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前代表铭文器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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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铭文被誉为“埋藏于地下的典册”。铭文所记录的内容包罗万象，为我们研究古代文化留下了丰富的第一手文字资料。与此同时，承载它的铭文器也有着重要的美学和艺术价值。晋室南渡前，汉地的铭文器一直都保有独特的文化特征，相继涌现了青铜礼器、秦汉石刻等一系列或精美或雄壮的铭文器。

关键词：铭文器；内容；用途；魏晋前

1.铭文的概念与价值

铭文被誉为“埋藏于地下的典册”。铭的原义是记载、镂刻，后来泛指镌刻在钟鼎、器物、石头等处的文字[1]。《古代汉语词典》释铭文为“铸刻在器物上以称述功德或警戒自己的文字”[2]。铭文所记录的内容包罗万象，上至祀戎大事，下到儿女情思，为我们研究古代文化留下了丰富的第一手文字资料。

另一方面，除了深厚的史料价值之外，铭文和承载它的铭文器也有着重要的美学和艺术价值。北宋以降，金石研究之风在士大夫阶层中开始流行，铭文研究也受到了不少金石学家的青睐[3]。这一时期，铭文的文献史料价值、文字演进研究价值、书法欣赏价值、文学底蕴价值和铭文器的艺术价值都得到了深入发掘，为现代的金石、铭文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2.魏晋前不同用途的代表铭文器概说

晋室南渡前，汉地的铭文器一直都保有独特的文化特征，相继涌现了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商周铭文器[4]、以刻铭兵器为代表的春秋战国铭文器[5]、以实用器（铜镜、瓦当）为代表的秦汉铭文器[6]、以矜功夸伐为目的的秦汉铭文石刻[3]和以寄情言志为特征的魏晋铭文[1]。划江而治后，南朝各个小朝廷偏安一隅，南朝时期也是铭文的最后辉煌[3]。重归一统后，受到北方书刻蔚为成风和生活方式变化的双重影响，钟鼎、金属器具铭文已近乎消失，铭文只剩下了墓志铭和书法石刻这两个主要功能，风光不再。

下文将通过对典型铭文器的简要归纳性阐述，梳理魏晋前铭文器发展历程，以期达到重听钟鼎余韵，感悟铭文厚重的效果。

2.1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利簋、越王勾践剑为代表的先秦铭文器

作为一种长效的文字保存手段，铭文出现的时间非常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无信史可稽的遥远上古时代。《汉书·艺文志》录《黄帝铭》六篇，然有题却无辞[3]。东汉蔡邕《铭论》谓：“武王践阼，咨于太师，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铭十有八章”[7],[8]。可见铭文在古人心中也是相当古老的一种文体。

《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文明兴起后，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很快就变成了帝国贵胄祭祀与祈愿的专享品。商周时的铭文大多出现在鼎、簋、钟等祭器之上，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希望以不朽之金石铭文弘扬先祖功德，警戒后世子孙的思想。

出土于陕西临潼的利簋（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正是铭文礼器的代表。利簋，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身、方座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器内底铸铭文4行33字：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9]。利簋器型厚重，肃穆庄严，它的铭文更是记载了“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因而，利簋有着重要的艺术和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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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簋）

平王东迁后，周室衰微，社会混乱，礼崩乐坏，礼制文明难以为继，青铜礼器也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动荡的社会杀伐频繁，兵器在社会生活中占的比重愈来愈大，这可从出土的春秋战国兵器数目之多窥见一斑。

出土于湖北江陵的越王勾践剑（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便是饰有铭文的兵器精品。剑面铸有黑色菱形暗纹，剑格正面镶蓝色琉璃，背面镶绿松石花纹。剑身整体经过硫化处理，耐腐蚀性和强韧程度得到极大提高。此剑剑身刻有八字鸟篆“戉王鸠浅 自乍用鐱”，经考证，意即“越王勾践，自作用剑”[10]。该剑出土时仍寒光四射，锋利无比，反映了中国古代高超的铸剑技术，为古代兵器中的奇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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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剑）

2.2 矜功颂德，扬威四海——以封燕然山铭为代表的秦汉铭文石刻

以勒石记功为目的而书写的铭文被称为事功铭[3]。勒于石上的事功铭开始关注战功的描写，奋勇杀敌的宏大场面，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凝聚在厚重的山石铭文之中。

班固的《燕然山铭》是新近发现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功铭。范仲淹词云：“薄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可见封山勒石在古人心中有着独特的象征意义。此次在蒙古国境内发现的《燕然山铭》原刻描写了汉军征讨匈奴的壮观场面：“···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同，朱旗绛天···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锷。”经专家释读，刻石原文与流传至今的《后汉书》中所辑《燕然山铭》一字不差[11]，这样的鲜活历史依然铭刻在民族的记忆中。它们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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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然山铭）

2.3 遥寄相思，寄寓祝福——以龙凤纹铜镜为代表的汉代实用铭文器

到了汉代，由于生产力的大发展与社会需求的激增的双重影响，铜镜的生产与制作产生了质的飞跃。汉代所制的铜镜工艺精良，质地厚重，镜上多有铭文、图饰。就目前传世及出土的铜镜而言，汉代的铜镜铭文主要以表达相思、祝福为主[6]。

“长宜官 寿万年”龙凤纹铜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便是此类铜镜的代表。镜圆钮，圆形钮座，宽平缘。钮上下饰直铭“长宜官”、“寿万年”六字篆书。铭文两侧各饰一龙凤合体纹，龙头、凤头共有一身，外环十二内向连弧纹。龙凤合璧是商、周玉器常用图案，后来发展为“龙凤呈祥”吉祥图案，喻示美满姻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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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宜官 寿万年”龙凤纹铜镜）

参考文献

[1] 杨兴龙. 魏晋铭文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 2011.

[2] 商务印书馆辞书编纂中心. 古代汉语词典[M]. 商务印书馆, 2014.

[3] 禹翱. 南朝铭文研究[D]. 湖南大学, 2008.

[4] 连秀丽. 青铜礼器与礼乐制度的历史沿革[J]. 北方论丛, 2005(6):1-5.

[5] 苏辉. 战国兵器铭文的重要史料价值——以秦、三晋为中心[J]. 史学史研究, 2013(3):93-102.

[6] 田敏. 汉代铜镜铭文研究——以相思、吉语、规矩纹镜铭文为例[D]. 河北师范大学, 2012.

[7] 蔡邕. 蔡中郎集. [M]. 中华书局, 1965.

[8] 杨华.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下)[J].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31(2):122-130.

[9] 徐中舒. 西周利簋铭文笺释[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0(2):109-110.

[10]陈琦平. 名剑之王——越王勾践剑[J]. 轻兵器, 2005(11).

[11]郝文婷. 内蒙古大学考古确认东汉《燕然山铭》摩崖石刻“真身”[N]. 中国教育报,2017-08-17(002).

[12]网络资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藏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