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尊女卑，也可以说重男轻女，一直都是一个不可规避的社会问题，也是中国古代的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但并不是自古至今一直都是男尊女卑，事实上男女社会关系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一直都是男性作为主导权的 ，在个别历史时期，女性的地位甚至要高于男性。而现在的社会，女性的地位已经超过男性，虽然很多家庭依旧希望有一个男孩，但是女孩的社会地位反而增加了。
我们华夏民族的历史如果从类人猿直立行走，开始群居，形成部落社会开始算起的话。叫做古母系氏族社会，母亲受到尊敬和崇拜，人群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妇女在氏族公社中居于支配地位，实行母系继承制及男嫁女、从女居的婚姻居住制度。就好比安禄山曾经大放厥词，我辈胡人未开化，只知有母未知有父。【因顾问曰：“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禄山对云：“臣胡家，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人类从单一的采集、打猎转换为耕种、养殖模式，这个时期，父权的领导力得以确立，华夏民族也蜕变成了农耕文明。
农耕文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耕”与“战”，土地的耕种需要更加强大的劳动力，而土地作为一种资源，带也带不走，拿也拿不去，只能通过战争进行保护和夺取，男子以体力优势逐渐在主要生产部门占据重要地位，女子在生产与战争中退居次要地位，逐渐过渡到父系社会，开始实行父系继承制及从夫居的婚居住制度。总的来说，当男性创造社会财富大于女性时，男尊女卑意识乃因之而萌生。
及到先秦时期，宗法社会的形成，继承权更是归于男性，从而使得男性从属于宗族，女子从属于男子。及到孔圣人儒家思想的深入人心，“男女有别”的思想正式取得社会舆论认可，男子与女子所扮演的角色愈发泾渭分明起来。首先，东周时期形成的性别角色模式，“男耕女织”成为此后两千多年间中国社会性别角色的基本模式。自秦至清的两千余年间，男女、夫妇都是按照彼此“有别”的模式存在和相处的。男子性别角色的基本内涵，是在君臣、父子、兄弟和丈夫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出士大夫或匹夫、君子或小人、文人或粗人等活动于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众多社会角色。与此相应，女子的性别角色则是以女或妇为基本角色，持续活动于家庭生活的狭小圈子内，从事着生儿育女和取悦男子的工作，以及担任家庭副业的从业者，并以家庭生活中配角的角色定位出现。就取悦男子这一点来说，五代时期出现了女子“缠足”的风俗，到了宋末竟致“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南村缀耕录》卷十】。直到辛亥革命时期，此陋俗才被废除。说明即使在梳妆打扮和追求形体美方面，女子也不能自主，往往要随着男子对女色审美的观念变化而变化。于是乎，就忽而“环肥”，忽而“燕瘦”；忽而“长白”受宠，忽而“小蛮”得意，搞得女子疲于应付，不知所措。而在男女双方社会地位对等的情况下，男子一般都要比女子行更重的礼仪以视为大节。【郑注《少仪》曰：‘手拜至地，手至地如男子稽首，然则妇人敬之至，而手拜，正犹男子必敬之至，乃稽首也，其拜如舅姑，亦寸肃拜而已。】《左传·襄公十九年》记载“ 妇人无刑，虽有刑，不在朝市”，这时候的社会舆论导向已然将女子作为男子的附庸从属，在法律上看似优待女子的刑法其实已然不将女子作为个人存在。
到了东汉时期，中国第一个女历史学家，赫赫有名的班昭为维系家族顺应时代著《女诫》七篇更加明确、系统地归列女子的行为纲常，体现夫为妻纲的道理及三从四德，进一步固化女子的社会角色。此后该书流入社会，使男尊女卑观念具体化，广泛表现在观念形态及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确立了女性就是作为男性的从属地位、“四德”的“妇德、妇容、妇言、妇功”，成为了社会主流对女性的行为规范要求。其中明确提出，女性不应该追求自身能力的卓越，而要以恭顺男子，服从古代伦常秩序为第一要务。【夫有再娶之义，妇夫二适之父，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违也......故事夫如妻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
