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搬家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新家过年。
我家原本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察北管理区沙沟镇的一个“大”村子里。说它大，是因为我们村子是周围几个村子里最大的一个，户籍人口有300多户，1000多人。
而2017年6月，我家从村子里搬到了30里外的镇上。在讲我这次返乡过年的见闻前，我想先讲讲家乡的过往。
“山上是有神的”
我们村子名叫脑包底村，很怪的一个名。以前在学校要填一些表格，填到家庭住址的时候，经常有同学看到后拿这个名字打趣儿。据说是因为我们村子后边的一个小山叫“脑包山”，而整个村子坐落在山底下，所以村子就叫“脑包底村”。
而这个脑包山，有我的很多童年回忆。小的时候，经常和同村的孩子跑到这个山上玩，我们称之为“后山”。夏天站在山顶上，凉风吹着，天上大片的白云给山坡罩上了一块一块的影子，看着山坡下那些种着不同作物的，颜色各异的一块块整齐田地，我常常在心里说：“真好！像油画一样”，事实上我并未见过油画，可那时候在我这样的孩子眼里，那些课本上出现过的油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颜色饱满，透出满满的生命力。
山顶上有一个石头垒成的“小山尖”，大概有一人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垒的，只知道我母亲小的时候，它就已经在了，关于这个石头“山尖”，还有个有趣的小故事：大概10年前，村子到庄稼地里的一条路很难走，下雨后泥泞崎岖，很不方便。村子里号召每家每户拉一车石头去铺路，路西边一个姓郝的男子为了方便，开着拖拉机直接把“后山”顶上的石头拉走铺路了，结果几天后，男子脸上肿了一个大包，化脓了疼痛难忍，去医院也没治好。最后去找了周边村里懂“阴阳”的人算了一下，称是因为动了山顶上的石头，惹恼了山神。那男子便把石头又重新拉到山顶垒好，还蒸了馍馍带到山上去供奉，最后脸上的包渐渐消了，留下一个小小的疤。
母亲对这样的事情深信不疑，以前常告诫我上山玩儿的时候，不要动上边的石头，“山上是有神的”，母亲严肃地对我说，我心里虽然并不相信，可也觉得好玩儿，到了山顶上也从不破坏那些石头。要是没了这“山尖”，上山的时候什么也看不到，光秃秃的没个爬山的目标，对于我这样的小孩儿来说，肯定是无趣的。后来等我越长大，越不喜欢母亲那些怪力乱神的话，“xx七月十五的时候没去上坟，结果半夜肚子疼的差点要了命”，“XX的算命阴阳先生算的就是准……”。在学校待了多年后，我尤其讨厌那种算命通灵的人，觉得那完全就是骗人、演戏。可是如今我却对这些东西有了更宽容的心态，在村子越来越消散的大趋势下，我开始觉得乡村的这些传说、故事，是属于乡村的魅力的一部分，那些故事往往玄而又玄，却处处透着一股朴实直接的气息，它包含着乡村对善恶美丑、规矩原则的理解。
“全靠这几头牛”
我的家乡有长久的畜牧业传统。
清初的时候，就为官牧地和王公大臣马厂地。解放后1949年，成立了察北畜牧试验场，1952年和察哈尔省立双爱堂农场合并，组建了国营牧场，隶属于中央农业部，称为察北牧场。2003年的时候，察北牧场改制为察北管理区，辖一镇、一乡、18个行政村56个自然村。
