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以 琳_
薛华的《前车可鉴》被誉为“警示当代危机的先知之声”，在今天世界性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战争和恐怖活动肆虐、资源紧缺的背景下读来更觉其先知之声的铿锵余音。
巨大的压力正影响着没有绝对、只求个人安宁富足的人。这些压力渐渐使现代人接受具有操纵力量的独裁政府。很不幸，许多这一类的压力现正紧逼着我们。
经济崩溃现代社会因未能找到解决通货膨胀而不造成经济衰退的办法，正受到经济崩溃的威胁。因通货膨胀而实行管制措施，由此带来经济衰退，到最后要放宽管制，结果加速了通胀。可是从政治方面来看，大部分人都受到“愈来愈富裕”的理想所左右时，是不容易甚至不可能面对经济衰退的危险的。于是，每一次经济衰退，都招致下一次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到了某一程度时，经济崩溃似乎无可避免。
我总不能忘记那件令人不安的类似事件：德国人在希特勒上台前，对魏玛共和政府失去信心，当经济崩溃到了某一程度时，人民就不再关心个人自由，转而愿意接受军法统治了。如果许多人都以个人安定和富足作为主要价值时，危险就大得多了。
战争或是严重的战争威胁——特别是扩张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华约”国家及“北约”国家之间的战争。库克1973年在《美国》一书里说得好：“现今‘华约’和‘北约’国家斗争最强烈的关键乃在美国文化的质素及持久力。”我只想补充一点：不单美国，一般西方国家也都包括在内。如果西方国家一切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自由都丧失了，还能与极权国家抗衡吗？很明显，这与第一点有关——西方国家经济崩溃的可能。
“华约”国家所施加的压力可来自几方面的任何一面，或者是几方面齐来。在军事上，东方强国以世界某处发生危机为借口，向军力较弱的西方国家施加压力；在经济上，使西方经济崩溃；在政治上，由旧路线的政党接管南欧国家。后者可能公开地联合苏联和他的军力突然来到，或者又会狡猾地渗透进来，表面上做的合理，直至危机出现或“摊牌”的时候，就会显出本来面目。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国家从未有过任何圣经的基础，不像北欧国家在“宗教改革”之后有圣经的基础。前者的自由是外来的，不是土生的。
在这乱世，战争特别是原子战争的威胁，会使那些只要求个人安定和富足的人，甘愿接受任何可以除去战争威胁的极权政府，尤其是当这种极权政体得到政权后，表面上还保留着立宪的形式（好像奥古斯都在古罗马所行的一样）。对这个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上帝存在、只相信自己存在、能以知觉看着日落和飞鸟的时代，原子弹是一种特殊的威胁。
舒特的小说《在沙滩上》写得很恰当。在这本书里，他假想原子弹落下了，无人生还的情景，在城市里，灯仍亮了好些时候，但却空无一人。不久之前，人还以为火星上有智慧的生命。有人说，当查理·卓别林听闻火星上没有智慧的生物时，便以哲学家的口吻严肃地说：“我是孤单的。”对那些以人类肉身生存为最终目标的思想家来说，原子弹会带来一股特殊的压力，迫使人们几乎要放弃一切，希望稍稍减低战争的威胁。
暴力的混乱——特别是无故的或政治的暴力和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主义。无论在个别国家或在世界上，政治恐怖的流行已成为这个时代的常见现象之一，无故的和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主义，更加骇人。此外，有迹象显示世界各地的恐怖组织，在某方面已建立起他们的力量。我们前面已提过，当人们面对恐怖威胁的时候，会宁愿放弃自由。
全球财富彻底再分配把全球财富重新分配，将带来两件事，第一，对那些抱着“愈来愈富裕”观念的人或国家来说，他们的丰裕和繁荣将遭受消灭。近代历史告诉我们，当国家和国民的经济增长受到威胁时，就很容易改变他们对别国和别人的原则。第二是世界将有一次权力的再分配。在财富与权力做螺旋式的下降时，一个有势力的专制政府可能很受欢迎，因为他们希望这样的政府会用某些方法减轻因繁荣和世界权力降低而造成的不良后果。
世界粮食及其它资源之逐渐短缺这方面愈来愈受关注是很正常的。基督教的精神在曾经流行过的国家不再存在，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不但自己国家内有改变，对别的国家的同情，也有改变。现在剩下来的不再是同情，而只是利用。过去的虽不怎么完全，但正来的却是毫不掩饰的实用主义，一步一步地把过去不完全的同情都取代了。粮食愈来愈短缺，很易造成一种压力，令人们愿意接纳认为可赖以解决这问题的极权主义。如果人的生活愈来愈没有保障时，贪婪——不惜以任何代价取得个人安定与富足为目的——也愈来愈严重。