而男子在这种社会角色评判规范下，大可出将入相，金榜题名，大显身手一番，是有资格展现自身价值的。当然，历朝历代都有大把落魄的屌丝，可是男子毕竟还有各种机会和社会责任，就算当了落魄屌丝也能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匹夫有责”一番。这就无怪乎人们要说“有子万事足”了【苏轼《贺子由生第四孙》】。相比之下，女子却自始至终被彻底剥夺了这种权利，女子只能作为附庸在家老老实实相夫教子，三从四德，。她的角色活动范围一直被定位在家庭圈子内，（贱内，内子，堂客等等等）而不能超越。就是在闺门之内，女子也并非可以从心所欲，而同样是要受制于男子。还在先秦时期，就已有了关于女性角色的“三从”规定，它具体规定了女子从出生到出嫁再到丈夫去世等人生的各个阶段，都要服从于所限定的男子角色，始终不由自主。无怪乎唐人早就慨叹：“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白居易《太行路》】
在这种角色模式的安排下，一个男的就应该有几个老婆是被人们长期认可的合法婚姻形态，男人休妻也得到社会的宽容和许可，且有“七出”之条保障男子的休妻权。尽管有的时候人们也会自我安慰说：“弱女虽非男，慰情聊胜无”【陶渊明《和刘柴桑》】，或者偶然也有“不重生男重生女”【白居易《长恨歌》】的议论，但在大多数时候，生女都被认为是赔钱货。早在汉代，就流行有“盗不过五女门”的说法，因为许多人家往往因为教养遣嫁必致家贫，故盗不往，更何况你家还五个。传说可以在手心上跳舞，一阵风都能刮了去的皇后赵飞燕同志便是弃婴的一员。【孝成赵皇后，本长安宫人。初生时，父母不举，三日不死，乃收养之。】到了唐宋时期，法律更加明确规定女子的刑罚往往低于男子，定妻子犯罪，即使刑罚非连坐或族诛，丈夫也同样要受罚，甚至由丈夫代妻子受罚。但丈夫犯罪除非被判连坐或族诛，否则妻子不需受罚。《唐律》又规定婚姻的妄冒罪，其处罚女方比男方轻一等《唐律》：“诸为婚而女家妄冒者，徒一年。男家妄冒，加一等。未成者，依本约已成者，离之”。
而女性本身，也在这种无比强大的社会角色压力之下，由不自觉到自觉，由不自愿到自愿地进入到这种角色模式之中而不能自拔。
不仅如此，为了满足男子对其私有财产的有效继承和父系血统的纯洁，对女子贞节观念的要求更为苛刻。归有光《贞节论》说：“贞者，不二也；节者，自制也。”其中，贞是指没结婚时守身如玉；节是指守寡后不再嫁。古代说未出嫁的女子为黄花闺女，黄花又叫金针菜，就是贞女的谐音。说俗了，贞节要分婚前和婚后，古人似乎更看重婚后，尤其是丧夫以后的贞节，并以此作为主旋律来弘扬。这种观念在明清以前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女子虽然是从属，但是可以改嫁，而且很流行，在《后汉书•列女传》中记载，有个姑娘出嫁，19岁丈夫死了，父母让她再嫁，女儿坚决不从。父母把她骗回家里，强行抱上车送到新丈夫家。女儿当晚自缢身亡，还写遗书要求尸体葬回前夫家。此外，在贝尔加湖放了十九年羊的苏武回来知道自己老婆早已改嫁，汉代刘邦谋士陈平的老婆原先嫁过五次，汉武帝刘彻的母亲还没入宫之前就已然嫁做人妇，当然后来离婚了。后世算起，蔡文姬、卓文君、韩愈的女儿、范仲淹他妈、王安石他儿媳妇都是改嫁的。
到了满清入主中原之后，多尔衮开始反对一些前朝陋习，康熙皇帝尤其反对殉夫、缠足，你这么做非但不给钱表彰，还要撤地方官的职，雍正也是如此，不曾想收到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导致殉夫、缠足之风愈演愈烈。南方不少地方不认同清朝的统治，凡是朝廷拥护的都要反对，凡是朝廷反对的都要拥护。这才是明末清初时期，大量文人疯狂宣扬贞女节妇的原因。以至于后来连弓马上的满族妇女也开始缠足起来，清政府为了一时的社会风气需要，得到群众的认同，纷纷大树贞节牌坊，以至于，成为鼓励。正是在这种政府大肆褒奖、舆论竭力提倡的背景之下，清代的“贞节烈妇”达到一个高峰，仅在前期就已多达12000余人，为历朝历代之最。