据父亲讲，50年代前苏联帮助建设了马厩场，还带来了苏联的马和羊。1982年，沙沟公社改为了沙沟乡，村子里的大队也都开始“单干”了，父亲和爷爷奶奶3口人分的了20亩地，一匹小马驹和2头苏联羊。苏联羊毛长价贵，当时一户人家除了种地，一年就指望着剪羊毛来卖钱，够一年的家用。后来羊毛不值钱了，苏联羊也和前苏联一样，退出了历史舞台，家乡的村子都开始养小尾寒羊，一种绵羊和新疆细毛羊杂交的品种，繁殖力强，主要不靠羊毛，靠卖作肉羊来赚钱。
90年代，村子里人家陆陆续续有人养牛挤奶，卖到察北牧场上的奶粉厂。2000年的时候，家里养着羊，政府推行退耕还林，养羊破坏村子周边草地，不再让放牧。家里便把羊全部卖掉，近100头羊，卖了约一万八千块钱，父亲拿着钱去镇子上，花了一万五千块钱，买了两头怀着孕的“荷斯坦”黑白花奶牛，从而奠定了家里供哥哥和我上大学的基础。两头牛后来变成了六七头牛，去村子里“奶站”挤奶，最后统一卖到镇上蒙牛、伊利等企业。官方资料称：“察北管理区是河北北方最大的奶源基地和张家口市鲜奶加工核心基地，乳业收入占全区总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0%以上。”母亲以前时常骄傲地说，全靠这几头牛，才能供家里两个孩子上大学。家里人对牛是有感情的，我之前的旧手机不用了，父亲拿上用后，特地让我把手机屏幕换成家里牛的照片。
前年，镇上的乳制品企业都不再收村子里散户的牛奶了，要把村子的奶牛收购后，统一到“养牛小区”里喂养、挤奶，由企业自己控制。村民们陆陆续续都把家里的牛出手了，去年村子里说要拆迁，每户人家按房子面积、质量（土房或砖房）来算，政府给相应的补偿款，让村民都搬到镇子上去。结果有几户人家不同意，拆迁搁置了下来，后来又听说区里政府没钱了，拆迁便没了希望。没了奶牛的生计，村子里也有一半的田地承包给了外边的公司，用作种菜和太阳能发电板铺设，有三分之二的村民全都外出了，搬到了镇上打工。2017年6月，父母在镇上做公务员的哥哥劝说下，也搬到了镇上，准备专心从事父亲年轻时的手艺：榨油。用当地产的亚胡麻籽榨的油，是家乡人们最主要的食用油。父母在附近的村子里花6万块钱买了三间小房子，在院子里又盖了间房，把榨油机器都搬了过来，就这样，我们家搬到了镇子上。
“人们说，网络就是人家马云搞的”
父亲有两个手机，一个是不明牌子的翻盖山寨机，用来打电话；另一个是我不用的旧华为手机，用来上微信。搬到镇子上后，新家通了网络，于是父亲和母亲都可以用智能手机上网了。
旧的手机不好用了，过年回家，我用刚刚实习的工资，从京东上给父亲买了一个新的手机。镇上有一个京东代理点，第二天，手机就送到了。
父亲和母亲讨论起一个什么微信名字好。母亲的微信昵称是“善心”，我看了一下她的手机，发现村子里乡亲的微信名字大多都是这样，及其朴实而直接：“幸福一生”、“知足常乐”、“珍惜人生”……父亲最终敲定了名字：“我相中「诚信」了，咱们现在榨油做生意，需要的就是诚信。”
母亲去年搬家后也开始使用微信，加入了一些老乡群、同学群之类的，因为有了微信群里的联系，还促成了一次初中老同学的聚会。回来后，母亲言语间也流露出，对那些走出村子去打工、没有种地养牛的人的羡慕，“同样的年纪，人家看起来像是比我们年轻十几岁”。
对于我的父亲、母亲，和周围的父辈乡亲来说，所谓“网络生活”就等于“微信”+“全民K歌”+“快手”。
