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惠觉得没必要把日料店开在日本，就开到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就算门庭冷清也在所不辞；
绿觉得有必要去个远的地方散散心，就摊开地图随手一指，从日本坐10小时飞机到了芬兰；
正子在新闻里看到芬兰的“空气吉他”比赛，就想去看看，能发明这种奇怪比赛的地方到底长什么样。
《海鸥食堂》里的人，好像都在做出积极的决定，主宰自己的生活，这样会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她们天生率性，自由做着自己“想做的事”。
可她们分明都是些目的很模糊、不大严肃思考人生的人。
每个到芬兰的理由都几近无厘头，那当然不会是真的，那只是用来讲给别人听的理由。
在芬兰明亮的太阳和通透的天空的底色里，我几乎误把那几个人的横冲直撞当我行我素，想要从中获得治愈。
仔细琢磨，她们何尝不背负着无奈又伤感的隐情，只是面对陌生人的询问，拿俏皮话轻描淡写地敷衍过去了而已。就像一粒苦果包在一张颜色甜蜜的糖衣里，看得人嘴馋。她们过去的生活，电影里并没有着墨太多，但我们可以感受到她们在“逃离”一些什么，比如，某些不想做的事、或不想过的生活。
电影里正是这么说的：
正子环顾幸惠的小店，赞叹道：“真好啊，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幸惠的回答尽管俏皮，可惜却是事实：“没有，只是不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罢了。”
问题就在这里：“不做不想做的事情”和“做想做的事”，是一回事吗？到芬兰旅行、在芬兰开店就是她们想做的事情吗？
我想到卡夫卡的《动身》，他把这种情况写得足够生动：
在大门口，他拦住了我，问道：“主人，你骑马上哪儿去？”“我不知道。”我说，“我只想离开此地，只想离开此地。经常地离开此地，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我的目标。”“那么你知道你的目标？”他问。“是的，”我回答他，“我方才不是已经说了么：‘离开此地’。这就是我的目标。”
如果“离开”像使命一样重要，那么“离开”应该算消极逃避，还是算积极选择人生？
也许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每个人心里都盘算着一个“别处”，坚信那里肯定比“此处”要好。
诗人兰波在学校墙壁上写下“生活在别处”，米兰昆德拉把它种进了全世界人们的心里面，慢慢地人们曲解了“别处”的意义，以为逃课、从原来的家里搬出来、辞职、结束旧的恋情、到另一个城市去居住就能改变当下的一切不如意。
因为有太多人都目的模糊、懒得思考自己想要什么。
就算到的“别处”美如芬兰，也终归不会是命中注定的远方。
虽然那里的阳光、森林、风和海浪都平和得理直气壮，仿佛只要人待在那里就能拥有平静的基因一样，但幸惠、绿和正子在那里遇见的人和事马上证明：每个地方的孤独和悲伤都是一样的。她们所处的“别处”，不过是另一拨人的“此处”。
当然，如果她们去的是阿拉斯加、塔希提或其他什么地方，效果也一样。
我们很难知道“想做的事”是什么。花花世界，诱惑选择千千万，择一件事当梦想一样一直记挂着，太难。而且，它虽然很重要，但总归没那么紧急，所以走着走着难免就忘记了。
幸运的是，至少我们有避开“不想做的事”的本能和自由，而且这事相对简单，因为它们往往很紧迫，逼着我们当机立断，作出决策。而奇妙的是，我们的人生从由这些辗转腾挪中寻找到独一无二的方向。
然后要做的，就是怀着一颗谦卑的善心，跟着它往前走就是了。就像幸惠，每天早上买菜，白天开店，晚上做合气道，不急于求成，也不颓废沮丧，只慢慢地、认真地经营。
所有认真的事到最后都是好的。
因为绿和正子的帮忙，又因为和本地一些人的交集，幸惠的小食堂慢慢被本地食客接受，甚至满座。幸惠也从中收获了成就感、甚至人与人之间情感上的填补。
人生如是，也算是获得了一半的自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