《畏庐琐记》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家乡福建有位少妇死了丈夫，不想活了，就告诉所有的亲戚，要在某一天自杀。亲戚们都引以为荣，凑份子办事。等到了临自杀的前三天，像迎接神仙一样敲锣打鼓地用彩车迎接少妇。少妇穿着礼服，正襟危坐，看热闹的人塞满了街道，两边都排开了筵席。少妇手里还拿着一束鲜花，凡是没孩子的，找她要了花就能求子。等到三天热闹过后，“主办方”当街张灯结彩，搭好棚子，少妇跟亲戚们一一告别，末了登台上吊身亡、大家拍手称快，马上去立贞节牌坊。社会舆论变态至此可谓令人发指。冯梦龙《情史类略》中也有这样一个故事，古代有位寡妇，为了度过漫漫长夜，每天先把一百个铜钱撒到地上，逐一捡起来，累得喘气，倒在床上睡了。如此守节了六十多年，并把磨得光光的铜钱当做传家宝传下去。还有的寡妇为了忍耐寂寞，会不停地用手掌拍桌子，结果不慎拍到蜡烛签子上，把手掌都扎穿了，但还不让人知道。真是灭绝人性啊。《清史稿·列女传四》中记载有一天赵某有事外出，妻子王氏一人于房中午睡。但这一天，外面的微风吹开了门帘，房中的王氏睡醒后，误以为有人在门口偷窥，一天都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意欲轻生。晚上，王氏的婆婆和丈夫都极力地告知她，门帘是被风吹的，不是有人在门口，但王氏自幼接受女子的贞洁观教育，她认为自己不确定的事情，就有发生的可能。她认为自己一辈子都会去纠结是否被人偷窥过，那么，自己一生都会活在对贞节丢失的懊悔之中，还不如一死了结，于是，自缢而死。
有清一代，当时中国男女比例已严重失调，女比男大约在100:113~119之间，几个男人抢一个女人。很多贫穷的地方出现了租妻、典妻、代孕等现象。突然感觉现在什么社会上新鲜出租女友，代孕之类的好落伍，老祖宗百余年前就玩遍了。如果一个男人穷得不行了，就先把妻子租出去一段。租妻的人可以在期限未到之前转租出去，当个二房东。这种事极端败坏人伦，朝廷都是重罚的，可在偏远的地区却风行一时。如此失衡的时代，清代寡妇改嫁反倒又是稀松平常了。等时光到了太平天国时期，连年的战争使得大量流动人口死亡，男女更加失衡了。很多地方无妻可娶，居然专门组成了娶寡妇大军。那些寡妇人家，为了守节保护自己，居然也专门成立“清节堂”，用来集资“救助”贫穷寡妇人家，以保证其继续守节。这种清节堂官办的、民办的都有，大凡有钱人无不慷慨解囊，一次捐上几十一百的银子，仿佛是今天的慈善家捐款。娶寡妇和不让娶寡妇，一直成为民间两股势力的纷争。再有的是，如果已经订婚的男女因战乱失散另配他人，甚至就算沦落风尘，在破镜重圆之后，是不会被视为失节的。如果两对未婚夫妇各自失散后，男子各娶了对方的未婚妻，待相认后但也无妨，大家不计前嫌再换回来就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实在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相对于女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男子也有守节一说。在古典道德规范中，与女人贞节并称的，是文死谏武死战，是男人的忠烈。男人越是忠烈，女人的品格也就越高尚。问题的本质是一样的，只是对象不同。古人对男人也有贞节的要求，张载说过：夫妇之道，当其初昏未常约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妇只合一嫁。今妇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义然，夫岂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计之，养亲承家，祭祀继续，不可无也，故有再娶之理。【张子全书卷八】
那么为了与节妇相对，明末清初的散文大家魏禧创造了“义夫”这个概念，他自己也很好的贯彻这个理念，打死不做你满清的官。还有祁彪佳、刘宗周等等大批遗老遗少宁愿自杀以不愿意接受清朝统治，顾炎武的母亲从17岁开始守节，守了三十余年的寡，直到60岁江山易主后受不了双重打击绝食而死，都是古人贞节的典范。这一观念一直延续到了革命时期，乃至抗日时期，成了众多仁人志士的精神追求。就是，越是受到敌人的迫害而坚韧不拔，越是能受到后世的歌颂赞扬。比如南宋文天祥被俘之后誓死不从、陆秀夫抱着幼帝毅然投海；明代士大夫中，左光斗、杨继盛惨遭魏忠贤迫害时宁死不屈的表现，无一例外地被同时代的人写入文章青史留名。
以上。
2018年7月14日 多伦多 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