用微信来和朋友亲戚聊天，不论是私聊或在群里聊天，绝大部分人都是发语音或者视频聊天，很少有发文字的，当然过年复制的拜年文字除外。虽然村子里的乡亲们大都上过小学，约一半人上到初中，但当时农村教育水平非常低，加上说方言的影响，几乎所有人都不懂汉语拼音。几十年的种地劳作，也很少写字，所以现在他们在微信上聊天都很少发文字。但母亲还是对那些常发文字消息的人心存敬意，认为他们更有文化和素质。
而“全民K歌”是一款听歌、翻唱歌曲的APP，母亲经常在上边听认识的人翻唱的歌曲，无论是否唱在调上，在方言乡音的影响下，翻唱的普通话歌曲都像是变成了陕北民歌。很多年轻些的亲戚也越来越多地用“快手”看视频、录视频，这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他们所喜欢的娱乐体验。
至于淘宝网购，虽然父亲在和亲戚吃饭喝酒时会聊到马云，“你说人家马云钱有多少？微信里说就算他给13亿中国人每人一个亿，他还是首富！现在微信视频、网上买东西多方便，人家就是行！”父亲是矛盾的，嘴上这么说，可他又对网购有着自己的怀疑，并不支持我过年从网上买鞋，坚持让我去镇上鞋店里买，他觉得网上看不见摸不着，没法试穿，终究是很难买到合适的。我问父亲是怎么知道马云的，他说在手机里看到过，“人们说，网络就是人家马云搞的”。
对于父亲而言，“微信”、“淘宝”、“京东”和“马云”都是一体的。他从不用淘宝，不会网购，却能把马云挂在嘴边；不知道马化腾，但每天使用微信。从这个角度而言，很难讲，到底是马云赢了，还是马化腾赢了。在父亲这里，马云和马化腾竟然像是达成了某种和解。
换了新手机后，我帮父亲取关了几十个微信公众号。
全部都是标题党、发骇人听闻的视频、图文消息，或是打色情擦边球类的。在网络上，父亲失去了判断力，只要是公众号文章里写着“请关注……”等等的诱导文字，父亲都会点关注。农村人对文字和知识的尊敬，让父亲面对网络上铺天盖地的信息无法判断真伪，只要微信上写的，他几乎全都相信。各种流传的名人去世的假新闻让父亲上了好几回当，后来他也不再怎么相信了，有时候吃饭也会和亲戚吐槽：“微信里全是谣言！”
过年父亲收到很多拜年祝福的链接，点进去是很多大红大绿的祝福文字，配着喜庆的音乐。有好几天他都是这样点开看好久，父亲特别喜欢看微信里各种的“震惊新闻”、搞怪视频，他像一个孩子一样，对这些东西充满了好奇并且不加批判的接受。有时候我甚至很生气，觉得十分低俗，让他不要再随便看微信上的公众号链接了。可是回过头一想，我并没有什么资格去批评我的父亲，本质上这和年轻人在B站上看视频、在微博上看热搜没什么区别，无法区分高下和雅俗，用动漫、电影人物当微信头像的，就真的能嘲笑用艳丽鲜花作头像的人群吗？
我不知道网络，对于父亲来说，算是好事还是坏事。
父亲欢乐地成为了微信的忠诚用户，可他始终是困惑的，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免费看了一篇公众号文章，骗子反而可以盈利；他不明白为什么微信上“报道”的新闻会是假的；他更想不通那个“脸瘦瘦的，头扁扁的”马云是怎么赚到那么多钱的。这一切和他所熟知的种地收粮食、养牛挤牛奶、将胡麻籽榨成金黄的油卖给人们吃是那么的不一样，父亲想跟上这个时代，因为就连他喜欢的央视节目《星光大道》的主持人，也在电视上不停说着“微博、微信客户端”。
腊月二十九晚上，我坐在炕上看电视，父亲和母亲坐在分别坐在我两边，低着头专心看着手机。
“钱场子上，眨眼就是鬼”