如果这些压力真的继续增大，你以为或老或少的人，届时会不会以他们的安定与富足为代价，起来保卫自由和个人？那些没有宗教改革基础的国家，会首先向极权主义低头，现时亚洲和非洲国家已越来越多走上这条路，而以往常以现代人自居的西方人，不明白有序的自由不是一条神妙的公式，可以放诸四海皆准，他们反以为人类到1950年代的某个时候已进步到相当程度，民主可以由外面移植入任何地方。他们有意不理会有序的自由来自基督教，他们不明白，自由是不能与它的根源分开的。
如果这些外表的形式如民主，加在一个从未产生过有序的自由的世界观上，当压力增加时，人们便会受不了的。报章上的报道提醒我们，许多国家尤其是那些由外面输入民主，或是由上而下推行民主的国家，极权主义会渐渐得势。这样的国家不胜枚举。
日本最大的科技研究机构野村研究所所长德山次郎在《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中说：“西方的宗教建基于信仰一位永恒绝对的上帝，这样的一位上帝我们日本人是不会感受得到的，我们所相信的是，真理是按着时间形势而变化的。”德山深深了解，一个民族的世界观能决定他们的道德观念和社会模式。
再者，这些没有基督教作为民主基础的国家在国际组织中成为大多数时，我们如果以为他们的表现不会像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那样，就真愚不可及。他们甚至可以非法推翻某些组织的规章。这不单指联合国，更指其他类似的组织。我们可以预见在政治风暴中，这些大多数国家会专横无忌。
在受过宗教改革洗礼的国家里，个人自由亦非万能灵药。当基督教信仰基础被人淡忘时，自由亦随之在这些国家里解体。体制脱离了根源，很难会持续下去，不论哪一个政党当选，结果仍然会一样。当原则没有了，余下的只有务求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权术。
从前以基督教为基础的国家的领袖现在大都变成了“现代”人。幸而还有些许明显的例外，可是他们毕竟是属于例外。努力争取自主（即脱离上帝和祂在圣经的教训，以及祂借着基督给予我们的启示）这种思想风气同样影响政治领袖、大学教授和一般人。这些领袖大部分都以“合”来看问题，而不是以固定的标准和绝对标准来看，这点可从他们对内对外的政策中反映出来。
“合”的观点在铁幕两边都赢得人心：人民看不见绝对的固定的是非标准，无论内政或外政，无论处理公事或个人道德，是非混杂，尤以那些故意放弃基督教信仰基础而趋向以逻辑推理找结论的知识分子为甚，那些不经分析而接受这种思想的人也是这样。不计是非曲直、但求有效地达到目的的“实用主义”正大行其道；在外交和内政方面，不惜任何代价但求能够维持个人现时的安定和富足的保护主义，也极易为人所接受。西方思想日趋没落，绝对的原则已没有任何意义，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
还有一个令人遗憾的回忆，一定要在这里讲一讲，那是1938年9月30日英国首相张伯伦不惜以牺牲捷克及所招致的恶果为代价，与希特勒签署《慕尼黑协定》，妄想借此得保“我们这代之和平”。丘吉尔于《慕尼黑协定》签署后在下议院所说的话很有预言性：“人民应该明白，我们促成了一场未经战争的败仗，......人民应该知道我们经过了历史上的一个最可怕的里程，......而那些骇人的字眼，已一度责难西方民主政体：‘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还有，不要以为现在事情已经过去，现在才是开始算账的时候。这是第一口苦杯，以后还要不断的喝下去，除非彻底恢复道德和军事的力量，重新振作，和往时一样坚持自由之立场。”
很不幸，战争危机过后，再没有这样有先见之明的领袖提醒西方人：卫道之战已从另一方式败阵下来。战后，五万哥萨克人被强迫返回苏联，结果遭杀戮或监禁。在《古拉格外群岛》一书中，索尔仁尼琴问：“有什么军事或政治理由，促使数以万计的人惨遭毒手呢？”在另一部著作中，索尔仁尼琴说，有一百五十万不愿返回苏联的苏联公民，被威逼遣送遭杀害。伯特尔写的《最后秘密》一书中，讲一个负责监督哥萨克人移交手续的英国高级军官，有一次曾对伯特尔说：“我们对这些可怜的人无能为力，只从他们的命运得到一些教训。”
但过后的岁月，看不出这个教训为人所铭记。没有是非的基础，只有从何得来的概念、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不论在国内事务或外交上，只要目前得到安定和富足，就不惜牺牲一切。脆弱的人文主义理想在我们这一代或下一代都不足够。一旦经济进一步衰退，一旦失去个人安定和富足的恐惧增加，一旦战争或战争的威胁加剧，一旦暴力与恐怖主义扩散，一旦粮食或世界其他资源变得更短缺，这些情况都肯定会发生的。厄运完全加速临到那只求个人安定与富足的人，他们的美梦便会压得粉碎。
历史巨轮会不断运动，目前似乎只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实施高压管制，一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再一次肯定那能赋予人民自由而不致引起混乱的基础，那就是上帝在圣经中和透过耶稣基督的启示。
