将门后裔、行伍家门出身，打打猎，更会保持和延续将门的彪悍作风，并不一定是件坏事。
至于“酒色”这种事，不仅仅对于李家这种行伍出身的世家大族，乃至李唐王朝的后继者们，都不算是太大的毛病。
而像传闻的隐太子和齐王与李渊嫔妃淫乱之事，显然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作为未来的继承人，李渊不仅是自己的父亲，更是将来自己登上皇帝宝座的政治资本，李建成权力之大，何必费那么大劲、冒险出入后宫，去和自己父亲的女人弄得不清不楚；再者说了，李渊的后宫是那么容易进去并进行苟且之事的吗？
从政治斗争的危险性来讲，构陷造谣在双方的角力中成了家常便饭，李建成曾经因为“杨文榦事件”差点丢了脑袋，又何必如此不小心，主动去落下这么大一个把柄，招致杀身之祸呢？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得出结论，李建成作为李唐王朝创立的重要谋划着与参与者，作为李唐王朝的第一位太子，在实现唐朝立国和统一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唐朝的建立和统一是对隋末暴政的否定，使社会重新走向和平与稳定，构建了中国封建社会新的统治秩序，并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盛世。
李建成在唐王朝建立和统一的过程中功不可没，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无奈的是，在封建社会你死我活的宫廷政治斗争中，李建成没有笑到最后，死在了自己亲兄弟的手中，这无疑是非常遗憾的。
李世民在取得这场胜利之后，罔顾事实，干预了对历史的忠实记录，既造成了后世对历史的误读，更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