大年三十上午，我五舅的儿子明明哥到了我家来。顺便给我父亲带了瓶“茅台酒”，明明哥说这酒说是售价559，用手机微信扫一下瓶子上的条形码就知道真假，父亲扫了一下果然显示价格是559元。我凑过去看，不由得笑了，酒瓶侧身有两个小字“伴台”，后边的生产地址也是“伴台镇”。
对于父亲他们来说，酒的真假也许并不重要，因为即使在我告诉他这并非正宗的茅台后，父亲也并不在意。
重要的是“茅台酒”的意味，父亲在和亲戚们聊天谈笑，喝着这平常在电视里才会看到的“领袖”喝的酒，用手机扫一下那“神奇”的条形码，这种体验，像是让父亲和电视里的人们更近了一些，和这个小孩子都能娴熟玩手机的时代更近了一些。
不过，这是我的猜想，也许我想错了。
晚上，四舅和我另外一个舅舅来我家吃饭。这个舅舅是生下来就从我姥爷姥姥家“送出去”，被别人家抱养的。以前农村生孩子多，又穷，养不起后送出去给别家抱养的情况很多，长大后往往还会和血缘的家庭亲戚相认，互相往来。我的父亲就是被送出去的，爷爷奶奶家有两个女儿，没有男丁就抱养了父亲。父亲结婚后，和血缘家庭的兄弟姐妹们相认，来往至今，父亲血缘家庭的大哥比他大将近30岁，大哥的大女儿比父亲都要大3岁，但她平常也都是管我的父亲叫五爹。
也许在现代社会这会有法律争议，但在乡村抱养孩子是一种现实选择，两个家庭间有点像是共同抚养这个孩子，一个生，一个养，孩子长大后和两个家庭间都会保持亲戚关系，当然和哪一方更亲，要具体看大家相处来往的情况。
其实四舅和这个舅舅是准备和明明哥相约去“耍钱儿”的。
一番商议后，大家决定不去麻将馆，就在自己家几个人玩一会儿，输赢也都是自家人，图个乐儿。明明哥去麻将馆借了麻将，几个人玩起了“推点子”：1个庄家，3个玩家，每人两张麻将牌来比点数大小，其余的人可以在不同的玩家那里下注。所以往往这种耍钱的地方，牌桌边都围了很多下注的人或单纯的看热闹的人。
赌博向来都是农村的“传统”。
冬天农闲，村子里人们会聚在某个人家中，打麻将或是“押宝”、“推点子”，而这个人家一般都是村里的小卖铺，人们玩饿了可以买东西吃，即使不是，也会渐渐卖些吃食，而最后赢了钱的人，会给这家相应的“份子”，大约是赢的钱的百分之十。人们都说，“耍来耍去，最后钱都给了开场子的人了”。每个乡村，都藏了一个微型简陋的拉斯维加斯。
大多数人都玩的赌注很小，作为冬天农闲的娱乐。但有的人玩的玩的就陷了进去，时常输赢几万起，把“耍钱儿”当成了营生，甚至催生出了放高利贷的。“大耍钱的”甚至现场会带着pos机，逼对方刷卡还钱。有的放高利贷的就在赌场里，看谁输红了眼就趁机把钱放出去，向高利贷借钱的话是借1万，对方只给你9千，但7天内还钱要还1万，7天后利息每天涨300块钱。明明哥曾经亲眼看见放高利贷的人，开车把欠债的人逼停，揪出来左右开弓扇人巴掌。
母亲以前和我说：“钱场子上，眨眼就是鬼”。意思是，赌博里常有人瞅住机会，眨眼间就耍了诈。所谓“孤人不耍钱”，一个人不要去不熟的地方赌博。以前有别的村的人来村子里耍钱，往往会被玩家联合出千，比如互相换牌，即使被后边的人看到了，也因为是同村的人不会吱声。
年前镇上的麻将馆遭遇了一次抓赌。赌资全被搜走，40多个人都被公安局拘留了，开麻将馆的人家则负责把这些人一一都“赎”出来。有一个女人却逃脱了，“那个女人可鬼的了，个子不高高，抓赌的来了，一下子钻床底下了。等人都走了，自己又爬出来，人家也算是职业赌徒了。”明明哥笑着说，他以前常看见那个女人一只手抱着小孩儿，一只手打着麻将。