基督教价值并非一种超级的实用主义，只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圣经的信息是真理，基督教的价值在于人肯委身真理。基督教价值的内涵是，任何一件事物都不是非人格性的因素加上时间再加上机缘的结果，而是在其中有一位永恒而有位格的上帝，祂才是宇宙这“时空连续区”的创造者。不要忘记，现代科学的创始者是以这个信念为基础的。基督教的价值也在于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在上帝的启示下生活。这样才有道德、价值和意义，包括人的意义，而非统计学上的平均数字。基督教价值并不脱离理性，它能使一切知识和生命统一。选择这种价值其实即是个人以这种价值为基础，又进而影响大众。这样的基督徒无须占大多数，就足以对社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约在公元60年，一个懂得当时希腊及罗马思想的犹太基督徒，写了一封信给住在罗马的人。在此之前，他在雅典的马尔斯山上也曾向希腊的思想家讲过同样的话。他演说的地点是雅典思想界人士聚集讨论的地方，那里上面是山上城堡，下面是市集。这地方现在可见的一块碑，说明这个历史的遗迹，也让我们读到昔日他在那里用当时通用的希腊话所发表的演说。他在雅典演说时，常常被人干扰，但从他给罗马人的信里，我们今日仍可听到他昔日向思想界人士所说的话。
他说希腊和罗马的世界观加起来，亦不足以解答宇宙的产生和它的形态及人类的独特性等所引起的问题。他说人类该受审判，因为他们明知自己没有完满的答案可以解答宇宙和人类存在的问题，而那真正的答案，他们又拒绝，而且还施以压制。下面我引述的是他信中的一段话：“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那是与非人相反的人的独特性），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即宇宙的存在和它的形态），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1：18——20）
在这里他说，宇宙和它的形态以及人的独特性都同样说明圣经所说的真理，不过圣经说的较详细罢了。这样，上帝并不是缄默的存在，而是借着圣经及基督，向人显明。这就是以圣经为依归的宗教改革的基础。这个信息说明人可以因着基督的死回到上帝那里去。不单这样，随之而来的还有许多其他实在的好处，包括建筑在更合乎圣经的基督教上的文化与社会的自由和形态。由此所得的自由是极具力量的，而这种自由是圣经所讲的那一种，因此便不会带来混乱。这正是值得我们对将来寄予厚望的地方。人若不是得着这种自由，就只好受制于高压管制了。
人惯于根据自己的世界观行事，虽然人自己未必能察觉到。所以要紧的是要把握正确的世界观，然后根据这种世界观行事。正确的世界观能给予人类这世界的真谛。
以下文字主要是对当代人说的。第一，我们要谨记现代人文主义思想的标志是什么，这标志是二分法的采用：把对意义和价值的乐观从理性的范畴割离。这种分割一旦被接受，个人在非理性的范畴内的一切都是偶然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形态的标志就是这种“存在方法论”。
生活在当代，我们也切勿掉进自己那套存在方法论里。假如我们死抱着圣经中的价值体系、意义体系和宗教事物，却贬低圣经所肯定的宇宙观、历史观和具体的道德规范，那么我们就已掉进了存在方法论的窠臼里。又假如把圣经所说的宇宙观、历史观和道德绝对规范等放进以文化为出发点的领域时，也是施行着自己一套存在方法论。尤其在此支离破碎的年代，如果我们本身带上这一代的标志，便无法在这个历史时刻里负起时代呼声的任务。如果我们把圣经钉上存在方法论的烙印，我们在这时代和文化中便起不了“盐”的作用。我们带着存在方法论的标记，就没有真正的绝对来改善和审定文化、国家和社会。
本书和它的一辑专题纪录片的题目是“How Should We Then Live？”（编按：中译作《前车可鉴》），是采用旧约《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一至十一及十九节之经文。题目就在第十节：“我们怎能存活呢？”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那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
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恶人转离他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就必因此存活。
本书的写作，是盼望这世代的人能从罪中最大的罪——身为被造者，竟以创造者自居——回转过来，也盼望这世代能离开灭亡的道路，这样就必得以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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