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锹上的战胜国

1918年11月11日，持续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时北洋政府治下的中国因为是协约国的一员，扬眉吐气地成为了战胜国之一，而这一战胜国地位的取得在绝大程度上则依赖于华人劳工团的贡献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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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劳工团，英语全称Chinese Labour Corps（CLC），也称中国劳工军团，虽然名为军团，但这些一战期间欧洲西线战场上为协约国军队服务的中国劳工没有武装，其主要任务为挖掘战壕、搬运弹药辎重、掩埋尸体、修路架桥等危险工作。据统计，先后到达欧洲的华人劳工总计有14万以上，其中受英军支配的有9.6万人，受法军支配的有3.7万人，另有近1万人归属美国远征军指挥。华人劳工团的主要战场在西线，即法国和比利时之间的马恩河、索姆河至弗兰德斯一线，一战中牺牲的绝大多数的华人劳工即长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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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前两年中，西线的拉锯战使得交战双方兵力损失巨大，协约国方的英国和法国深感人力资源紧张，便把补充人力的眼光放到了远东。法国最开始计划在安南（即越南）招募大批劳工，但安南人不能适应欧洲寒冷的气候，法国人随即将这一计划转向了中国的直隶，而在威海卫建有基地的英国人则看上了山东人。

英法在华招募劳工的计划和北洋政府“以工代兵”的战略不谋而合。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当时的北洋政府提供了一个积极开展外交、一扫百年积弱的机会，“以工代兵”即通过派出华工，代替直接派出军队来积极参与协约国战事，以实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较为平等的地位，夺回因不平等条约所失去的部分主权。

1916年5月，法国通过天津惠民公司开始招募华工，8月，英国也开始在威海卫开始招募工作。征召的华工经过体检合格后订立合同，每人得到一个统一编号，打印在铜牌上，卷戴在手腕上，该铜牌只有在合同期满回国后才能打开。华工的工资分两部分，一部分在欧洲由本人领取，另一部分发给国内亲属。华工在经过简单军事训练后，即登上英法商船，开赴欧洲战场。

像沙丁鱼一般拥挤在船舱里的华工们首先遭遇的是两个月的海上漂泊，晕船、狭小空间、有限的饮食成为对他们的第一道考验。此外，敌军的攻击更为致命。1917年2月，运送华工的法国“亚瑟”号在地中海被敌军鱼雷击中，543名华工葬身海底。

顺利到达欧洲战场的华工，面临的是更为危险的工作。挖战壕是华工们的主要工作之一，而挖战壕的地点往往已经在敌军射程之内，华工们实际上处于前线的前线。首次出现在战争中的飞机也给华工带来了很大伤亡，没有见识过这一武器的很多华工跑出战壕观看，结果遭敌机轰炸和扫射而丧生。

比利时Poperinge的华工纪念碑，纪念1917年11月15日遭敌机空袭丧生的13名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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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战争以外，恶劣的生存环境也使得不少华工患病以及得不到适当治疗而死亡。作为战地劳工，华工们得到的给养比普通士兵更少，甚至有连续几天没有食物全靠野菜度日的时候。另外隶属于英军的华工们由于语言不通和文化差异，也时常受到英军军官和士兵的歧视和虐待。对此，华工们只有忍耐和叹息，依靠求生的信念顽强地生存下去。

至1918年一战结束，据不完全统计，14万华工中约有4千人死于欧洲战场。这些牺牲的华工大多和普通士兵一样埋身于虞美人盛开的弗兰德斯战场，少数华工得以安葬于士兵墓园之中。在比利时小镇Poperinge的Lijssenthoek军人墓地，一共有1万1千名左右的一战士兵墓碑，其中就有不少华工长眠于此。华人劳工的墓碑格式基本统一，上方是题字，中间是姓名和籍贯，下方是华人劳工团编号以及死亡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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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这块墓碑，碑题“流芳百世”，墓碑主人名叫马光胜，山东长清县人，华人劳工团编号为66971，卒于1919年4月19日。华工墓碑的题字，除了“流放百世”以外，常见的还有“勇往直前”，“虽死犹生”，“鞠躬尽瘁”等。从籍贯上来看，大多数华工来自于山东和直隶。绝大多数死难华工都留有姓名，但也有如下这样的无名墓碑。

战争结束后，大多数华工被遣返回国，只有少数人留在了法国，成为法国华裔移民的先驱。1988年11月，巴黎市中心里昂车站附近的毛里斯德尼街口广场的建筑物上镶建了华工纪念牌，在上面用中文和法文刻着：“公元1916至1918年，十四万华工曾在法国参与盟军抗战工作，有近万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抗战胜利后，其中三千人从此定居法国，并在巴黎市里昂车站附近形成了第一个华人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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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30日，法国最后一位“一战华工”辞世，享年103岁。

文/Athlon_BE
2014.11.11