母亲和舅舅们在“推点子”。抱养出去的那个舅舅的儿子也来了，他在北京一家游戏开发公司做程序员。我的公务员亲哥哥，趁机把我叫过去和这个堂哥一块聊天，试图让他告诉我在北京工作的辛苦，以便进一步劝说我考家乡的公务员。
我“嗯嗯哈哈”地应付着，不多会儿，快到0点了，舅舅们要赶回家响炮了，牌局散了，清点了一下，基本输赢情况都在300块钱以内。送走了亲戚后，父亲在院子里响了根炮，我们关掉了没人看的电视，在炕上铺开了被褥，开始睡觉。
“你说鬼节重要不重要？”
大年初一，外边炮声不断，也没怎么睡好，早上5点父母就把我叫醒了，准备起来“接神”。
父亲拿出准备的“柴火”，一把干草，准备“烧旺火”。这是我们这里遗留下来的习俗，过年在院子里烧旺火，然后放炮，就是“接财神”。
父亲在旁边点炮，干草也烧了起来，村子外边的炮声不断，我虽然对放炮不感兴趣，也觉得天上的烟花很漂亮。没想到干草烧了一半竟然灭了，母亲认为重新用打火机点燃火是不吉利的，自己蹲在地上用嘴吹气想让火重新点完，努力了很久还是失败了。
最后父亲还是用了打火机，柴草又烧了起来，母亲让我过来在火前烤烤手，说会给新的一年带来好运，她还把自己的红腰带解了下来，在火前烤了一下。
“接完神”后，母亲进屋开始准备上坟的东西：蒸好的馍馍、饺子、酒、花生瓜子、纸钱和香。早上7点多，镇上村子的大喇叭开始广播，提醒上坟的人们带好烧纸的桶，防止火灾发生。
随后，哥哥开车来接父亲和我，回脑包底村给我的爷爷奶奶上坟。
按照家乡的习俗，女人是不可以去上坟的，即使家里没有男丁，也得由女婿去上坟。在回村的小路上，碰见好多汽车，都是去上坟的。村子里很多人都搬到了镇上，但大年初一早上，回去给去世的长辈上坟，是必不可少的，只不过从前是骑摩托车多，现在是坐汽车多。
在路上，哥哥和我感叹：“你说鬼节重要不重要？一年4个鬼节，甚的节日一年能过4回？”
传统的三大鬼节：清明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十月初一寒衣节，再加上我们这里给“鬼”也过年，所以就成了4个鬼节。
半个小时后，汽车就到了村子边，我远远看到了村子里熟悉的信号塔、发电风车，而在村子南边原本的田地里装满了太阳能发电板。爷爷奶奶的坟在村西边的山坡上，我们的车并未进村，直接从小路开向了坟地。几十年的时光变化，让爷爷奶奶的坟“矮”了太多，旁边太爷爷太奶奶的坟已经看不出来是个坟了，都快要和地面水平了。
不远处有一个坟头倒还是很完好，那是我三舅家的儿子、我的堂哥的坟。大概十年前堂哥脑袋里长了胶质瘤，在准备推进手术室的那个早上，医生们紧急开会讨论，认为手术风险大、即使成功了肿瘤几年后还会长出来，不建议进行手术了。堂哥于是被送回了老家，5年后在家里去世。三舅母年轻时就患上了小脑萎缩，行动不便整天坐在炕上，三舅照顾她至今已经有30年了，而最近几年，三舅的大女儿也遗传了她母亲的病，说话走路也开始不利索了。三舅被疾病包围了大半辈子，他一天书都没念过，却是村子里人人都佩服的人，人们都说电视台就应该来采访报道：“摊上一家病人，谁能任劳任怨坚持30年呢？”
老来丧子，母亲说在堂哥去世的前几天，三舅去村子小卖部把里边的每种吃食、罐头香肠之类的全买了一种。在乡村，对一个人好，最直接最朴实的方式就是“吃”，可是堂哥那时已然吃不下什么东西了。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人未必想的是多停留，更可能是早解脱。我还记得三舅问父亲，堂哥大概还有几天，父亲觉得差不多3天，三舅感叹：“还有3天呢？”他心里撑不住这种煎熬了。堂哥去世的那天，母亲和四舅去看他，母亲不让我去，她怕人死的情景会吓到我。四舅回来后和我讲，堂哥当时已经神志不清醒了，说不出话了。他捧着堂哥的脸说：“不是不救你，是实在没办法，你在场，医生也说了没法子”。四舅说他看见堂哥的眼角流出了泪。
