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冷地写这个世界的苦难

“昨天，我的一个朋友被打死了。子弹击中头颅。他大概奔跑了十来米，想抓住自己的脑子……你能写这些吗？”被采访者用嘲弄的语气问阿列克谢耶维奇。他以为，她已经被吓坏了。

阿列克谢耶维奇还真把这个细节写进了《锌皮娃娃兵》，那是一本纪实文学，记录了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后，10年中所发生的一切——死亡、残暴、欺骗、苦难、精神失常，还有那些普通家庭失去亲人后的悲伤。书名带有强烈的反讽意味：侵入阿富汗的都是20岁左右的“娃娃兵”，他们带着梦想离开家乡，结果却被放进锌皮棺材中，又带了回来。

为了《锌皮娃娃兵》，阿列克谢耶维奇几次被告上法庭，她在努力捍卫着一个真相：战争就是杀人，士兵就是杀人工具。不是每个人都能面对这个真相，一个失去孩子的苏联母亲说：“我们不需要你的真实，我们有自己的真实。”

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是纪实文学，有一定道理，她写的都是采访来的东西，通过“剪刀加浆糊”，将别人的回答、日记、书信等拼贴在一起，她不抒情、不拔高，甚至不怎么交代背景，以维持绝对冰冷、绝对客观的外壳。此外，她的书中都没有主人公，她总是将几十个采访笔记打乱，并胡乱穿插在一起，读来犹如一团无序的碎片，因为与日常生活如此同构，所以显得特别真实。

在相当时期，“真实”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护身符，她小心翼翼地躲在后面，甚至很少在作品发表议论。这，或者也是一种应对环境的伎俩。

然而，仔细品味，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并非完全客观，其中隐含着很强的抒情味道——她所截取的，都是最有情感冲击力的细节，片段与片段也非随意拼接，而是充分考虑了阅读者的情绪起伏——一般情况下，她总是先随意扯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紧接着就是最惊悚、最恶心的内容；接下来，她会讲一个悲伤的情感故事，温馨却黑色；作为结局，她总能翻出一些当事人似是而非的感悟。

始而诱敌深入，继而强烈刺激，再则诉诸情感，最后留下苦涩的回味，这一套叙事把戏在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中，被大师们玩得炉火纯青，而阿列克谢耶维奇竟然在纪实的外包装下，复活了这一系列大招。

阿列克谢耶维奇最让人钦佩的地方，在于她的克制力。

阿列克谢耶维奇当然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却始终不肯站出来，她不动声色地引诱着读者，直到他们钻入圈套，并在情感反复受虐之后，最终自己“悟”出来。她像一个老练而冷静的猎手，随时准备击垮你的心理防线，让你泪流满面。

谁不知道战争是苦难的呢？谁不知道苦难两字的重量呢？但阿列克谢耶维奇永远能把苦难说得与众不同，以使你明白：它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真正的苦难是没有旁观者的，面对它时，我们无处可逃。

其实，又有多少虚构文学的作家，能像阿列克谢维奇这样，把苦难说得这样惊心动魄？

在《战争中没有女性》中，一个女兵回忆道：“我从前线回来时才21岁，已经是个白毛女了。我一只耳朵被震聋了。每当半夜里听到附近矿井开采爆破的声音，我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发疯地往外跑……”

这本书写了卫国战争中那些被忽略的女战士们，书中这样提到了她们所受的伤害，一个当年的女兵几十年后一直不敢进肉铺，不敢看肉，特别是鸡肉，因为鸡肉让她联想到人肉，每次战斗结束，它们散落在战场的各个角落。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克制力还体现在她的文字中，她很少写痛彻心扉，专写苦难的漫长回声，写苦难对心灵的扭曲，以及我们想忘掉苦难时，装出的那些从容。

在《最后的见证人》中，阿列克谢维奇写了100个人回忆童年时所见到的战争，她不怀好意地写道：“主人公不是政治家、不是士兵、不是哲学家，他们是儿童——不偏不倚的见证人。”可这些见证人告诉我们的又是什么？

“当我目睹了在他们机枪的扫射下，我的爷爷和奶奶中弹而死；他们用枪托猛击我妈妈的头部，她黑色的头发变成了红色，眼看着她死去时，我打死了这个德国人。因为我抢先开了枪，他的枪掉在了地上。不，我从来就不曾是个孩子。我不记得自己是个孩子……”

在《锌皮娃娃兵》中，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录了一个苏军士兵遗孀的心声：“我24岁当了寡妇。头几个月，任何男人来找我，我立刻就可以嫁给他。我疯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自救。”悲伤让她无法重建自己的生活，而当她以为终于可以平静时，局面突然逆转。“当我第一次从电视上听说阿富汗是我们的耻辱时，我把屏幕砸碎了。那天，我第二次埋葬了我的丈夫……”

不知道阿列克谢耶维奇是怎样采访到这些故事的，也不知道她因此遭遇过多少拒绝、恐吓和羞辱，她深入了受害者们的心灵，抓住他们稍纵即逝的瞬间精彩，她耐心地将这些编织进自己的抒情圈套中，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她绝不会为了圈套的完美，匆匆跳出来妆点一番，或者是因为她手中的猛料实在太多了，多到让她不屑于去“拔高”。

纪实文学的写作最考验作者的采访量与采访深度，许多历史名篇也存在着“采访不足注水凑”之弊，而阿列克谢耶维奇采取了一个巧妙的策略，她书中很少有大人物，这就减少了采访突破的难度，但对于小人物，她挖掘得异常深入，也许和当事人要聊上几天，但最终在书中可能只用了几句话，对于当下的中国作者来说，这恐怕难以想象。

在中国，纪实写作的地位始终没有虚构写作高，因为养不活人，绝大多数作者只能业余为之， 1977年到1999年，中国报告文学写作曾繁荣过20多年，但终于在偏见与市场的夹击下，日渐零落。

我们曾经以为，纪实文学是出不了大师的，因为它不永恒，既不能延续小说智慧，也无法承继丰厚的小说文化遗产，但，阿列克谢耶维奇却展现了另一种可能——即使是在我们曾经的报告文学繁荣时代，我们也很少注意到这种可能——纪实文学未必要指点江山，未必要汪洋恣肆，未必要“有用”于时代，它也可以回到人的层面，成为现代社会中爱、悲悯、真诚等等情怀的培育所，它是所有人的文字共和国，我们走入其中，收获了更丰富的共情能力，则纪实文学与经典文学又有什么分别？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注定都是没用的，所以本文开头提到的故事有一个搞笑的结尾：7年后，阿列克谢耶维奇又见到了曾经的采访对象，此时他已经是个大富翁，他对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你那些书有什么用？那些书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