“你们得记着这个路，以后我们也都埋在这儿，上坟得认得路”，父亲打断了我的神游。然后把上坟祭祀的东西都拿了出来摆好，给爷爷点了两根烟插在了坟前，把纸钱放在铁桶里点燃。我想拍几张照片，可是这美国的手机终究抵不过家乡塞外的寒风，拿出来拍了两张照片就关机歇菜了。
烧完纸钱后，我们回到了车上。哥哥突然想起来忘记磕头了，拉着我又下了车，我们兄弟两个在爷爷奶奶、太爷爷太奶奶的坟前跪下各磕了4个头，我起身抬头，看见坟前山坡上的发电风车立的是那么挺拔。鬼节过后，只有这些沉默高大的风车陪着村子里逝去的人们。
“人啊，就是命”
正月初六，我和四舅坐着明明哥的车回到了北京。
四舅要回去上班，明明哥回去接他的儿子鹏鹏。鹏鹏上三年级，不想回乡下就在北京他的爷爷，即我的五舅家过年了。
五舅在北京一个小区做清洁工，打扫里边的卫生清理垃圾，住在小区楼房的地下室里。里边住的都是附近的清洁工人，去年北京冬天的那把火后，地下室都搬空了，现在物业只允许五舅一家在下边住，也给他们在顶楼安排了一个小房间，等过些时间天气暖了就搬上去，四舅在附近另一栋楼的地下室里住，其他情况都和五舅一样。
五舅家的女儿在北京上职高，春节期间在附近的游乐园兼职。
“游乐园？那不是净骗人们钱！打个娃娃（玩偶），套个圈圈，要让咱们看，有甚玩头？”五舅是母亲口中的“火汉子”，一贯地耿直朴实，能吃苦能干活，吃肉都不吃煮的烂的，爱吃筋头巴脑有嚼劲儿的。
“过年连个人都没有，地下室里天天就这4个人”，五舅笑着和我说。春节期间，清洁工也不放假，四舅是找到了人替班才回的老家。“有人替班我也不想回，我嫌回去麻烦了，在这儿天天干完活，往家里一躺就行了”。
五舅母在厨房做饭，鹏鹏在一旁逗猫，四舅和他说：“好好学习吧，我们小时候没怎么念过书，出来跟你爷爷打工也是捡垃圾。”五舅母回头笑着说：“他爷爷骂他：偢（傻）兮兮的不好好学习。你们猜他说甚？你灵（聪明）？你灵还捡垃圾呢？”，大家都笑了。
下午两点半，五舅又出去干活了。“这是我今年冬天穿的第4个棉袄了，穿完我就扔了”，他拿起了旁边的棉衣说，“那捡的东西还有完？人们买的酒不喝就扔了，他娘的不喝给我呀，扔了干甚！”
五舅母的女儿上了两年职高，吃饭时四舅谈到这个话题，“我和他们说，不听，我看她这书念得白花钱”。五舅母问我，今年毕业了给分配工作吗？自从我上大学后，每年回家这都是亲戚们的一个永恒问题。在得到“不分配，现在大学都是自己找工作”的回答后，他们往往表现的，像是比我面临毕业找工作的感觉还要迷茫。家乡的父辈们是崇敬教育的，如果孩子愿意他们都会努力供子女上大学，可我又常常觉得，他们对于教育是迷茫的、甚至现在是怀疑的，他们不懂大学到底在教什么，我的父亲以前甚至都不理解为什么我上了大学，寒暑假竟然没有作业。
饭后四舅带我看了一下物业给他分配的顶楼的房间，然后带我去了他们住了十几年的地下室里的家。
四舅今年62岁，年轻的时候好耍钱，在村子欠了很多债，种地的钱都不够还信用社贷款的利息。于是90年代初的时候，和同村的人去了山西大同煤矿里干活，挖的煤赚的钱东家分6成，自己剩下4成。每年回家过年还一次债，大概7年后，债都还清了。后来还变成了小包工头，他觉得要开始挣钱了，结果紧接着黑煤矿都被查封了。
四舅有一个儿子小军，一个女儿小芳。小军遗传了舅母家那边的病，基因不良，肌肉无力。这病传男不传女，渐渐下肢走不动路，拄拐直至瘫痪。“我有5个连襟，有3个生儿子的全都是这种病，小军大姨家的儿子30多岁就拄上拐了，现在蹲下都站不起来”。小军哥八九岁的时候就显现出这种症状，跑步跑不过同村的孩子，小河渠跳不过去。十六岁的时候去北京301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基因遗传病，没法治，病情会缓慢持续发展。“等两三天拿一个化验结果、等一个礼拜拿一个……一共四个化验结果出来后，人家说你们快回去吧，我说这就治不了了吗？医生说你们回去千万别乱花钱，尤其是你们农村老百姓爱信什么偏方鬼神，不要花那些冤枉钱，先天基因的问题，治不了”。之后医院给开了诊断证明，小军哥办理了二级残疾证，民政局每月给发60块钱。
为了给儿子挣些以后生活的钱，煤矿查封后，1999年四舅从山西直接去了北京，在首钢工作的大舅的介绍下也进了里边工作，最早在首钢工厂里铁路段，每月挣400块钱。后来调去了石景山南站，负责接听电话、首钢的出货进货。2010年首钢搬迁，石景山地区全部停产后，四舅到了首钢物业，在首钢的职工居民小区做起了绿化清洁的工作，每月3000块钱，住进了居民楼的地下室。
小军哥很早也和四舅到了北京，做保安，直到前几年身体渐渐不行，辞去了工作。去年冬天北京严查地下室后，小军哥回到了老家，过年的时候我见到了他，走路已然很慢，坐着往起站也需要酝酿一下。过几天四舅妈也要回北京和四舅一起工作，小军哥就在老家自己生活，低保加上残疾补助，每月领400块钱左右。
四舅这次过年回家待了一个星期，回去拿了工资6000块钱，又从养老存的钱里边抽了1000。“一共7000块钱，回去可干了个精光。给了小军2500，小芳3000，剩下都发了压岁钱。小芳孩子闹点病，多给她点，以后咱也不吃她的”。四舅女儿小芳生了二胎，孩子刚两岁就查出了先天性糖尿病，需要每天打胰岛素，控制血糖。
“放心，共产党饿不死咱”，四舅说，小芳两口子今年也参加了低保，每人每月380块钱，不多但也能贴补一下孩子花费。四舅他们参加的农村养老保险，60岁后每人每年可以领近2000块钱，低保加上村里每年卖地的收入，也有3000块钱左右。家里人都劝他不要在北京干活了，“干到多会儿算个头？”哥哥也曾在镇子上政府楼里，帮他找了一个端茶送水擦桌子的工作，可他并不愿意，“你别看四舅打了一辈子工，可我不爱伺候人”。
“像你小军哥就是这样了，结局也已经定了。我岁数一年比一年大了，钱也够养老了，头疼脑热难免，要是得了大病了有多少钱也没用。以前我一提起你小军哥就跟人哭，没能给他成家，现在我不哭了，人啊，就是命”。
3月份，首钢物业就把清洁工、保安等人员管理全部移交给新的公司了，四舅说如果待遇变差了，他就不做了，回老家养老生活，毕竟大半辈子都去外地给别人打工，该回家了。
当晚，我离开了四舅家，舅舅家就像是家乡的延伸，在回学校的出租车上，我又重新开始说起了普通话。
少年时，我很不喜欢我的家乡，我觉得乡村落后而愚昧。
如今我却想和它对话，我想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也许未来某一天我会和家乡和解，只是不知道那时候，它还在不在。
鹏鹏、小军、小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